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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文學革命至少發端于1917年，同年以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為標志，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大幕，這比1919年五四運動的發生要早。但事實同樣是，新文學是以五四來命名的，這么多年來，我們都是用五四新文學來稱呼、概括1917年開始的文學革命的。這就衍生出了一系列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為什么用五四來命名新文學呢？這種命名方式對新文學的發展究竟意味著什么呢？五四是窄化了新文學的范圍，還是豐富了新文學的內涵？是限制了新文學的意蘊，還是提升了新文學的境界？

為何以五四命名新文學？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從五四話語到左翼話語，這不僅是文學自身的發展邏輯，同時更是時代社會、政治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五四運動，發展至1920年代的革命文學運動，再到延安文藝運動，在新中國文藝的發展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文學發展構成一種交互滲透甚至深度融合、不可分割的關系。歷史表明，這是從五四一直到今天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基本生態。

1917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兩篇文章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開啟了新文學的進程。因此，在文學史的講述中，一般認為新文學的正式發生要早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本身沒有問題。但1919年的“五四”成了新文學的命名，一直到今天，文學史都用五四新文學來命名從1917年開始的新文學。那么，用五四來概括新文學是不是把新文學政治化、革命化了，是不是窄化了新文學、新文化的內涵？我們認為，用五四命名新文學、新文化，不僅沒有限制、窄化其內涵，反而恰恰提升了新文學的高度，拓展了新文學的邊界，豐富了新文學的內蘊。事實上，正是社會革命在五四之后的轉變才讓新文學和新文化有了本質的提升和飛躍，用五四來命名新文學，其根本意義在于使新文學的價值超越了文學本身。

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不僅是一場單純的政治變革，它更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具有根本轉折意義的革命、一場中國社會全面徹底的變革。五四運動以“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與“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重新確定了國家的發展方向和民族獨立的訴求。五四運動以各階級廣泛的參與促成了近代以來全民族的一次覺醒，并進而擴展為一次大規模、廣泛而深刻的思想革新。在這場歷史性的五四運動中，中國革命進入了新階段，新的社會革命理論深入傳播，中國共產黨作為新的社會革命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五四運動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水嶺，它醞釀著中國社會全面、徹底的革命與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

全面變革的五四時代，為新文學培養了新青年，拓展和深化了新文學的創作內容。五四新文學誕生在中國文化生態巨變的革命時刻，新文學之新，絕不僅僅在于語言文字的革新，更在于思想意識、理想抱負的革新。五四發出了時代青年之聲，朱自清曾在《論青年》中說過：“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抬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地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斗爭，跟社會斗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的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朱自清文萃》，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版）作為五四新文學影響下的新青年，毛澤東也在1919年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見于文學方面，由貴族的文學，古典的文學，死形的文學，變為平民的文學，現代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毛澤東新聞作品集》，新華出版社2014年版）胡適在《五四運動紀念》一文中，討論五四學生運動對新文學的影響時認為：“因為這一運動，學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處學生皆有組織，各個組織皆有一種出版物，申述他們的意見……這許多報紙，皆用白話文章發表意見，把數年前的新文學運動，無形推廣許多。從前我們提倡新文學運動，各處皆有反對。到了此時，全國學生界，亦顧不到這些反對，姑且用它一用再講。”（《我的歧路——胡適自述》，萬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

五四運動作為一場政治革命，還為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嶄新的內容。五四運動之后，書寫、反映、批判中國社會現實的問題小說大量出現，文學革命與中國社會的現實與問題發生了緊密聯系，19歲的冰心、俞平伯，21歲的廬隱、汪敬熙，22歲的王統照、羅家倫，25歲的葉圣陶……這些青年學生將愛情問題、婚姻問題、道德倫理、民主權力的問題都變成文學的內容，社會與革命成為新文學主題。

以五四命名新文學，賦予了文學超越文學本身的使命，從本質上提升了新文學的內涵與境界。以文學的力量倒逼社會的變革，文學被賦予了知識和價值重整的地位，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實現社會革命的期待。五四新文學要推翻傳統文學的格局和體制，命名和賦予文學新的內涵，更要從根本上建立新的知識話語體系和秩序，文學革命具有了社會革命的價值追求。1916年，李大釗在《晨鐘報》創刊時說:“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后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的創刊號上發表毛澤東的文章，他指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對社會思想狀態的重視，使得當時一大批知識分子思考文藝對社會思想的變革作用。正是因為舊文學是與舊道德、舊政治、舊思想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文學在五四之后，與社會新思想、新政治、新文化生態已經完全緊密相連。比如，陳獨秀開始反思新文化運動時，也正是他為創建一個新的政黨的準備時期。而作為文學革命主陣地的《新青年》雜志，從創刊到終刊，共出專號7期，這些專號包括“易卜生號”“人口問題號”“勞動節紀念號”“共產國際號”“國民革命號”“列寧號”“世界革命號”。清晰可見的是，這些集中討論和關注的專號已經完全超出文學的范疇，而是立足于中國革命的訴求，立足于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

以五四之名開啟20世紀中國文化基本格局和追求，就是以超出文學范疇的意義賦予新文學“現代”的價值。五四新文學蘊含著對既有生存現狀的反思，追求建立一個更加理想的個人與社會，形成了批判社會與批判自我的五四傳統。五四充實而且深化了新文學的內涵，從五四文學到左翼文學，正是新文學一直以來擁有的革命話語從醞釀到凸顯的過程。

文學左轉的歷史慣性

憂患民族命運與擔當時代責任是五四新文學的本質和底色，當新文學冠以五四之名，新文學的左轉方向就已經確定。隨著階級壓迫的惡化與民族危機的加深，1927年前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應運而生，左翼文學自然地成為新文學的主流方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工作重心，也成為時代和歷史的必然選擇。“左”意味著革命，用更加深刻的思想意識和更加高級的政治形態進行革新。文學“向左轉”意味著文學要更加自覺地承擔起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責任，要更加明確地書寫、展現革命的現實。

革命話語從五四到左翼的提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選擇，左翼話語的革命性早已蘊含在五四的思想追求中。革命文學不是取代了文學革命，而是本身就醞釀在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整體要求下。因此，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不單是文學自身的發展，而是文學與革命的雙重變革。

隨著國內外矛盾進一步激化，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湖南農民運動、北伐戰爭的進行，追求個性解放、個人獨立的啟蒙話語已經逐漸被追求大眾解放、民族獨立所替代。五四新文學關注文體解放、文體變革、婦女解放、家庭批判，而左翼文學關注的是民族生存的現實壓力、民族獨立的歷史使命。社會真實地發生了變化，社會解放、階級解放已經成為歷史的訴求。因而，五四文學不可回避地與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建立起使命同構的關系。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發展，是革命話語逐漸顯現的過程，是現代知識分子自覺選擇和有意實踐的過程。早在1921年，在《評論之評論》《文學旬刊》上就已經有關于“革命的文學”的討論。鄭振鐸在《文學與革命》中指出：“當今日一般青年沉悶時代，最需要的是產出幾位革命的文學家，激刺他們底感情，激刺大眾底冷心，使其發狂，浮動，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國，能夠擔當改造的大任，能夠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會運動家，而是革命的文學家。”1923年之后，文學與革命的關系、作家與革命的關系、革命文學與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關系等問題得到了文藝界廣泛的討論和關注。沈澤民、蔣光慈、茅盾、郭沫若等先后發表了《文學與革命的文學》《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論無產階級藝術》和《革命文學》等多篇文章討論無產階級文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現代作家本身都是共產黨人，他們的創作觀念、思想立場時刻與1920年代中國社會的快速變化發生共振和響應。新文學的革命性不斷外化，在走向革命文學的過程中反映了五四新文學自身的張力和擔當。

中國共產黨在推動五四話語向左翼話語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領軍作用。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將“宣傳”與“工人組織”“工人學校”“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等并列，作為黨的最基礎的工作之一。1921年之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就將《新青年》作為自己的機關刊物，在1923年提出“革命文學”之后，同年6月將其收編為自己的正式理論機關刊物。1923年，圍繞著上海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形成了以瞿秋白、毛澤東、鄧中夏、李求實等人為主的作者隊伍。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推出了《對于宣傳工作之決議案》，對宣傳工作作出了部署。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做出了《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的決議，要將馬克思主義滲透到新劇團體中。1929年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報告要求組織正規宣傳隊，進一步擴大政治影響和爭取廣大群眾。在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不僅進行了順應現實所需的政治革命，還不斷完善和加強文藝工作。我們看到左翼話語是全面的，不僅有文學的形式，還包括了左翼文化界直接參與的政治活動，如集會、游行、演講、聲明、宣言等。

五四話語前所未有地意識到人的價值與作用，左翼話語則是進一步意識到人民的作用、大眾的作用。1920年代開始的文學左轉是社會革命新時期文學態度和傾向的選擇，是特定時空下五四新文學的本質展現。1927年之后，許多新文學作家走向左翼文學，五四新文學及其作家對社會責任使命的毅然承擔，是文學自覺與革命自覺的雙重體悟，在此后中國文學的創作之中，這種基因源源不斷地得到了展示和體現。

文學與革命的交互滲透

從五四到左翼，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文學與革命的關系。革命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最大的政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運用了新文學，新文學也依憑著社會特殊的需要，獲得了空前的地位，這是20世紀中國特殊的國情，也是文學發展的特殊情態，與其說這是一個非文學性的問題，不如說這是一個文學的本質問題。我們思考五四新文學的核心意義，很大程度上要跳出文學，要從更加開闊與深刻的啟蒙與革命的關系、思想與政治的關系中來把握文學的特質。

革命是文學不可回避的時代內容和思想資源。五四新文學的發軔來自于中國社會物質革命、政治革命失敗后的轉向。曾經是五四運動骨干的傅斯年在《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說：“物質的革命失敗了，政治的革命失敗了，現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從晚清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到五四時期的胡適、陳獨秀等人，再到19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文學改良、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都不是用文學自身的規律能夠解釋清楚的。從五四到左翼，走過了一個特殊的1920年代，這是中國政治革命與文學革命互相促進的關鍵時期，是文學革命在社會革命下轉型的特殊時期，左翼話語最終回應和承擔了五四新文學肇端的歷史動因。

革命是文學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改造催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思想促進文學的更新。應該說中國自古就沒有純文學，從來沒有離開社會發展的文學和離開社會變革的文學。文學的確表現了每個作家的審美趣味和獨立思想，但同時更是歷史演變、社會變革影響下的結果。大部分的新文學作家是把文學作為思想觀念表達的渠道,本身帶有主觀追求和一定的意識形態。新文學作家也從未徹底完成對純文學性的堅守。即便王國維把“境界論”作為衡量文學審美價值的標尺，其目的還在于挑戰傳統的儒家詩教觀念。純文學觀在現代中國的興起，其動機在于對抗、取代文學的詩教使命。早期現代知識分子在追求純文學性時，就已經出自于非純文學性的目的。因此，即便像魯迅也曾說過文學是余裕的產物，但在《吶喊·自序》中也認為文學不是一種普通的職業，而是可以用于改造民族的靈魂。文學是審美的，但絕不純粹是審美的，文學蘊含的思想賦予了文學更高的追求，賦予了現代作家強烈的社會意識和深切的文化情懷。

文學與革命的互滲關系，是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生態。文學與革命的互滲，并非簡單地指文學產生的環境背景與創作內容，也并非革命對文學產生了現實的要求，而在于文學具有革命的本質。從五四開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走過了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國社會現代化也歷經了百年的征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建設更是實現了百年的發展。文學、社會、政治革命始終交互滲透、同步發展，共同形成了20世紀的中國經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不僅僅是五四文學到左翼文學的階段性概括，而是近現代以來整個中國文學和中國社會革命互滲、互動的一個根本關系。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歷史關頭，我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這種關系。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