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理想在潮頭 : 給青年編輯》

作者：陳昕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02月

ISBN：9787208168336

定價：59.00元

汪道涵：終生難忘的智者

如果說起對讀書生活的熱愛、對出版工作的熟悉，汪道涵同志是最讓我敬佩的黨的高級干部。

我初次認識道涵同志，是在1985年。當時他剛從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任上退下來，擔任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那時我在學林出版社工作，擔任大型叢書“上海經濟區工業概貌”的責任編輯，因為這個機緣，認識了道涵同志。從1984年到1988年，在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兩任主任王林、汪道涵同志的領導下，規劃辦公室組織力量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情況進行了長達數年之久的大規模調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由此前后出版了三十多種有關上海經濟區工業情況的大型資料工具書。這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關于區域經濟狀況分析的最大一套叢書，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融合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叢書的編輯出版過程中，道涵同志對區域經濟發展精深而全面的講解，每每令我們折服。

道涵同志在上海市委書記、市長任上時，就非常重視出版工作。1982年，根據他的指示和安排，成立了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專門從事科技、經濟、管理方面圖書的翻譯出版工作，出了不少好書，為上海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后來改名為“上海遠東出版社”，現在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一員。

1986年，在道涵同志的關心下，上海恢復了三聯書店。他指示上海三聯書店要抓住上海作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特點，以出版經濟管理類讀物為核心，辦出自己的特色。正是出于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定位的要求，組織上派我到上海三聯書店先后擔任副總編輯、總編輯。我們在上海三聯書店落實道涵同志的指示，組織出版了“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道涵同志對這套書非常關心，當我們聽取他的意見時，他也總是給出非常中肯的建議，并把其中的不少著作推薦給有關部門領導，以此來擴大這套叢書的影響，發揮叢書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后，“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在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許多圖書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國外有學者評價說，它對新時期中國的經濟理論建設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軌。這樣的成績與道涵同志的指導是分不開的。這套書的作者遍布全國各地，他們出于對道涵同志的仰慕，到了上海，總是提出想見見道涵同志，匯報下研究工作，談談想法。道涵同志也總是盡量抽出時間來接待，和他們進行良好的溝通。這批作者中的大多數現在都成了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如林毅夫、樊綱、易綱、海聞、貝多廣、張志超、張維迎、蔡昉、史正富、潘振民等。

1991年5月，根據組織的安排，我到香港工作，先后擔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總編輯。臨行前，我去道涵同志處話別。當時香港正進入后過渡期，道涵同志勉勵我，到了香港，要充分發揮出版工作者的作用，從文化建設方面，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多做貢獻。我們按照道涵同志的指示，積極開展工作，團結了一批香港著名學者，策劃了“走向1997的香港經濟叢書”“國際瞭望叢書”和“現代政治透視叢書”等頗有影響的圖書，很受香港同胞的歡迎。我每次從香港回到上海出差或者探親，都要到道涵同志那里去，跟他談香港的情況，特別是香港出版業的情況。道涵同志總是根據我們的匯報，給出很好的意見。

1993年7月我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和道涵同志的接觸更多了。我們在平時的出版工作中，經常征求他的意見；遇到了難題，更是要向他請教。其間有幾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1995年，我們出版了一本書，事后發現，其中有些內容有所偏差。我們馬上向道涵同志征求處理的意見，道涵同志以他豐富的政治經驗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建議我們馬上采取措施，追回這本書，消除不良影響。由于他的建議，我們在處理這件事上比較果斷、及時，避免了工作上的被動。我們還經常在編輯出版重大選題時聽取道涵同志的意見，例如在編輯《中國人民解放軍70年圖集》時，曾特意把道涵同志請來審稿。道涵同志對黨史、國史、軍史都非常熟悉，許多照片，他一看到就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他花了半天的時間對書稿進行仔細的審閱，對書的結構、編排方式、收錄的照片等，都提出許多中肯的建議。審閱書稿以后，他覺得這樣重要的一本書，一定會對發揚軍隊的光榮傳統、促進軍隊的現代化建設起到推動作用，于是欣然同意出面請江澤民同志為這本書題詞。他認為，江澤民同志作為軍隊的最高統帥，在建軍七十周年之際為一部重要的軍史圖書題詞，是非常有意義的。在道涵同志的建議下，江澤民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70年圖集》題詞：“弘揚光榮傳統，為建設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軍隊而努力。”這本書后來獲得了“五個一工程獎”。1999年我們編輯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圖集》時，道涵同志也親自聽取我們的匯報，幫助我們論證、審稿，這對提高書稿的質量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辭海》《漢語大詞典》《英漢大詞典》是上海承擔的三大國家重點文化工程，也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重要品牌。道涵同志對這三大文化工程極為重視，關心備至。在我的記憶里，《辭海》每次開主編會議，只要有空，他都會參加，并發表意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修訂《辭海》的經驗，形象地概括為對內“吃四方”，對外“草船借箭”。“吃四方”是指把全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出來；“草船借箭”是指借鑒國外詞典編纂好的內容和做法。這的確是詞典編纂的經驗之談。對于《漢語大詞典》的編纂工作，他曾經說過：“你們有困難找我，我是你們的后勤部長。”巢峰同志告訴我，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成立時，兩手空空，一無經費，二無辦公用房，是在道涵同志的關心下才解決了這兩個困難的。當時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看中了南京軍區空軍醫院在新華路200號的花園住宅，希望市政府幫助協調解決。是道涵同志聯系南京軍區首長征得同意后，由市政府撥款買下這幢房子，又動遷了住在其內的二十余戶居民，才使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有了安身立命之所。道涵同志十分關心《英漢大詞典》的編纂修訂工作，經常向我們了解情況。他十分清楚英漢雙語編纂人才難得，一再提醒我們要努力建立一支英漢工具書的編纂隊伍。他還親自出馬幫助解決這方面的難題。《英漢大詞典》主編陸谷孫的博士生于海江是這部大詞典的主要編纂人員，同時還是位現役軍人。2000年前后，于海江畢業后必須返回軍隊院校工作。為了留住這個人才，陸先生求助于道涵同志。道涵同志聽完情況匯報后立即致信總參謀部熊光楷副總參謀長，請他幫助解決于海江同志轉業問題。

為了讓中國的讀者具有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在道涵同志的指導下，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退下來的老領導、內地和香港的著名學者組建了東方編譯所，組織翻譯國外重要的社會科學著作，道涵同志親自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1993年我從香港回滬工作后，道涵同志要我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并負責“東方編譯所譯叢”出版事宜。“東方編譯所譯叢”收錄了當代國際政治等領域最前沿、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其中相當多的圖書，都是道涵同志親自推薦的。我們也會每年報給他一個準備出版的書目，他每次都仔細審閱，提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許多書出版之后，他也會推薦給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閱讀。

1999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成立以后，經道涵同志提議、市委領導同意，東方編譯所正式并入集團，道涵同志與集團的關系因而更加密切。我們召開的學術研討會，他只要有空，就過來參加。這些研討會涉及的領域很廣，包括國際政治、黨的建設、國際共運、兩岸關系、香港問題等，他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一起，就這些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展開探討，聽取大家的意見。

推動海峽兩岸出版界的交流是道涵同志十分重視的一項工作。凡是臺灣出版界人士前來拜訪，道涵同志總是讓我陪同接待，商談滬臺合作出版事宜。他還親自安排我赴臺訪問交流。1998年秋天，經道涵同志聯系，臺灣中國時報報業集團董事長余紀忠先生邀請我們一行三人訪臺一周。在臺期間，我們與臺灣學術界、出版界開展了廣泛的交流，達成了多項合作意向。我在臺北做的“大陸出版業發展階段和前景”的演講吸引了臺灣出版界幾乎所有知名人士參加，臺灣的主要媒體也對這次交流活動做了詳細的報道。

道涵同志非常關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發展，并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機遇。2002年8月，當時美國高盛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后來的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到上海訪問，尋求在中國擴大業務，拜會了道涵同志。道涵同志就向他建議，可以先與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合作，在推進上海金融現代化方面開展一些工作。鮑爾森非常重視道涵同志的建議，當即與我們商定，2003年4月兩家合作在上海舉辦一次大型的國際金融研討會。因為“非典”的原因，這個研討會取消了，但2003年9月，高盛公司還是派出“華爾街女股神”艾比·科恩等高層管理人員到上海來，參加我們兩家舉辦的高峰論壇，發表演講。道涵同志就是這樣，一有機會，就想方設法為我們提供合作的機會、發展的機會。他先后介紹臺灣地區、香港地區乃至歐洲的許多大企業家和其他知名人士到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來，為雙方的合作架起橋梁。

道涵同志對出版的關心，來自他對圖書的熱愛。熟悉道涵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對圖書的熱愛，真是到了癡迷的程度。在我的印象中，道涵同志身體比較好的時候，一個星期總要逛兩三次書店。讓人感動的是，他每次去書店，都是以普通讀者的身份，站在書架旁翻書。我記得有一次，因為身體不適，道涵同志竟然昏倒在書店里。他這種以讀書為第一需求的精神，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出版人肅然起敬。許多老營業員、老讀者對他都非常熟悉，見了就和他打招呼，說：“老市長又來看書了！”他也很親切地與大家交談，和大家討論哪些新書有意義、哪些版本有價值等。道涵同志也是通過這種方式，與群眾廣泛聯系，體察民情，了解信息。

在我的出版生涯中，陪道涵同志逛書店有很多次了。1992年，道涵同志因為兩岸關系問題到香港。盡管公務十分繁忙，他還是讓秘書打電話給我，說想到香港三聯書店來看書。后來在香港三聯書店中環門市部里，道涵同志待了一個下午，和我們一起翻書看書，討論香港的經濟問題，指示我們在這方面多做些研究、多出些好書。

道涵同志博覽群書、中西貫通，他尤其對當代國際政治有精深的見解，對這方面的著作十分熟悉。在工作中，經常會有國際友人贈書給他，他每年都會把一些重要的書派人送給我們，讓我們看一看是否有出版價值。像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就是經過道涵同志的推薦，我們安排翻譯出版的。現在回想起來，道涵同志這些年來總共向我們推薦了一百多種圖書。其中相當一部分，我們經過仔細的研究，覺得有重要的出版價值，就組織專家學者認真翻譯，奉獻給廣大的讀者。

2001年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訪華，經過我們的安排，道涵同志會見了他。當時正值北約轟炸南聯盟之后，哈貝馬斯秉持“人權高于主權”的觀點，對北約這一行為是表示支持的。道涵同志同他展開了討論，從歷史和現實的高度，從學術和政治的角度，委婉而又堅決地指出，《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首要原則就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并由此引申出不干涉別國內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原則為基礎的整個現代國際法體系。只有在國際社會共同認定為“大規模粗暴侵犯人權的行為”時，國際社會才可以授權聯合國進行干預，而且這種干預還必須依照國際法規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來進行。北約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對一個主權國家悍然使用武力，并導致1 800多名平民喪生，是難以容忍的。聽了道涵同志的闡述，哈貝馬斯也不得不表示尊重。這件事情，既展現了道涵同志的學養，也充分地表現出他堅定的原則性。

道涵同志自己有精深的學養，他對從事出版工作特別是出版管理工作的同志，也有較高的要求。有一件事情，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是2003年，道涵同志有一次向我了解中國出版業的狀況，詢問到各地出版人隊伍的狀況，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的狀況。當聽到各地出版戰線的“一把手”有不少是黨政干部從其他崗位上轉崗而來時，他非常感慨。他說，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從事出版管理的同志都是行家里手，像國家出版總署的胡愈之同志、徐伯昕同志等，像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的羅竹風同志、宋原放同志等，都是有幾十年經驗的一流的出版家。他覺得從事出版管理的“一把手”，應該更多地從出版界內部產生。讓黨內的內行人來管理專業性、政治性比較強的部門，是我們黨多年來在文化領域的成功經驗，應該堅持。他說，如果以后有機會，要把這個意見向黨和國家的領導同志認真地反映一下。

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汪道涵同志是我終生難忘的智者。他對圖書那么熱愛，對出版那么熟悉，對出版的規律認識得那么深刻，對出版在國家文化建設中的作用那么重視，都讓我受益匪淺。回想起來，他的音容笑貌，時常在我眼前浮現。“水長思澤惠，山高憶德風”，他對于我個人的幫助，對于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幫助，令我永遠不會忘記。

編輯的精神：從生活書店談起

1932年7月韜奮先生在上海創辦生活書店，好似一支火把，引領無數的青年走上救亡圖存、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1948年10月根據黨的指示，生活書店與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合并，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繼續進行革命出版工作，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從1987年6月至1993年7月，我有幸先后在上海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擔任副總編輯、總編輯，是生活書店和后來的三聯書店的傳統和精神使我逐漸地成熟起來。我一直以自己是個“三聯人”而感到驕傲。

生活書店的傳統和精神對于今天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87年我剛到上海三聯書店工作時，首先看到的是1986年國家出版局關于同意成立三聯書店上海分店的文件。我至今還記得其中有這樣一句話：編審委員會的主持人要選派熟知三聯書店傳統精神、有影響的適當人員。希望北京的三聯書店和上海分店發揚三聯書店的優良傳統和特色，在改革、創新中向讀者提供高質量的優秀讀物。

那么，什么是生活書店的傳統和精神呢？1944年韜奮先生在病榻上寫的《患難余生記》中總結了生活書店精神的八種表現，即：堅定、虛心、公正、負責、刻苦、耐勞、服務精神和同志愛。就我自己在三聯書店的工作經歷而言，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追求進步。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許多著名的出版機構均為民族文化的建設做出過重要的貢獻，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等，當然也包括生活書店。但是，從追求進步這一點而言，沒有能超過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的。生活書店從事的不是一般的出版工作，它通過圖書、雜志的出版發行，團結進步的作家，向廣大讀者傳播抗日救國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影響千百萬知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的理想，走上革命和進步的道路。只要革命的工作需要，進步的事業需要，生活書店就將之作為自己的職責。1944年，沈鈞儒先生在《鄒韜奮先生事略》一文中寫到：韜奮和生活書店“永遠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面對著現實，有知識便求，有阻礙便解決，有黑暗便揭發，只問人民大眾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益”。這就是韜奮的精神，也是生活書店孜孜以求的企業的核心價值。正是這種對進步的追求，使得生活書店和后來的三聯書店的同志敢于在任何情況下，都置自身利益于不顧，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出版物；正是這種對進步的追求，使得生活書店和后來的三聯書店的同志在各種關鍵的時刻，都能站在光明的一面，擔當起歷史的重任。

生活書店追求進步的傳統和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出版人。1991年5月我去香港三聯書店工作。此時香港正進入后過渡期，面臨著在政治上由英國管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由殖民專制統治向民主政制的過渡，在經濟上由新興工業化經濟向成熟的發達經濟的過渡。1991年起英國政府先后在經濟與政治兩個方面對兩個過渡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尤其是單方面對香港跨越“九七”的政制發展做出安排。香港的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遇到了巨大的挑戰。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是生活書店追求進步的傳統和精神促使我們先后策劃編輯了“走向1997的香港經濟”與“現代政治透視”兩套叢書，對香港兩個過渡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系統而詳盡的闡述，使香港居民全面了解基本法和中國政府一系列安排對于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從而對實現香港的平穩過渡和順利交接盡了力。

二是竭誠服務。“竭誠為讀者服務”是生活書店的宗旨，“服務精神是生活書店的奠基石”。這一點，徐伯昕先生表達得很清楚：“服務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主要內容之一，我們是以服務起家，把讀者看作自己最親密的朋友一樣，不怕麻煩，辦事惟恐不周，對讀者絕對忠誠，絕對負責。這一優良的傳統精神，必須發揚光大。”

什么叫“竭誠為讀者服務”，韜奮先生有一個生動的闡述：“每到一個地方，只須知道那個地方有‘生活’分店，他們往往總要想到‘生活’。人地生疏，想起‘生活’，往那里跑；認不得路，想起‘生活’，往那里跑；找不到旅館，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請代找一個；買不到車票或船票，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請幫忙代買一張。”如此為讀者服務，這就對出版從業人員提出多方面的更高要求，韜奮先生以身作則，做人做事處處表率。以對待讀者來信為例，韜奮先生把讀者來信當作營養自己的“維生素”，回復讀者來信的熱情“不遜于寫情書”，忙到深夜也不以為苦，不以為煩。他要求書店同仁：“對于讀者的任何復信，必須誠懇詳細，即使有的讀者問得幼稚，我們仍然必須認真答復，不怕麻煩，誠誠懇懇、詳詳細細地答復，如果怕麻煩，拆拆爛污，簡單馬虎，聊以塞責，都是本店事業上的罪人！”對此，范長江同志在1949年《懷念韜奮同志》一文中總結了韜奮的三個特點：“韜奮使人難忘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樸實的作風，對待問題老老實實的態度。韜奮第二個特點是熱愛真理，熱愛人民。

韜奮第三個特點，是專心業務、忘我的工作精神。”用韜奮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像我這樣苦干了十余年，所以能得到許多朋友們不顧艱難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夠始終得到許多共同努力的朋友的信任，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始終未曾為著自己打算，始終未曾夢想替自己刮到一些什么。不但我這樣，凡是和我共同努力干文化事業的朋友們都是這樣的。”

韜奮先生和生活書店的同志們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竭誠服務的光輝典范。在三聯書店六年的工作經歷使我養成了認真處理讀者來信的習慣，至今未變。我們今天的出版事業有著飛速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體之一，但是我們仍然、尤其需要這種“竭誠為讀者服務”“始終未曾為著自己打算”的職業精神。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具備了更好地為讀者服務的物質條件，可是竭誠為讀者服務的精神在許多地方卻喪失了，這是制約我們出版事業進一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生活書店之所以能始終堅持追求進步、竭誠服務，在于他們對于出版的功能和本質有著深刻的認識。在韜奮先生看來，出版是一種傳播進步文化的崇高事業，“不以贏利為最后的目的”，但是為了實現追求進步的目標，必須做到“事業性”和“商業性”的統一。

在談到出版工作的事業性時，他說：“我們在上海開始的時候，就力避鴛鴦蝴蝶派的頹唐作風，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糧；在抗戰建國的偉大時代中，我們也力避破壞團結的作風，而努力于鞏固團結、堅持抗戰及積極建設的文化工作。”

在談到出版工作的商業性時，他說：“在經濟方面，因為我們要靠自己的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遵守量入為出的原則。這里便牽涉到所謂的商業性。我們的業務費，我們的資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們不得不打算盤，不得不賺錢。”他甚至強調，為了我們的事業，“必須盡力賺錢”。但是，韜奮先生同時堅決表示，賺錢必須堅守著合理正當的途徑，絕不賺不義之財，絕不能“專為賺錢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業”。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經過那么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出版業在面向市場的洪流中奮勇前進，我們已經走過了“高興的時代”“管理的時代”，進入到“資本的時代”。資本力量的崛起，使出版產業集中度大大提升，集約經營的格局開始形成，新的業務形態、新的商業模式不斷涌現，出版產業的空間和規模迅速擴大。特別重要的是，資本的力量還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在出版業的廣泛運用。另一方面，資本的意志和出版的價值之間的沖突也日趨激烈，過度娛樂化的傾向和賺不義之財的苗頭在某些市場主體中也時有抬頭，這些無疑正沖擊著作為精神生活基本活動的閱讀行為，改變著社會的閱讀風貌和價值旨向。因此，光大生活書店的傳統和精神，對于我們堅守出版追求進步的本質，提倡竭誠服務讀者的態度，正確地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做大、做強出版主體，繁榮出版事業變得非常重要。時代在變，編輯的精神應被代代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