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汪曾祺的樣子就像個詩人，和他交往的時候，難忘的是那雙眼神和嘶啞的嗓音，有一股飄然的感覺流溢。我曾經想，如果他做了演員，也說不定會很有魅力。他好像天生是為藝術而生的，對于聲音、色彩、文字的敏感，超于常人。就文字表達而言，舊體詩與新詩，文章、小說都好，留下的篇什都非同尋常。知識趣味方面，他比一般人寬泛，是新舊文學都來得的人，古文的修養、民間藝術的造詣也深。邵燕祥就覺得他是難得的詩家，只是詩的一面未被人注意而已。

新文學家的舊詩修養，近來被許多人所關注。日本的木山英雄先生在《人歌人哭大旗前》一書里，描述了幾位作家的舊體詩成就，由此看毛澤東時代知識人的心態，打開了文學史的另一番天地。他刻畫的多位作家行跡，都有點戲謔之風，文字的背后，底色蒼蒼茫茫。楊憲益、黃苗子、荒蕪、啟功、鄭超麟、聶紺弩等都是脫俗之人，木山英雄解析他們的文字，得妙義于胸中，會心之語一時繞梁。所介紹的詩人風格各異，每每出筆獨異，有深意于斯。但木山英雄遺漏了汪曾祺，大概就失去另一種類型，倘能夠將汪氏的詩文與上述諸人對讀，有別樣的體味那是自然的了。

我讀到木山英雄的文章，覺得作者對于悲慨的傳統頗多留意，這或許是日本左翼學人的好奇心所致。因為那種荒唐里的激憤，也是東洋一些知識人渴望的瀟灑。木山英雄不關注汪曾祺，或許也因了注重有批判性的知識群落過多。汪曾祺之于這些人物，大約是一個異類。與知識界大的傳統比，他屬于一個幾乎被遺忘的小的傳統。

大致說來，汪曾祺的舊體詩與楊憲益、黃苗子、邵燕祥、啟功在整體的脈絡上不同。這些人外柔內剛，聲東擊西中，埋伏著晚清以來文人的峻急之氣。汪氏也多游戲筆墨，但那樣子讓我們想起宋代以前的文人，綿軟中清靈之風飄來，有無影的逍遙，其詞語是遠離“五四”遺風的一種。從他的那些題跋、雜詩、筆記里，倒可窺見中國知識人的另一面。這些在當代文人的閑散之文里，算是難遇的一種。

張中行對于舊體詩的寫作者，曾有一番感觸，覺得當代人玩弄詩詞格律，多為無功利的游戲，可以看出心境之真。他在《自傷》一詩中感慨“無聊且作詩”，也道出這類寫作者的初衷。汪曾祺與張中行不同，著文不像后者那么羅素式的追問和邏輯的推演，但“無聊”中的“有趣”卻未嘗不同。他的詩作喜歡在歧路之上的滑動，儒家思想愛之，但是不正宗的儒家；駐足于先鋒派，卻不是俄蘇的傳統；小說寫作，也非宏大敘事，走的是幽徑，無聲息間，來去自如。最為典型的是他的打油詩和繪畫的題跋，都是邊緣人的獨語，有私人語境的率性和主張，在大庭廣眾面前，這些都不易見到。

于是便有了另一番景致，在思想凌亂的年月，拓出一片精神的田園。一切顯得輕描淡寫似的，那些文字，都是偶爾為之，并無深意。但他的性情和心緒最為核心的東西暗含于此，可以透出被久久壓抑的性情來。我們不妨把他的繪畫、書法和舊體詩，看成讀書的余興，由此見其審美的追求，則感到遠離時代的一面。他的文字里沒有“五四”以來的沉郁語態，仿佛是六朝文人的吟唱，處江湖之內，卻神游野外；困于俗界，但面對蒼穹。不因時風之悲而悲，非以流俗之喜而喜。這才是文人的蕭逸之趣，我們在聶紺弩、朱正、邵燕祥的雜詩里，都看不到類似的辭章。

“文革”結束后，文人相遇時的唱和，多有劫后余生的感嘆，胡風、聶紺弩、啟功的文字無不帶有滄桑之色。這種對于舊影的灰色記憶，在眾人文本里產生了一致的效應，審美的走向深染幽情。在汪曾祺舊體詩句里，橫眉冷對的文字甚少，揶揄神靈的口吻幾乎難見，能將苦楚化為一笑，滄桑之色被平淡安詳之氣罩住。句子不緊不慢，而語態有流年中的雅致，可嘆者再。1980年，中國已經進入新的歷史關頭，“文革”漸漸遠去，他的心境也在慢慢調整，那一年在《六十歲生日散步玉淵潭》寫道：

凍云欲濕上元燈，漠漠春陰柳未青。

行過玉淵潭畔路，去年殘葉太分明。

這是作者詩作中最為凝重的一筆，以往的苦楚皆成煙云。但對于柳色的期盼，于反差的景象里尤可一見。此時他已寫下了《受戒》等作品，完全進入另一種境界，思想在晚歲得以放飛起來。這生日詩大有滄桑過后的換歲感慨，與舊影告別的心緒也可見到。他一直不太喜歡在詩文里露出憂郁的感覺，常常要出離個體的恩怨，將思緒放飛在偏遠之地。一唱三嘆不屬于他的風格，輕輕從鬧市之地略過，神游于微茫之處，才是自己的所愿。

七年后，他在《六十七歲生日自壽》一詩里，調子則越發明朗：

尚有三年方七十，看花猶喜眼雙明。

勞生且讀閑居賦，少小曾諳陋室銘。

弄筆偶成書四卷，浪游數得路千程。

至今仍作兒時夢，自在飛騰遍體輕。

句子的飄逸之氣彌漫，有中古時代詩句的某些況味。世間的黑暗全不在眼底，看到的是一片明快之色。那時候他已經成為影響力較大的作家，名氣日趨火爆。但他知道自己的路徑在哪兒，不為虛名所動，有意和熱鬧分開，從文字中依稀可辨。顯然，已經擺脫了“文革”余風的糾葛，在自己的路上走得越發遠了。三年后又作《七十一歲》，自樂的一面已經毫不掩飾：

七十一歲彈指耳，蒼蒼來徑已模糊。

深居未厭新感覺，老來閑超舊讀書。

百鎰難求罪己詔，一錢不值升官圖。

元宵節也休空過，尚有風雞酒一壺。

這是作者晚年心境最好的紀錄，表達的句式俗中帶雅，凡思里是清婉，斷非一般文人的詩詞所有。遠牢騷，近自然，尚山水，古風里又看出現代人的幽默。這些自況詩，取平常之氣賦成新句，遠思覆蓋近影，是沖刷世相的吟誦，與庸常的世界已經相隔萬里。

我們看他的友人邵燕祥的詩，調子就完全相反，出語奔放，喜歡調侃，隱曲之中有浩茫情思奔來。邵燕祥為人隨和，但骨子剛烈，并非像汪曾祺那樣一清如水地寫作，而是矚目滄桑，懷揣夢想，有斗士風采于世。他偶爾也寫一點舊詩，但莊諧并用，嬉笑怒罵于辭章內外，回腸蕩氣的韻致與杜甫之句每每似之。像《丁亥中秋口占》：“六十年前一憤青，亦醒亦醉亦鐘情。只今不見塵埃定，撥盡浮云看月明。”3這種價值態度，汪曾祺也有，但不愿意與黑影周旋，自己早去了彼岸了。他認為自己有另一寄托，不必陷于記憶的黑洞。而以輕快、忘我的方式面對世間，也有對于世態回應的可能。創一別樣的世界，總比泡在舊池里要好吧。

因了這種心態，他不免帶有一絲士大夫的自得，一些雜詩也露出享世的情緒，珍視日常的快樂，從衣食住行里體味生命的意義。時風之影在其身上不易見到，好像并不生活于所處的時代一般。也不是求仙得道，而是于有限里分享無限的遐思。他寫食譜、野味，比起古人不差，煙酒間的舊事，也有滋有味。他與林斤瀾是酒友，每每對杯銜情，一醉方休。人活在世間，都是時光里的過客，飄然于萬象之外，才得自在之趣。他將“五四”后文人唾棄的日常之樂尋了回來，以為人生的快慰就在衣食住行之間。所以飲食、煙草、酒味、野果都是自己吟詠的對象。有一次，在去了云南煙廠后，竟也賦出如下的句子：

玉溪好風日，茲土偏易煙。

寧減十年壽，不忘紅塔山。

遙想古人的對于此類風致的陶醉，汪氏的吟誦顯得更為悠然，這是超然之人才有的風格，曠達而灑脫都有。出語淡淡，不經意間，而意趣可感。汪曾祺的語言有時帶有醉意，并非劉伶式的放達，也不是李白的孤傲。說是布衣式的隱趣，大概不錯。他不是求得功名的那種利益之徒，逃逸名利場的安然，才更為有趣。1993年，他寫下這樣的詩句：

野餐得野趣，

山果佐山泉。

人世一杯酒，

浮生半日閑。

如此自如、散淡的談吐，像似隱逸的山水之圖，我們看出他與山林詩人相近的心緒。與他同代的文人寫的舊體詩，一般貴奇、貴野、貴豪情，而汪曾祺則趨淡、趨清、趨無為。這些隨性的文字，毫無染上時代的語病，是另一世界的別一表達。繆鉞先生《詮詩》一文指出，“詩之質有三，一曰深遠之思，一曰溫厚之情，一曰靈銳之感”。這是一般的規律，但用之衡量汪曾祺，都不得其法。那些偶爾為之的文字，拒絕宏闊之語，亦不憨態可掬，更無“哀樂無端”。他說自己是一個抒情的儒家，卻不能以溫柔敦厚的儒家批評觀念對應其文，總有些不同于儒林的散漫和超脫吧。

閱讀汪曾祺的雜詩，有些如春風撲面，尋常之語亦有奇思。那些佳句都非刻意為之，乃自然流出，仿佛天地之氣鐘于一身。他欣賞自己的老師沈從文，原因也在于此間。沈從文的作品，就非主流者的一種，但在鄉土里掠過，有異地風情，從鄉下人的視角，審視都市文明，扭轉了審美之維，亮出思想的色彩。他在《壽沈從文先生八十》中寫道：

猶及回鄉聽楚音，此身雖在總堪驚。

海內文章誰是我，長河流水濁還清。

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避壽瞞人貪寂寞，小車只顧走轔轔。

此詩在汪曾祺詩作里算是有激情的一種，說是對于誤解沈從文者的回應也是對的。沈從文的作品得意于“苦雨齋”的流脈，上溯故土的精神之源，又接古希臘的遺緒，遂造出新文學里的奇觀。那種超然于相外的靜謐之美，將世間的煩亂之圖顯得頗為蒼白。其精神的價值在于，開啟了精神世界另一扇門，那些厄于觀念的精神之徒，多不能飛將起來，而沈氏則仿佛天地一沙鷗，孤獨有之，樂有誰知？汪曾祺是深得這種意境的人。他的文章、小說之美，是依此路徑而來的。

好像是楊早說的，汪曾祺是當代的蘇軾，多少有些道理吧。我們且看他們間的情感表達，都沒有道學的氣味，生活的藝術化也是有的。看他們的繪畫與題跋，多神來之筆，墨跡所至，靈氣隨之。都非時髦的表述，與主流的審美頗為反對。汪曾祺許多理念，與蘇軾接近。蘇軾《題柳子厚詩二首》云：“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宋代文人，俗調多多，能夠看透時風的人甚少。蘇軾覺得唐代以后，讀書人精神多不清透，誤讀了古人，也就難解現實。他批評韓愈的作品，過于高邁，對于儒家諸人，“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孔子的另一種風致未得流傳。平淡是儒家的一種遺風，后來的文人將其圣化，不能不說是一種偏離。而藝術家一味求新，大約也存在瑕疵。蘇軾在《答張文潛縣丞書》批評王安石求同而不求異，不解孔子之意：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按：指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

蘇軾追求的風格，極具個性化，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蕭散簡遠”，后世之人由此看出他的別于唐人詩歌的瀟灑之韻。因為看到文壇之弊，又通古人之神，遂穿越古今之道，有了翩翩于天地間的自在。我們看汪曾祺的筆墨，也多少有一點類似的審美，行于不可行之處，思在難思之間。化苦楚為平淡，變險途以安然。近代以來國人蒙受的災難過多，未及神游于天朗氣清之所。汪氏則以笑語對著神靈，寫山水之味，人間溫馨，非空造其影，乃自己本色的外化。以清淡之色點染人間萬物，也是對于俗鄙之野的對抗。倘我們看不到此點，對于他的精神定然是隔膜的。

邵燕祥覺得汪氏的文字與其說是士大夫的，不如說是自由主義的，可謂一語見的。他在詩文里還揉進了古代文人沒有的現代感覺，心緒的自如中，隱約著今人的懷想。不能像周氏兄弟那樣在翻譯里調適文體，那么回到過去的辭章尋找參照，也是一種對應。六朝以來的辭章，擇其枝葉而用之，不急不躁，以口語賦出，暗帶古意，遂有了廣遠之氣。這是晚清以來的文人少見的表述。漢語的滋潤之意，被一點點擴大了。

我們有時候看民間文學的表達，言不及義的地方多是岔開主題的一種，但多在表層結構里。汪曾祺的閑筆卻有深深的味道。細細品味，這味道有時來自學問。他的小說、散文常用閑筆寫意，雜詩里也有此類特點。那些學問都散在辭章的深處，并不高顯，散文《茶花》寫云南滇茶，一眼看去是野趣的一種。下筆輕輕，毫不做作，就那么隨意寫來。但不經意間，拎出張岱、俞平伯的靈思，又有西山寺廟的茶花，尋常之物的背后，有歷史的連綴，點點滴滴間，時空大增。《宋朝人的吃喝》，寫飲食之趣，引人駐足的食物多多，真的是垂涎欲滴。但起筆談杜甫《麗人行》和顧閎《韓熙載夜宴圖》，仿佛亦有考據之癮。文章關涉《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講的都是冷知識，又明白曉暢，看得出學養之深。但因為很少有人關注，汪氏只是點到為止，就多了厚重之味。

除了學識的浸透，汪氏的文辭不是連綿緊湊，而是東游西走，靠著詞語間的關聯跳躍連綴，暗示的功能在筆下楚楚生輝。他說：“中國人寫詩文都講究‘煉’字，用‘未經人道語’，但煉字不可露痕跡，要自然，好像不是煉出來的，‘自下得不覺’。”他的意思是，文如其人，倘沒有修煉到一定地步，文章自然不會自得天機，做作是不可免的。在《自報家門》里，他說：

我很重視語言，也許過分重視了。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個作者的氣質，他是想想(他的生活態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并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里。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枝干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斷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縱觀他的文章，有點散漫而無所用心的樣子，看似不重要，其實有真意存焉。他的小說、散文、舊體詩，有時候就用一種分離法，拆解了思想主干，以零碎的片段體現意象，有時候看似離題，筆鋒蕩開，在野地里跑馬，但不久又收攏過來，三言兩語，直逼思想內核。這是其敘述的一種策略。從他的舊體詩的寫作看，自然有與人不同的高明處。前人寫景、寫物，要落到思想的聚焦點里。他卻故意分散，寫遠離實在的東西，所謂超逸優游，正是此理。他曾說“雅俗莊諧無不可，春花秋月總相關”。《沙家浜?智斗》中的表述，就是散開思路，由野調入手，江湖氣滿，幽情暗轉，看似不涉主題，恰恰使作品在緊張中流出閑散之音，這分明將嚴肅和雅正的東西落到市井之間，讓紅色文學獲得了內在的活力。

“五四”以后的新文人中，以幽徑里漫步式寫作的人有過許多。豐子愷也是甘于“小”的作家，文字多關民風、野趣、鄉謠。但根底在禪味里，還帶著佛門的清幽。汪曾祺與豐子愷不同，雖也在鄉間的小徑里走來走去，卻滿帶著煙火氣，并非到涅槃的路上。他通世情而又遠俗諦，在日常里保持了詩意的逍遙。所以這精神不僅是個人主義的，還有人間性的暖意在。這就比豐子愷多了生命里的熱度，因為是塵念里的詩，故又不黏滯在市井與山林間，有莊子所云的“備于天地之美”，以俗為雅，雅中帶俗，給文本以靈動之感。其實汪曾祺也能夠寫一些雅正的詩文的，只是覺得不太適宜自己的本性，故意克制著。偏離眾人的閱讀喜好，在無人之地獨覽四野，就能夠見到別人看不到的風景。

在汪曾祺世界里，其實有一種“靜”的哲學，這與“鬧”的世界形成很大的反差。可以說是對于“五四”激進文學的一種疏離。他周圍的人的寫作，擺脫不了的是燥氣，強作抒情狀，其實也遠離了文學的本真。另一種訴苦的文學，他好像也不太喜歡，對于世間不能平靜對之，自我可能也就迷失了也說不定。中國古人有靜謐地面對世間的傳統，佛門的頓悟和冥思，也屬此類。而詩文中有清澈之美者，也染有此氣。他在《“無事此靜坐”》中寫道：

心浮氣躁，是成不了大氣候的。靜是要經過鍛煉的，古人叫作“習靜”。唐人詩云：“山中習靜朝觀槿，松下清齋折露葵”。“習靜”可能是道家的一種功夫，習于安靜確實是生活于擾攘的塵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靜，不是一味地孤寂，不聞世事。我很欣賞宋儒的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唯靜，才能觀照萬物，對于人間生活充滿盎然的興致。靜是順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

“靜”的哲學可以解釋他何以“隨遇而安”，也能夠注釋其喜歡“修髯飄飄”的西南聯大教授的原因，由此還可推演其審美之風的源頭。汪曾祺回憶大學生涯時，對于彼時知識人的狀態頗為贊賞，那時候的教授之間的交往“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他筆下的小說，也無不如此，沒有風風火火的爆裂，也看不到大漠驚沙、古道殘陽。他的作品都細風和雨，有時是山里的炊煙，浮動著別樣滋味。他在《書畫自娛》里寫道：

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

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

或時有佳興，伸紙畫芳春。

花草隨目見，魚鳥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寧計故為新。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君若亦喜歡，攜歸盡一樽。

這與其說像莊子，不如說是陶淵明詩句的翻版。陶淵明經歷了風風雨雨，自己卻保持內心的平靜，無聲里有神思蔓延。顧隧先生說：“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神秘，此蓋為文學最高境界，陶詩做到此地步了。”汪曾祺雖不及陶氏深遠，但身上多少有其影子。我們對比陶淵明的《飲酒》，當可見二者的相似性：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陶淵明為詩，儒道的氣質兼備，但都是儒之小徑和莊子的余風，不在主干上。所以小中見大，微里透深，改寫了士人的寫作風氣。汪曾祺對于陶淵明的氣質是欣賞的，雖說自己的思想屬于儒家，那是指人生態度而言，但審美里的道家思想，是一看即知的。他在《我是一個中國人》中說：“我認為陶淵明是一個純正的儒家。‘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我很熟悉這樣的充滿人氣的氣息的‘人境’，我覺得很親切。”把陶淵明僅僅定位于儒家，可能也有一點問題，他的思緒里的莊子之影是有的，有時候甚至十分濃烈。汪氏看重陶淵明的是人間氣，沒有考慮這人間氣背后的非市井氣，這些大約與莊子的思想有關。關于儒學與莊子之學，猶如枝干纏繞，分明的地方與含混的行跡都有，說起來復雜。內中涉及遺民與逸民。有學者說：

說到遺民與逸民之別，人們多引歸莊的話：“凡懷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者則唯在廢興之際，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大約逸民是要從樊籠里逃走，遺民是不喜歡更換樊籠。逸民一詞首見于《論語》，孔子在一處舉了幾個逸民的例子，如伯夷叔齊之倫，另一處說要“舉逸民”，逸是亡失的意思，“禮失求諸野”，所以孔子要請他們出來參政，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汪曾祺當屬于逸民而非遺民，這是無疑的。他喜歡飄在外面的世界，自如往來。所以喜歡孔子，當因為這圣人也欣賞逸民的趣味。《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的趣味，不也是逸民世界所有的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境界，孔子很是贊佩，汪曾祺詩文里這樣的場景偶可見到。這是他自稱屬于儒家的一個原因。正像儒學影響了莊子之學，汪曾祺也是帶有莊子的某些影子，逸民的逸，有放飛自我的快慰，莊子喜歡，孔子未嘗拒絕。在基本人生態度上，汪氏取孔子的自然之思，可以說是初始儒家的遺風。但在辭章趣味里，則跑到莊子世界，只是不翻騰搖動，而是法于自然的遠游而已，飄飄然有元氣流來。所以在19世紀80年代初，有人感慨汪曾祺有道家的意味，也并非沒有道理。以道家之形寫儒者之意，又帶有現代主義的內覺，就既親于古人，又離于古人。今人視之，覺得非時代之影，那也就有了先鋒文學才有的品質。

舊體詩在今天已不屬主流，文人、學者染指于此，不過把玩辭章之樂，要超出古人已經很難。汪曾祺對于冷去的文辭是有興趣的，覺得今人偶用也未嘗不行，只要貼切而帶溫度，古語亦可復活，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他的雜詩，有士大夫的語義，也多戲曲唱詞的元素，民謠之調也是有的。這些生銹的遺存，經由其筆，一一蠕動，且神靈飛揚，真真為奇觀矣。翻檢百年文人、學者的文字，就舊體詩而言，他的清秀和豐富，當屬一流的，越到后來，其價值越發明顯起來。

一個人在大的時代沒有隨風而起，從冷僻的地方開啟人生之途，收獲總是不太尋常的。從抗戰時期開始，他的話語就不在主流的世界里，創作中的先鋒意識與大眾趣味也不在一個層面。“文革”之中參與了樣板戲的寫作，當屬于主流文化的活動，但我們在作品的結構縫隙間，卻看到了與紅色文藝不同的另類的表述。1980年代后，他沿著這樣的路越走越遠，引清風于河谷，得天趣在林間，開啟了人間的另一詩文之路。即以舊體詩歌而言，汪氏與楊憲益、黃苗子、邵燕祥迥異，上溯到更遠的傳統里，在遠離時代風氣的語境里，寫出這個歲時中迷人之景。劉伶之醉頗多神采，陶潛之語亦多風光。我們今天的文壇，兩者的遺風均有。看過了聶紺弩、啟功之句后，再讀汪氏之作，當感舊體詩的好運。因為他們這一代人，古老的漢語不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