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我的視野中，使用漢語寫作散文的藏族青年作家，甘南的王小忠是較為突出的一位。綜觀王小忠的散文創作，游牧生活、自然環境的粗糲以及壓迫感、荒涼與寂寞、變動不居的現實場景，構成了其筆下文學景觀的主要內容。法國文論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曾提出“時代、種族、環境”說，將它們視為決定文學發展的三大要素，并由此引發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爭鳴。經過20世紀西方現代文論的沖擊，“三要素說”已然式微，然而其社會學的解析方法并不意味著完全失效。在王小忠的散文作品里，時代、民族、環境三個要素皆鮮明地矗立。

讀完王小忠的散文集《黃河源筆記》，我特意通過搜索引擎觀摩了甘南州的多種地圖，也觀看了多家電視臺關于黃河源頭探秘的記錄片。甘南對于內地而言，無疑是遠方之所在。在很多人的想象里，這里有雪山、草原、黃河源頭的九曲十八彎，有濕地、自由的禽類以及美麗的油菜花。如果以切身體驗的方式進入的話，這里則是另外一個世界，苦寒之地、交通原始、土地沙化、嚴重缺水，呼吸與食物攝取皆如此沉重。如同“殘酷的詩意”的命題一般，甘南乃殘酷與詩意并行的世界。作家王小忠生于斯長于斯，對此感受尤深。因此，面對如此獨特的地域經驗，就散文寫作而言，作家大體上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為提純式的寫法，將個人的溫情與地域的詩性相結合，寫出甘南的“遠方”意味；另一種則是直面現實的傷口，探究內在的肌理和紋路，借此找尋“更多人能夠抵達美好”的可能性。很顯然，王小忠在這本書里選擇了后者，選擇了一種記錄的方式，去表達自我的現實關切。

童年經驗和地域生活構成了文學敘述的內在動力機制，小說家從這兩者出發，最終想把握的是某種整體性，而對于散文作者而言，這兩者從不會消失，總是以碎片的形式嵌入到不同時期的創作之中。即使遭遇某種層次上的整體性，其敘述的重心也不在整體，而是分解開來的片段。簡單歸納的話，《黃河源筆記》寫的是瑪曲縣黃河源頭的林林總總，而在具體篇章的主題指向上，卻小徑分岔。這部集子由8篇文章組成，除了《黃河源筆記》這一篇之外，作家的行走和探查主要集中在瑪曲縣，具體落點則是瑪曲縣不同的鄉。高原上的行走，如果以內地經驗為尺度的話，必然陷入錯訛，比如兩個鄉之間距離不過幾十公里，然而可能橫亙著三四座海拔超過4500米的雪山，或者橫亙著難以翻越的沼澤。作家呈現了諸多這樣的細節，比如《黃河源筆記》一文中寫道，走進阿尼瑪卿雪山時，在可望而及的地方，因為缺氧和身體狀況卻不得不終止行動。比如小旅館中的寒夜之冷和徹夜難眠，比如渡黃河時的危險和內心的祈念，還有大雪封山之后動物瀕死前的絕望，以及饑渴的牦牛急速撞向冰層以獲得水源。諸如此類，無不驗證了高原生活的奇絕和殘酷。

毋庸置疑，在系列的探訪中，作家更關注的則是當下的現實，一方面是黃河源頭附近的生態現實，其中最突出的則是草原的沙化問題。過度放牧、地下水位下沉、旱獺與老鼠的啃食，促成了觸目驚心的草原沙化現象。《早春的阿萬倉》寫到了草原地下水資源嚴重缺失的現實，一個專業的打井隊，在阿萬倉草原上打井一個月而無所得。生存現實與生態惡化構成了陰霾中的兩座大山，壓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之上。《日出曼日瑪》中，曼日瑪作為草原的核心濕地，卻接連遭遇沙塵暴的覆蓋。在其他章節中，作家多次使用了“黑”這個顏色用語來形容目之所及。草原為什么變黑？直接原因就是腐殖層變得稀薄，無法涵養更多的草類，因此裸露于地面。美國生態文學作家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提出了“土地倫理”的準則。從地質、氣候演化的歷史來看，百年光陰不過是彈指之間，可以忽略不計的，而高原草場之所以遭遇了如此嚴峻的現實，除了自身的脆弱之外，人為的因素無疑成為主要原因。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致富”的念頭開始根植于牧民的心上，然后不斷擴大牲畜的數量，而草原的承載能力到達一定限度之后，就會崩塌。所謂土地倫理，就是基于敬畏的基礎，人類對自身限度的自覺認識。除了在行走與記錄中灌注生態思考之外，《黃河源筆記》還觸及到現代性對牧民生活的影響，這種影響涉及的層面眾多。有藏傳佛教用品的商業化現象，如《佛珠的故事》中的沿河街；有《遙遠的香巴拉》中旅游開發名目下的財富欲望。生態惡化和現代性的滲透，對于高原牧區而言，皆是沉重的、涉及生存根本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非作家之天職，能夠不虛美，真實記錄，已屬難得。在作家筆下，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明亮的人和事，比如那位不改初心的鄉村教師，還有對我耳語的虔誠的拜山老者，以及做技能培訓的索南木，他們皆能做到知往而鑒來，如雪山一般，與這片卓絕的大地長相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