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化，如果從軒轅黃帝時算起，已經有 6350 年左右。若從春秋戰國算起，至今亦已2500 多年，可以說久遠而又豐富。《周易大傳》有兩句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是自強不息，一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性格 ：具有堅韌頑強、綿延不絕的活力和包容萬物、融會更新的品格與機制。既有樂天知足的豁達，又有居安思危的清醒。

嚴家炎先生在書房

在道德本體上，中國文化早已確立了仁義、和合、忠恕、孝悌、中庸（恰如其分，不是折中） 等核心觀念。這類核心觀念都是中華民族長期探索、研究、創造的成果。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老子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提倡 ：“與天為一”。所以，從根本上看，中國人是講究“天人合一”的，在國際橫向關系上，又是講究“協和萬邦”的。這“協和萬邦”，作為思想主張，既是一種精神成果，也會變成“物質成果”，受到整個國際社會的歡迎。

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僅存的碩果，就來源于這些精神思想能夠不斷繼往開來、推陳出新。

拿近代思想家黃遵憲的文章《原君》來說， 它詮釋的就是一種承上啟下的文化理想和精神成果，體現了古代文化的精神出路，應該說，這就是黃遵憲所認為的一種精神坦途。

我的岳祖父、被當代學者譽為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鄉村建設先驅和社會改革家的盧作孚先生，也是踐行和發揚光大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師從著名史學家張森楷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青年時代又飽覽西方文明的進步書籍，并將二者的精髓融會貫通， 對照東方的日本維新與西歐的歷史演變，結合中國實際國情，認真加以思考，從中探尋出中國社會轉型及文化創新求存的根本辦法，即以世界最先進的精神文明和科學技術為目標，“將整個中國現代化”。1 具體來說，就是實現產業、交通、國防和文化的四個現代化。“在舊中國，提倡教育救國、實業救國者，早有人在，但沒有提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高度。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建國大綱及實業計劃，已有明白的現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確提出‘現代化’口號，并對其具體內容和目標做了明確規定的人，盧作孚還是第一個。”2 不僅如此，他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 還親自主持了三大現代集團生活試驗，即成都通俗教育館、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現代鄉村建設，作為“小至于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的參考”3。三大試驗所取得的精神和物質成果，不僅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度評價，至今仍為當地人民所享用。

盧作孚先生（1893-1952）

我的祖父是清末取消科舉考試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我開始學說話時，即在祖父教授下學識字。兩歲已識字三四百個。3 歲起由祖父口授唐詩。抗戰前夕識字近千。到了 5 歲，父親又請了私塾先生教《孟子》和《論語》。這些發蒙學習無疑為我打下了傳統文化的基礎。我 7 歲進正規學校讀書，插入三年級，直至高中畢業。接著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半年，又到安徽先后參加 4 期土改。這個階段接觸和閱讀了不少古代和近現代文學書籍，增進了我對文學的愛好。

1956 年我以同等學力考上北大主攻文藝理論研究的副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間得到楊晦、錢學熙等名師指導，集中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他們開出的書單就有 150 多本，我已收入本文集第 7 卷《在我記憶中的慧修師》后），使我獲益匪淺。學習不到兩年，我被提前分配工作， 從事近現當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教學與研究， 至今已逾一個甲子。幾十年來，除了完成教學任務，擔任一屆系主任的行政工作之外，我在跌宕起伏的文學浪潮里摸爬滾打，有了一些心得體會， 撰寫了近 400 篇文章，出版了 22 本書，獨立或與他人編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現挑選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或書籍，匯編為十卷本文集，與有興趣的讀者分享。

1963年前后，北大現代文學教研室教師與進修教師合影（左二為王瑤先生，右二為嚴家炎先生）

本文集所挑選的文章，不僅與我的教學相關，也與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熱門話題相互輝映，比如關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問題 ；由長篇小說《創業史》引發的如何寫好“中間人物” 的問題 ；“文革”后撥亂反正，重上文學研究正軌的諸多問題 ；發掘和梳理現代文學史上各流派的貢獻 ；對魯迅復調小說的發現和評論 ；對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評價 ；對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的肯定 ；對文學史分期的思考和討論，等等。根據這些文章的內在邏輯，分別收入了第 1 卷《考辨集》、第 2 卷《知春集》、第 3 卷《求實集》、第 7 卷《問學集》、第 8 卷《朝聞集》、第 9 卷《隨筆集》、第 10 卷《對話集》等 7 卷，另有 3 卷則分別收入了 3 本書，即第 4 卷《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第 5 卷《論魯迅的復調小說》和第 6 卷《金庸小說論稿》。

縱觀幾十年來的教學與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文學與文化密切相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國文化尋找精神出路的同時，中國文學也沒有一刻的停頓。我在收入第 1 卷的《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一文中，開篇就寫道 ：“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到清王朝的晚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 ：開始與西方文學、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經過碰撞、交匯而在自身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從此，中國文學史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文中闡述了何為文學的現代性，導致中國文學發生現代性嬗變的內外原因及其必然性。實際上，我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起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這一思考或多或少地體現在我大部分的文章中。本世紀初，承蒙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了大學教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3 卷本，我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為基礎，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并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而是早于此二三十年的晚清末期，即 1880 年左右，其理由與依據都離不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我以專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作了闡述（請見本文集第 1 卷第 1 篇），并將這一看法寫進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嚴家炎先生受邀參加2019年北京大學碩士博士畢業典禮

與世界文明、文化進步的趨勢相匹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潮流必將浩浩湯湯，勢不可擋。

我已年近米壽，能出版這套文集實不容易， 也深感欣慰。借此機會，衷心感謝北京新星出版社的領導和本書的責任編輯！文集的出版，同時也得到北京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和北大中文系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誠摯感謝！

注釋：

1 盧作孚 ：《從四個運動做到中國統一》，凌耀倫、熊甫主編 ：《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19 頁。

2 凌耀倫、熊甫 ：《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前言》，《盧作孚文集》增訂本，第 12 頁。

3 盧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1934年作， 參見《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凌耀倫、熊甫編，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7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