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向西方學習業已成為宏大的時代潮流，西方繁復的文學觀念和方法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文學視野，也以鏡像的方式清晰了我們的文學位置。但是許多年過去之后，源于西方文學基礎產生的西方文學理論，也遇到了他們自身的糾結或難題。因此，西方文學理論在闡釋文學共通性問題的時候，確有明快和通透的一面，但是，任何國家民族的文學也總會有其特殊性。面對“特殊性”的時候，僅憑西方文學理論往往捉襟見肘詞不達意。早在上世紀90年代，曹順慶就提出了中國文論“失語癥”的問題。曹順慶對“失語”的解釋是：“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因此，當下的中國文論不能有效地解決文學批評問題。20多年過去之后，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愈演愈烈。于是，從實用性的角度考慮，我經常向古代文學研究者的方向張望，希望能夠從他們從事的研究中汲取新的資源和方法，特別是身邊一些優秀的古代文學學者的研究成果，常常讓我耳目一新深受啟發。古典文學研究界的文論研究，尤其是古代詩學研究，取得了諸多重要成果。這些學者的具體研究不是空泛地站在云端說話，而是發掘了相當豐富的、值得當代文學批評實踐吸收的本土理論話語資源。

在這方面，我覺得文學創作做得比文學批評好。比如先鋒小說家余華、格非等，他們適時地放棄了純粹的先鋒文學立場，重新回到了正面寫小說和講故事的方式。當然，這個“回歸”，已經不是原來的現實主義，而是綜合了古今中外各種表達手段。如果沒有這個過程，他們就不是今天的余華、格非。特別是莫言，他一再強調作家是個“講故事的人”。《晚熟的人》看似有“白話小說”或世情小說的路數，但它是“舊瓶裝新酒”，小說的觀念不是傳統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是現代的。

如是我想，如果我們的文學評論也能夠回過頭來，向傳統文論學習，一定會有新的氣象。現在大家經常議論胡河清的評論，就是因為胡河清在熟悉現代西方文論的情況下，能夠結合本土的文學理論資源，對文學作品或潮流現象，做出具有本土性的闡釋，所以他獨樹一幟。當然，造成文學評論今天這樣的現狀，有多重原因，學科間的不對話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所謂的文學理論、文藝美學，它們都是高高在上的學科，他們每天談天上的事情，宏大又神秘。但是值得懷疑的是，這么多年，這些學科究竟有什么發展？他們為文學批評提供什么樣的新的知識和可能？他們對當代文學的現狀有多少了解？如果文學理論不能為闡釋當下文學提供新的話語，創造新的范式，那么，這樣的理論只能淪為課堂知識學。我們從未企望文學理論一定要切合批評實踐，它有其“無用性”，但理論如果只是一味地空轉，可能我們就不再需要它。當下的文學世界，早已不是理論家的世界，無論“耶魯四人幫”還是杰姆遜等，他們都是批評家，他們都有具體的闡釋對象，他們沒有離開具體的闡釋對象說話。這是需要理論研究者注意的。

但有的朋友恰恰在強調“文學理論”的“帝國化”。按照他們的理解，要么文學理論已經解體，被分解到或“帝國化”到其他學科中，如是，文學理論已不復存在；或者，文學理論在“失語”的語境中，一直沒有找到自身能夠自我確證的位置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當他們強調文學理論“帝國化”或擴張的時候，他使用的材料恰恰不是文學理論著作而是文學評論著作。這一錯位，不僅使他的文章內部矛盾百出、問題叢生，還從另一方面證實了這是一個批評家的時代，文學的理論和與文學相關思想的提出，是文學批評家而不是文學理論家。因此，那個所謂的文學理論“帝國化”或擴張化，已經是無源之水。無論哪種情況，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文學理論已經遭遇了很大的問題。所謂“帝國化”或理論邊界的擴張，是一個永難實現的理論幻覺。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是，近20年過去之后，那種“帝國化”的、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起碼在中國我們還沒有見到。真實的情況是，他們所處的失語狀態沒有任何改變。文學批評雖然也有很多問題，甚至在短時間里還有很難克服的問題。但文學批評面對的還是具體的文學作品，他們的言說還是“及物”的。因此，討論中還不時地會總結出一些有見識的觀點或質疑，諸如：“小說是寫不可能的事情”、小說的“有意思”和“有意義”的關系、詩歌創作要抵抗“碎片化”的生活，文學要寫出情感的深度等命題，是在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關系中提出的，這些鮮活又有時代性的命題，是作家和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中，在考察了大量當下文學作品之后或創造實踐中提出的。我不只是批評文學理論沒有方向的不知所措，因為當下文學批評的問題也比比皆是。但是，文學批評還有反省和檢討自己的意愿，而沒有像文學理論那樣為自己做毫無說服力的辯解。多年來，各個學科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來，現在到了相互對話、相互補充的時候了。如果還是“山頭”心理，我們面臨的情況只能更糟糕。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都伴隨著激烈的與文學相關的各種論爭，論爭極大地激發了理論和創作的靈感，從而推動那個時代文學向更積極、更健康的方向發展。反觀近20年來的文學，歲月靜好，風平浪靜，隨波逐流是這個時代文學最看不得的景觀。因此，打破沉寂，敢于正視與文學相關的各種問題，才有可能讓我們的文學充滿生機地參與到偉大的時代變革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