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啟超曾作《先秦學術表》，“屢次易稿，費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時用力，可謂甚大”，梁十分滿意自己的付出，“然因此范繁賾的史事為整飭，化亂蕪的文章為簡潔，且使讀者一目了然，為功亦殊不小”（《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而今我們能將梁氏零散的著述匯集成冊，將含糊的寫作年月考證確定，也不失為一件極有意義的事。

梁還說：“如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歷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凱、孫文、吳佩孚……等人，甚至于連我梁啟超，沒有了去，或把這幾個人抽出來，現代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誰也不能預料。但無論如何，和現在的狀況一定不同。”（同上）梁啟超在中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學術史等領域都是一位繞不過去的人物，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和梁啟超，《梁啟超全集》不可或缺。

2018年3月，20卷本《梁啟超全集》，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精心編輯，終于與讀者見面了。為一部著作的編纂和出版，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漫長跋涉，回憶往事一幕幕，猶如在昨天。

《梁啟超全集》的編纂，凝聚了父親湯志鈞等學者三十多年堅持和辛勞。其出版也是一波三折，成書維艱。

第一波折掀起在上世紀80年代。1981年12月10日，直屬國務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正式恢復，組長李一氓，副組長周林、王子野。1982年4月，中華書局論證、修訂《中華書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選題計劃》，將《梁啟超全集》列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8月23日，中華書局邀請湯志鈞、金沖及、龔書鐸、王慶成、曾業英、王好立、梁從誡等，就編輯整理《梁啟超集》進行座談。李侃主持，近代史室劉德麟、何雙生、陳錚等參加會議，委托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實施，湯志鈞任主編。

當時父親年近六旬，以“梁氏撰著既富，報刊發表后，又有增改，恐無此精力”為由謝絕，但李侃先生一再相邀，父親“限于情面，只得允之”。接著組織人力，擬出凡例。以時間為敘，系年編集。囑參加諸人：一、將梁氏撰文各種版本編目；二、將《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中梁氏撰文先行搜集，并將此外刊物所載先行輯目；三、以上海為基礎，俟稍有準備，至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暨梁氏家屬處搜求散札佚篇。

父親還利用赴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地講學、學術交流的機會，在各圖書館檢索書藏，搜集散落在臺港澳及國外的部分詩詞、文稿、信札等資料。如1983、1992年應邀赴日本講學期間，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東京國會圖書館、明治文庫、岡山木堂紀念館、守屋圖書館等發現有關梁啟超的書札、筆談，又獲得日本友人贈送的史料。1991年應新加坡國立大學之邀，協同整理丘菽園家屬所藏康有為、梁啟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

至1993年，繕成者約三分之一。但由于書業行情不佳等原因，出版工作被迫終止。

2003年再起波折。天津古籍出版社準備出版《梁啟超全集》，納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并舉行新聞發布會，向海內外人士征集梁啟超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天津出版社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編纂人員不足，巨大工程已成“父子合編”，又無資金支持，再次陷入困境。

兩波平息，心存余悸，但編纂工作仍堅持不懈。2007年8月，《清史》編輯部王汝豐教授等來訪，重囑繼續，父親以年高辭。歲尾，王教授再致長函，因“情深意篤”，“實難相拒”。次年1月14日，戴逸先生致函：“梁任公一代偉人，著作等身，澤被全國。逝世八十年，迄無全集問世。每念及此，輒以為憾。幸吾公寖漬于斯，致力多年，積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感。”3月14日，王汝豐教授、孟超副社長偕總編周蔚華來訪，父親“欲罷不成”。由于天津古籍出版社未能推進，將《全集》列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重點項目，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2014年《梁啟超全集》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有了可靠的經費保障。第三波洶涌而至，迎來了成功的曙光。

早先編纂時，用的是原始的純手工抄寫方法，搜集記錄資料，校勘并標點（當年沒有復制條件）。后發現手抄稿難免出錯，校勘也不便。于是，部分原稿改用復印件，為此重返各大圖書館尋找資料，校勘標點，注明發表時間及資料來源。所用稿紙五花八門，稿件堆積如山。2010年9月譚徐鋒編輯專程來滬取稿時，塞滿了巨大的行李箱，又來回數次，才搬運完。

2012年10月，父親和我來到北京，與孟超副社長，王汝豐教授，中華書局編審陳錚先生，人大社學術出版中心楊宗元主任，李紅、王琬瑩、曹磊等編輯共商《全集》相關事宜，為制定《編輯原則》出謀劃策。兩個月后，收到呂鵬軍編輯寄來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校樣，自此，打響了長達六年之久的校訂攻堅戰。

20卷本梁集由編輯們分擔校對，有李紅、王琬瑩、呂鵬軍、吳冰華、符愛霞、羅晶、胡明峰、李文、許微微、王鑫、曹磊、丁桃榮等，一致的嚴謹和認真。我們通過電話、短信、郵件、微信校對，為一字一句，爭論不休。有時坐公交或走路，也有手機鈴聲響起。特別是到了殺青階段，各卷作了大規模調整，工作量成倍增加，編輯們下班后再上“火線”，我也時不時緊握手機，配合“應戰”。說實話自己備嘗艱辛，苦不堪言，但受到編輯們敬業精神的鼓舞和激勵，煩惱消減了不少。然而以一己之力應付一個龐大的編輯部，時有招架不住的感覺。

2019年1月18日赴北京參加“《梁啟超全集》出版座談會”，受到楊宗元、李紅、王琬瑩等的熱情款待，彼此暢談十多年來編集出版的坎坎坷坷，無限感慨。我坦言：“有編輯私下告知：太緊張了，快瘋了。可我覺得，真正被逼瘋的應該是我。”

十多年來的往事一言難盡，我還想說一句：“出版人，你們真辛苦，多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