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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創造新中國文學“新人”是當代文學發展中的一個突出要求和重大主題。從世界文學史上看，近代以來不乏關于“新人”的形象脈絡或理論主張。中國文學“新人”的創造緣起于五四啟蒙新文學，當代文學“新人”的內涵則表現為其自覺的時代性訴求，最核心目標就在倡導以“新人”所賦有且為標志的文學政治性、文學創新性和文學世界性。通過彰顯中國當代價值觀的文學創新，實現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和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在互聯網新媒體語境中，創造新的具有現實性的“新人”，將是中國文學實踐所面臨的新挑戰。

關鍵詞：“新人” 政治性 創新性 世界性 媒介性文學

“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是“第四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提出的主題之一。從文學史和當下文學的發展來看，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的議題，確實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新中國文學70年來的長期、持久的主題，也是當代文學持續不斷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不同的文學史階段，都在不間斷地以各種方式、因各種情況而提出或出現了這一問題和挑戰。連同五四新文學到新世紀新時代文學的整個現當代文學， “新人”的問題不僅一直都存在著，而且還是一種現象性、問題性的突出存在。因此， 不妨說中國當代文學在這方面的歷史積淀十分厚重，自身實踐經驗非常豐富，批評理論建樹也相當充分，我們有足夠的準備或理由認識到這個主題、問題和挑戰在當下的重要性乃至必要性。以下主要圍繞文學“新人”的基本含義及其所標志的文學史挑戰性、新創性意義，兼及文學現實性的創作問題，獻芹求教。

一、中國文學“新人”的時代“三性”：政治性、創新性、世界性

一般所謂文學“新人”，顧名思義最簡單可指此前作品（文學史）中沒有出現過的文學人物形象。也就是需要當下創造出的新的文學人物形象。寬泛地說，這兼具有文學史、文學批評和創作實踐的多重期待。但僅是這種界定，顯然與當下提出“新人”的動機、認知及理解有著十分明顯的距離，缺乏理論針對性，即需要進一步對此概念進行一定的特殊性、闡釋性的指認，否則有關這個議題的討論會因紛紜歧義而走向混亂。

如果具體追問中國當代文學“新人”的所指，立即就會聯想到“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說。這在新中國文學理論領域中曾經是諸種最權威的說法之一，尤其是在有關人物形象創造和多次關于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中。也許這與該說擁有經典理論依據的強大出處直接有關吧，而且在闡釋效用上，至今沿用該說實際上也并非完全不當。結合到具體文學作品、文學人物，比如現在要說魯迅的阿Q是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依舊成立。從理論上說，我們一般將所謂思想與藝術的創造能夠完美結合的文學人物褒之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并視之為現實主義文學的圭臬。這是通過對文學人物創造的高度評價而表達的、或達到的實際目的是對作家作品的一種整體性的正面評價，但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否體現或代表了值得肯定的正面價值觀（典型人物是否屬于正面形象）則并不重要，也并不一定——作家作品的創作立場和作品整體傾向才是最重要的（評判依據）。我們肯定的是魯迅的創作（立場），而非阿Q這個典型人物的價值觀。而類似保爾·柯察金這樣的蘇維埃英雄人物，則是我們一度推崇的堪稱最高級新人典型，幾乎可視為完美意義上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連同其作者和作品都是要一概褒揚的。

對于文學人物形象的創造，還有其他的一些提法或理論，倒不一定是嚴格意義上的概念使用，更多時候會是泛泛而論地說創造出了某種新的文學（人物）形象之類，這也就是在用一種相對寬泛的方式對于所論對象進行主要傾向于褒義的文學評價。因此同樣不一定要去深究吧。相對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般所謂新的文學（人物）形象，主要側重于指那些體現出某種（些）新質、新特點的人物形象，這種評價往往依賴于文學史人物創造的相對性特點的比較，強調的是藝術創造的獨特性和新穎性，是對較為成功的藝術個性的褒揚。同樣是針對文學史人物而言，同樣不一定代表進步或正面價值觀，它肯定和表彰的是因某種（些）新的人物特質經作家作品的藝術表現而使該人物（形象）成為文學史上的首創或新創。雖然整體評價程度上相對弱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之說。

至于中外文學史上有關人物創造、人物特點的專門概念和理論，我們所接觸過的比較熟悉的說法，實在也不少。比如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多余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描繪的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形象。他們崇尚理想，卻疏離民眾；不滿現實，卻少有行動；因其“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成為無力作為的苦悶憂郁的社會多余人。這類人物形象最早見于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奧涅金”，在屠格涅夫1850年小說《多余人日記》發表后這一名稱流行于世。包括赫爾岑《誰之罪》中的別爾托夫，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中的羅亭，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中的奧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最著名典型)“小人物”(“小人物”一般是指19世紀俄國作家小說中的出身于社會基層的低級小官員、小職員人物形象。這類形象多是飽受侮辱的下級官吏和底層民眾，既沒有了高尚生活目標，且貧賤、低俗、卑微，還有的是空虛、無聊的小市民。作家對這類人物可悲命運的描寫，表現社會實況，隱含現實批判性。1830年普希金以伊凡·彼得羅維奇·別爾金為筆名出版了《別爾金小說集》，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短篇小說《驛站長》，這是第一部描寫小人物命運的小說，首開俄國文學描寫“小人物”的先河。其后如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包括《狂人日記》《外套》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等，契訶夫的《套中人》等，延續、光大了這一文學脈流，在世界文學史上影響顯著),還有就叫做“新人”(“新人”是指19世紀俄國文學中的一類特定人物形象系列，主要作品包括《羅亭》《前夜》《父與子》《怎么辦?》等。其中的“新人”特指十二月黨人之后擁有社會進步理想追求、體現時代創新抱負、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傾向的年輕平民知識分子人物形象。他們自覺擔當歷史使命，執著并獻身于推動社會發展的革命改造和文明進步的事業。“新人”形象有羅亭（屠格涅夫小說《羅亭》）、伊蓮娜和英沙羅夫（屠格涅夫小說《前夜》）、巴扎羅夫（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薇拉、羅普霍夫、吉爾沙諾夫和拉赫美托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怎么辦?》，該小說副題即為“新人的故事”）等)的，歐洲文學作品中具體的有“吝嗇鬼”形象，理論中有著名的圓形人物、扁平人物等，甚至美國文學中的“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 既指特定作家及群體，也指其作品人物，諸如此類。中國古代文學中有關專門類型的人物概念看似較少，理論概括不多，實或更具普遍性——中國文史傳統中的史傳文類極為發達，即便從后世眼光來看，現代文學意義上的文學人物創造在較早期就已非常成熟，人物創造藝術堪稱登峰造極。新文學以后，引入西洋理論方式，文學人物的理論命名逐漸流行，比如“狂人”形象的啟蒙人物（最著名者即魯迅的白話小說開山之作《狂人日記》），當代文學中有過“中間人物”、（革命）英雄人物、工農兵形象等。連同后來特殊時期概括提出的“三突出”理論，其實也就是關于文藝人物創造的類型化政治原則，按理論聯系實際、理論指導實際的說法，也有其技術上的考慮理由。要之，這些概念和理論命名各有其特定的界限、定義，如果按人物命名現象論文學，也可謂“文學就是人物學”了。

當代文學史上提出塑造“新人”的主張由來已久，也并不少見。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就代表新的國家權力對于新中國文藝應該創造什么樣的人物形象提出了明確的政治要求。在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引的新中國文藝發展方向道路上，“新的人民的文藝”范疇中的新的主題、新的人物（主要就是廣大工農兵群眾及其中的英雄模范人物）等就是新中國文藝創造的主要任務和現實要求。可以說這也成為狹義的現代和當代文學在“人物政治”上的分水嶺。或者說，共和國成立伊始的“新人”創造或“人物政治”也是文學史流變、發展甚至轉折的一種創作或理論標志。此后每次“新人”主張的提出和倡導，都緣此一定貫穿有現實性的動因和特殊性理由。當下提出“新人”概念及其創造主張當然也在相同的動機理解中。但是，區別于以前（包括廣義的世界文學中的“新人”含義或范疇）的現實動機，顯然是我們當下最為關切的內涵。

從中國當代文學史、新中國文學建設和發展經驗上看，也就是從歷史的邏輯、當下的需求兩方面看，文學史、文學的當下關懷對于“新人”之說的提出或重提——包括諸如新人、時代新人、社會主義新人、無產階級新人等概念，是一個不斷重復、不斷重釋、不斷充實、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獲得當下性內涵、當下性意義、當下性價值目標的觀念。除了一般文學創新的理論意義外，“新人”概念在當下首先需要確定的價值內涵顯然是其特定的時代屬性——“新人”本身的時代性和現實性所規定和賦予的。“新人”之所以為新，一定是因為人物所具有的時代現實特性，否則，重提“新人”一說就會師出無名、無的放矢。那么，“新人”的時代性、現實性從何體現？哪幾個維度可以確認當下“新人”的創造價值和意義呢？

從歷史上的新人理論可以獲得明確的啟發，也可以從文學的現實需要方面得到直接的印證。“新人”首先必須是當代中國文化和精神價值觀的人物形象體現，即“新人”的價值觀內涵尤其是其核心價值觀，必須成為其創造的主要支持力量或標志性體現，否則“新人”的時代性和現實性將失去當下中國的主流價值支撐，喪失其意識形態的主導話語影響力，實際上也就無所謂“新人”、或無法稱之為當下中國文學的“新人”。我將此視為、理解為新人創造的第一要義，即“新人”的意識形態性和價值觀為其內涵之首義。這也是以“新人”倡導方式再度激活文學政治性。

申而言之，即“新人”的意識形態性，“新人”的價值代表性，最為突出地代表了“新人文學”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建設性，乃至“中國新人文學”體現出的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貢獻性。也就是說，重提或討論現今的中國文學“新人”，不能不首重三性：文學的政治性、文學的創新性、文學的世界性。所謂“新人”是具有時代的現實性（乃至直觀的感性）并體現新的發展或進步價值觀、主流意識形態傾向的人物形象。從藝術創造上說，“新人”就是我們對于新的發展或進步價值觀、主流意識形態傾向的一種人物形象期待及藝術投射，體現的是創作主體及完成作品的主觀意志及其情感和心理的訴求。對于“新人”的人物創造（技巧技術手段等）是因此才應運而生并為之服務的。“新人”不會是疏離現實價值傾向的一種架空的純藝術的創造，“新人”主張顯然是對于現實的融會了經驗內涵和理性思考的主觀介入的產物。“新人”是有立場的，甚至是廣義的政治性第一的形象體現。

所謂廣義的政治性，不能狹隘地僅將其視為直接對應于現實功利目標的機械工具作用的政治性（手段），或者是支配于教條政治正確的先驗、空泛的實際淪為抽象的、無效的政治性，這兩種政治性已經多次成為我們犯下歷史錯誤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意識土壤。前者會使文學窒息而死，后者則會放任文學的假、大、空。兩者都會使文學異化為喪失公信道義乃至不道德的社會腐敗、精神淪喪的象征。廣義的政治性第一，是指一種對于人物創造的精神取向及價值觀的基本性質的特定評價，而非先入之見的普遍標準，也并非是對文學能夠提出的第一位的創作要求——事實上，我們的文學和人物并非只能有“新人文學”這一種；文學的豐富性及其正當的合法的地位，并不能因新人文學而失去其自身的個性化、多樣性價值。

理論上看，所謂新人的廣義政治性，其中的主觀含義是在強調“新人”承載著為當下文學發展的時代特質提供普適性、主流地位價值觀的思想責任和精神使命。同時，“新人”體現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創造性、創新性藝術活力，能夠成為當代文學開創文學史新路、新取向的一種標志性形象，或者說就是通過一種能夠體現時代正面價值的人物形象創造，開拓出當代文學創作的新路徑、新方式、新可能。

往往可以舉一個相對成功的堪稱典型的當代文學新人案例，那就是柳青筆下的“新農民”梁生寶。即便是從有所爭議的程度上看，這個新人形象的創造案例也堪稱成功，后來的歷史和文學都可以成為新人梁生寶的強大支撐。就“文學新人”而言，“新人”本身當然并非是完美的，“新人”的創造藝術也并非是完美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新人形象代表了人對自身價值實現方式的探索實踐的完美性，代表了社會發展的理想實踐和歷史進步的完美性，代表了文學創造的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上的完美性。所以，“新人”體現的是一種能夠激發開放、進步、創造性精神的建設性。也就是說，“新人”的政治性同時須以藝術創新為保證，甚至說，政治性依附于文學的創新性才是文學新人成立的必要依據和基礎。但因為有其政治性，“新人”便獲得了現實經驗的充分印證和時代精神的靈魂灌注。即文學新人的政治性同時意味著文學的歷史創新性。從創作機制上看，“新人”本身是首創、是新創，當然就是對文學的一種鼓勵，而非束縛；是解放，而非壓制；是一種敞開的可能，而非封閉的規范。“新人”之于文學，尤其是當代中國文學、新世紀文學，正呈現在無限的創新期待視野中。

對于時代新人的文學創造，體現的是一個時代的文學使命。這種使命促成、升華了關注現實的創作自覺意識。古人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標舉和提倡的就是關注實際生活的現實題材寫作精神。這與后來我們所說的現實主義文學原則基本一致，強調的都是對于寫作動機、目標、功能和價值上的文學要求。而且很顯然，彰顯正面的、社會正義的價值觀就是其中的必然之義、主要之義。換一種說法，文學關注的是人物和存在的社會公義性與現實復雜性，而其前提是關注感性的、具體的、個別的人物的遭遇和命運，是要從俗世的塵埃中建立起人性和社會公義的基本價值立場。正因如此，也可將文學“新人”創造的創新建設性理解為是涵蓋了政治性在內的一個更為廣大的概念：政治性是“新人”創造的思想基礎和立場傾向，創新性是其形象整體和審美效果。前者與創作動機相關，主要是潛在隱性的；后者是美學功能呈現，更多是外在顯性的。所以，文學“新人”一定是具備政治內涵的體現文學現實關懷取向的審美創新性時代形象。這也可以是對現在再次提出“新人”一說的一種文學理論闡釋。

在文學史的預期視野中，這種“新人”蘊含著當代中國——以文學的方式為表征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表達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創造訴求，凝聚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特定實踐經驗，而且融匯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意識以及對于世界文學的自覺對話與交流。歸根結底，這也就是當代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一種自覺貢獻——中國文學自覺為世界文學的有機構成。如果能在改革開放的政治背景中來評價文學“新人”的創造意義，也可以認為“新人”的出現是與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文化崛起相伴生、且同步的。文學“新人”是對國家改革開放政治的一種呼應和證明，是對世界文化、人類文明的創新和發展之路所提供的一種智慧貢獻與價值選項。在此意義上，中國文學的“新人”倡導與當下中國的世界意識構成了一種高度同構、趨向一致的觀念聯結體，而不僅是有關當代中國文學批評范疇的一個依賴技術闡釋支持的限制性理論概念。

二、當代“新人”創造的文學史概觀

在較長時段文學史如五四新文學史上，考察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新人”的意義，會發現“新人”誕生的歷史脈絡，體現的就是文學史新創發展的階段性標識。究其根源，則是“新人”的出現往往意味著現實的深刻變化與廣泛影響、現實對于文學的制約與支配、文學對于現實的關注與攝取。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也正含此意。比如，從階級性、階級意識“新人”的文學誕生，“新人”的階級屬性、或階級論文學的自覺創造來看，無產者、勞動者的正面正義形象、社會價值體現的形象在文學史上的出現，并不始于左翼文學、或早期的左翼文學家，而是與新文學同步誕生的中國文學內部自生的一種時代進步和歷史意義的表現，最早著名的就是“人力車夫”。這一“新人”形象出現在了胡適、沈尹默、劉大白、劉半農、徐志摩等的詩中，汪敬熙、魯迅、郁達夫、胡也頻、老舍等的小說中。其中的大部分作者并非是無產者、階級論意識的文學家。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學概念（如白話文學、俗語文學）及其思想價值傳統（如庶民文學、社會文學、平民文學、人的文學）的內涵特殊性，具備了充分的文化權力自覺和歷史意識形態自覺，突出或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和歷史的價值自覺創造。這就為“新人”“人力車夫”的誕生提供了時代的動力資源配置及其歷史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在勞工神圣的國際性社會思潮中，潛伏著的是更久遠的人道主義啟蒙底色，表面激蕩的則是對于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等級分層的一種激進批判，也許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理論并非是其時大多數作家的自覺意識。但是，“人力車夫”以文學“新人”的形象創造，催生出了日后自覺的階級論文學，并成為后者的文學史先驅。由此，在文學史上，“人力車夫”也獲得、或體現了歷史視野中的一種特定的政治性光譜。“他”參與建構了左翼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的譜系，開創了現代文學史的一脈，后續更成為文學史敘述的主流形象形態。相比之下，新中國文學傳統及其“新人”譜系的開創與進展，特點是更具有意識形態的政治自覺性和“制度頂層設計”的剛性色彩。

在有關“新人”主題創作的當代文學史線索上，或許可將新中國文學分為三個（種）階段：一是與新中國誕生同時起步、與時俱進的“新人”創造的新創、探索與發展階段，主要指20世紀40年代末、50—80年代前。新中國誕生、社會主義建設早期的文學實踐，逐漸為我們的當代文學、中國文學建立起了具有制度規范意義的發展基礎，特別在政治與文學的“原生結構”的功能發揮和實踐方面，積累了極為豐富、多樣的經驗，同時也有反面的深刻教訓。其中，為呼應社會變遷尤其是時代政治而不斷提倡的“新人和新主題創作”，成為這一時期內最為顯著的文學創作主流。如果說我們對不同時期的某些社會現象、思潮還有所保留甚至批評的話，在文學主題及潮流方面，我認為大概率可以達到更為廣泛的共識，很多作品的題材不同，但都可以納入“新人和新主題”的范疇中，又以現實題材創作主題為最。這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建立及實踐的意識形態目標和文化建設重心的體現與追求，換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初心和使命。從整個當代文學史、新中國文學史來看，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雖然其間不乏曲折和困難，甚至失敗，但制度設計的“國家文學”并不能也沒有因為曲折和困難而放棄承擔文學的政治使命的責任。迄今我們耳熟能詳的當代著名文學人物形象，很多是這一時期的創造。其中的核心人物形象就是我們在理論上反復闡述、實踐中一再提倡的“新人”。這是新中國文學建設保留、傳承下來的最重要遺產之一，是新中國文學的制度建設、今天的國家文化自信在文學形象創造和文學創作基本面向上的主要支撐，當然也是主要的國家文學成就體現。

二是回顧、反思與多樣化、多元性發展階段，主要指20世紀八九十年代至21世紀早期。該階段的宏觀背景是國際國內政治巨變，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發展，中國及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貢獻于世界的趨勢成為主流，世界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生產的動力機制。因此，“新人”創造出現了新動態、新形態，在對歷史的回顧審視、理論反思與現實實踐的時代主流氛圍中，形成了多樣化、多元性的“新人”創造特點。這一特點并非是對前此歷史及實踐的全面反對或否定，而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經由新的世界認知經驗、契合國家發展的時代需求，中國文學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成熟、文化自覺和創造激情。這一階段始于重新打開了中國文學創造的世界之窗，整個過程中全面拓寬了中國文學創造的廣泛可能性，特別是將主流文學提倡的“新人創作”，提升、推進到史無前例的高度、深度和寬度，同時或先后出現的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潮流等，交叉、互補也同構性地成為一個時代幾代作家共同參與構成的文學景觀，這就是當代中國文學、新中國文學繁榮發展達到歷史新高度的一種文學生態明證。新時期文學創造所積蓄的力量和影響力，終于在21世紀產生出了明顯的成效，大量作品被譯成各種外文進入世界文學尤其是傳統西方文學社會及市場已漸成一種新常態，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則象征性地代表了中國當代文學在觀念和藝術上進入并獲得了世界性的文學經驗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的共享地位。新中國文學的這些顯例現象都是文學史上的開創性紀錄，對于世界文學而言，這也是中國文學“新人”的全面誕生，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創新貢獻及影響力與話語權，由此獲得廣泛的認可和認同。但也因此，文學意識形態的博弈，在更大的世界范圍內隨之變得越來越復雜甚至越來越尖銳化了。中國問題、中國議題完全與世界問題融為一體，反之亦然，世界問題、世界議題也將中國必然地卷入其中。后來發生的迄今尚未了結的中美貿易戰，一般觀察就伏源于此——中國在世界全球化大潮中崛起了，這算得上是一個史上顯著的經濟—政治案例。從此，我們無法置身事外。而且很快就看到了，包括典型的傳統左右兩極的分化、對峙，也由此再度成為意識形態場域的激蕩潮流，這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帶來了有關中國當代文學、新中國文學評價的歧義甚至對立，其中當然也涉及對于文學“新人”的理論批評與歷史實踐的評價。仍以文學史顯例來說，比如對于“十七年”文學的評價，就在這一時期一改新時期的基本共識狀態，漸漸變成了聚訟明顯、充滿了歧義的敏感論域。在近年的自媒體語境中，這更成為一種常態了——很多議題的討論被放大到極端的，往往不是共識和理性，而是歧義和對立的程度及其感情色彩，甚至不乏非理性、反人性的語言暴力或政治攻訐。世紀之交的輿論方式變化，預示了如今往往難以預料的輿情現狀——世界疫情引爆的輿情即可作為明證。

三是在無限開放可能的、新媒體語境中重建文學主流價值觀的階段，主要指近十來年。這是一個因新媒體的技術支持而成自媒體—融媒體的時代，傳統的主流傳播形態和方式趨于衰落甚至瓦解，世界已然呈現出了碎片化的分裂特征。簡言之，新媒介改變了現有既定權利包括文化權利、文學權利在內的價值觀地位的格局和配置。文學權利秩序的改變某種程度上使得我們的經典文學史傳統也遭遇到了存續疑問及現實合法性的挑戰。這樣來看，“新人”創作在當下既成為一個問題或挑戰，同時也一定會是新的機遇——也許文學史的流變到了一個轉捩點。這是個緣起于技術的問題，或者說這一現狀問題的產生確實主要源于技術因素，關鍵又是媒介技術因素，但導致的結果首先也是個如何重建文學主流價值認同的問題，至少關涉到文學生態的重建及其合法性的問題——所謂網絡文學的身份和地位即其中的核心問題。反之則主要受限于傳統的文學創造更多就像是在逃避現實的自說自話。權宜之計的隨機應對固然能夠顯示智慧，卻很難具有自覺的建設性意義并體現真實性的價值。當下的普遍狀況無疑首先是凝聚共識的嚴重困難，同時還有種種不確定性的疊加影響，比如民族主義思潮對于社會心理及情感表達方式的巨大影響，經濟生活規則的變化對于日常生活態度的直接傳導作用，網絡管理的制度、機制及技術規范的合理性問題，還有社會安全、食品安全、醫療保障、教育公平、住房問題等不時可能引發出的輿情乃至危機狀態等，都是我們一夜醒來無可預料就降臨在眼前的現實。可以想見重建文學主流價值觀的努力和凝聚社會利害共識一樣，顯得無比困難。但越是這樣也越加說明了重建文學主流價值觀的現實必要性乃至緊迫性。利益的紛爭和糾纏，使得所有的文學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所有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所有的技術問題、個別和局部問題，最終都將會演化成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在自媒體的傳播環境中，政治問題的發酵及其不可控性，無人能夠預料其結果。我們人人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最重要的甚至不是權力、事實和真相，而是定力、心理的穩定性，或者說是一種基于常識與經驗的思考方式及基本價值判斷。這或許也就是應該將文化自信置于最基本地位的原因，因為這關乎社會層面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基本穩定性。極端而言，文學及其他審美情感形式歷來就是重建社會信心、國家自信、民族精神信仰的最主要途徑和方式。在此意義上，“新人文學”的創造就是把文學與社會心理建設、文學與時代政治建設貫通起來的一個重大議題。而在文學內部，這個議題又是對于當代文學生產的一種鞭策，在一極化的權力結構已呈頹勢之后，它將有助于我們思考如何重建這個時代的文學地位——文學的特性、尊嚴和價值觀。

只是稍許有點疑惑的是，網絡技術及其產品平臺的發展仍在繼續，文學和文化產品的形態及價值隨之不斷變動，特別是文學和文化生產機制也需要重大調整。網絡時代形成了多極權利的合法化，有各種現實合法利益訴求的社會單位、群體或個人。政治權力要獲得社會主流的認可并非輕而易舉，社會治理方式及效果在政治能力提升之前，或許經常會陷入窘境。那么，如何確認、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人”呢？特別是如何確認這個“新人”的合理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價值實現）呢？這一文學挑戰，象征的正是我們已經面臨卻一時還沒有把握回答的現狀問題。也許是這一原因吧，有時我們還會看到種種沖突的場面竟是如此激烈，文學對于“新人”的探索應該也是為整個社會發展建設所做的努力。這本身就是個文學和社會的現實互動與和諧的問題。

三、 新媒體與“現實中的新人”

“新人”的基礎是歷史，站位在現實，指向屬未來。現實是其支撐點。作為一個概念，“現實”給我們的是一個接近于客觀真實性的語義認知。但在文學中，所謂現實的內涵卻充滿了鮮明的意識形態性、傾向性和特定的立場，甚至可以說，現實更像是一個政治概念——文學現實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是與生俱來的。這就可以理解，在更加極端的新媒體語境中的文學現實——文學意義上的現實，不能不是一種幾乎不可描述的對象或存在。現實的實在性、實體性正在消失，現實語義的似是而非令人琢磨不定。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傳統的人物真實性逐漸消失，或者說人的具體感性的生活已經在文學中大幅度淡出，空留出了一種虛幻的人格投影——人物的不真實性不是最重要的，人格內涵的填充多少會挽留一些現實的真實性遺跡。因此，“新人”創造除了其內涵的政治性以外，還遭遇到了新媒體對于現實的改造和改寫問題——在此意義上，“新人”創造其實就是新媒體文學或直接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創造的普遍性問題。

最明顯的是科幻的勃興，這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學中所謂現實概念意義變化的一種折射，也可以說中國文學“新人”的創作有了新的可能性。現實的廣度和可能性，已經覆蓋、包容了我們能夠想象得到的現實的全部。從二次元到外星球、異文明、多維世界，都已經成為真實的存在，我們全部的幻想已經成為我們的現實。以前純紙媒的意識形態語境不時會有何謂生活的爭議，一種說法是到處有生活，到處是生活；另一種則認為需要定義生活真實性的價值觀，這就將生活認知問題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這與文學“新人”的價值定位直接關聯。但是現在的語境變了，確切說是有關生活真實性的語境變了。虛擬生活已經成為現實，這使得生活本身更接近于文學意義——我們的生活場直接就是文學世界。本來這也符合我們對于文學及其真實性的理解。但是，經驗世界的真實性已經消失了。那么，現實的傳統客觀性定義顯然已經無法概括當今的現實含義或范疇。人物包括“新人”的真實性就成為一個問題——一個真實的文學問題。如何處理新媒體語境中的現實？傳統文學理論恐怕并不能圓滿回應當下的文學現實。技術領域引發的文學沖擊構成了文學的新現實，這就是“媒介（性）的文學”的挑戰。其中當然也隱含有媒介與人的關系問題。

20世紀90年代開始，傳統的文學研究受到文化批評潮流的影響，已經關注、重視到了文學的媒介性——從文學媒介進入研究文學，或研究文學的媒介特性問題。到了新媒體語境中，這就成為“媒介（性）的文學”問題。文學的媒介研究，前提是文學（內容）決定媒介（形式），后者不具有支配意義和地位；而“媒介（性）的文學”關注的是媒介對于文學（內容、形式）的決定性生產作用——因為媒介的條件或機制而使文學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媒介造就了怎樣的文學？換言之，以媒介為中心的技術因素對于內容生產的影響、主宰已經在網絡時代成為了顯著的現實。包括一般網文的寫作，主要就是技術支撐、在主要技術條件下的創作活動。做些類比吧，文學史上，新聞報紙催生出了報章體寫作，副刊對于類型文學的閱讀和市場成熟有著直接的生成機制作用，專欄作家和博客寫作有點相似吧，連載文學不就是今天網文大神的生產方式嗎？如果說紙媒的條件限制統制了種種紙媒文學的形式和形態，網絡的條件同樣可以形成網絡文學的形式和形態——這就是我所謂的媒介（性）的文學。與一般形式決定內容的經典形式主義觀點不同，媒介（性）的文學著眼并強調的是技術要素（生產工具、生產機制）在創造新文化、新文明的過程中，同時創造了新技術時代的新文學——不僅是新形態、新結構，還有新的審美內涵、新的審美經驗、新的審美觀或價值觀。“新人”（文學）當然包含在其中。宏觀地說，最低限度也應該是“人的文學”闡釋必須獲得新媒體時代的新內涵和新技術的支持。也許人物或“新人”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的辨識度，要比人與媒介的關系在新媒體語境中更易掌控，倒是后者令人不安，常常難措手足。

據百度百科資料：阿爾法圍棋（AlphaGo）是第一個擊敗人類職業圍棋選手、第一個戰勝圍棋世界冠軍的人工智能機器人。阿爾法圍棋象征著計算機技術已進入人工智能的新信息技術時代（新IT時代），其智慧接近人類，并具有自我學習能力。微軟小冰是由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于2014年5月正式推出的融合了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語音和計算機視覺等技術的人工智能底層框架。目前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跨領域人工智能系統之一。產品形態涵蓋社交對話機器人、智能語音助理、人工智能內容創作和生產平臺等，能夠通過人工智能創造技術，學習人類創造能力，進行基于文本、語音和視覺的內容生成。在文學文本創作方面，詩歌創作表現最為突出，2017年5月，微軟與湛廬文化公司合作，授權出版了歷史上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創作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

已有案例說明：圍棋機器人阿爾法狗一代、二代開啟、也終結了人機圍棋大戰的意義，并對圍棋運動及其市場產生了無可挽回的終局影響，標志人的智力高度的神秘乃至神圣性的圍棋時代已經走向了落寞。這一慘痛的教訓應該是，千萬不要企圖再和人工智能比試智慧和創造力，否則一定死得很慘。就此也不妨預言：人工智能也許就是毀滅文學的技術，或兇手——從微軟小冰寫詩到人工智能敘事文學的出現，應該是在最近屈指可數的幾年內就會實現的。職業九段和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在人工智能機器人面前，是否都會相形見絀、無所措手呢？我們怎么辦？

也就是說，現實正在發生結構性、整體性、根本性的改變，何為現實題材這個源自紙媒時代的經院式問題在新媒體時代不能不成為一個新問題——新時代文學的實踐將對此有所回應，提供答案。在此，文學“新人”倡導的根本性意義也就在更高層次上呈現出來了：中國文學的創造和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對于人類世界的貢獻一樣，將為網絡和人工智能時代的世界文學提供一種整體性的智慧產品，涵蓋有從意識形態、價值觀到技術生產手段的新文明的內涵。也可以說，始于傳統意識形態思維的“新人”創造及其與現實的關系理論，最終將是超越于特定意識形態的、普惠于人類精神生活價值的一種文學路徑實踐及其具體貢獻。這也是一種文學的“向死而生”或鳳凰涅槃的文明再生過程。也許，今天中國文學的實踐將為世界文學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作出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