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有詩、禮以來，“歌詩習禮”的教化傳統就不絕于史。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照此而言，對于詩、禮的學習，是人在世界上的交往、處世活動的知識性前提，如果沒有“歌詩習禮”作為前提，人的交往、處世活動就難以正常進行。“歌詩習禮”從語言上、行為上教化人、塑造人和約束人，使得人們能主動遵守儒家的交往方式和倫理規范。先秦以降，詩禮傳統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心態，這種心態主要體現為對優雅、教化與規范的追求。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革命的興起，人們對現代化的急切向往壓倒了對于傳統的溫情眷戀，同時各種政治運動也大大削弱了人們對于傳統的敬意，詩禮傳統由是一度有所中斷。然而“歌詩習禮”傳統在近年來有所復興，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詩禮復興”局面。所謂“詩禮復興”，指的是當前社會生活中致敬、追溯古典詩詞文化和禮樂傳統的潮流，其表現方式主要是通過學校教育、大眾傳媒提倡古典詩詞誦讀、重溫古典禮儀，以此在一定意義上實現傳統文化的復興。在當前時代背景和生活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看待“詩禮復興”潮流？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對中國歷史上的詩禮傳統進行回溯，反思詩禮文化對于文化生活的實質性意義，同時分析當前人們追溯傳統的社會心態，在此基礎上，嘗試理解和解釋當前的“詩禮復興”潮流。

“歌詩習禮”具有強大的傳統慣性

中國的傳統家庭，一般都喜言“詩禮傳家”，這意味著將儒家的經典和禮儀規范世代相傳，并將這種文化和道德上的薪火相傳當作齊家之本。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就是對其子孔鯉的過庭之訓，后世將孔子的家訓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文化傳統承繼下來。中國傳統社會中“詩禮傳家”的愿望，是儒家詩禮文化在民間生活的樸素表達，也體現了儒家詩禮文化鮮活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傳統。

詩禮的創制是孔子之前的事，因此“詩禮”也是孔子本人所要面對的傳統。但以詩禮教人，從文獻上看，在先秦時期則以孔子為盛，司馬遷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孔叢子》上也記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孔子對弟子所教授的內容主要是詩書禮樂，他的思想也是通過詩書禮樂的載體傳遞給學生的。關于“詩”，在《論語》中，孔子言詩引詩20次。除了孔子之外，先秦儒家也多喜言詩，據大略統計，《孟子》中孟子言詩40次，《荀子》中言詩90次。由此大致可見，先秦儒家十分重視《詩經》，而且對《詩經》的內容相當熟悉。至于“禮”，則更為人們所熟悉和尊崇，孔、孟、荀對“禮”都是念茲在茲，不必贅述。《周禮》《儀禮》《禮記》除詳細記述先秦時期人們按照禮儀制度安排生活的大致狀況外，還為后世習禮、論禮奠定了文獻基礎。孔子所教授的“詩書禮樂”構成了儒家傳遞傳統的主要載體，就孔子個人家族而言，這種傳統到了漢代，在他的子孫后代那里依然延續。《漢書·儒林傳》記載，“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司馬遷到魯地參觀后感慨：“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自春秋以來，雖然社會大局上可能存在著“禮崩樂壞”的情況，但就民間生活而言，詩禮傳家首先是在孔子家族得到了驗證，孔子家族也對詩禮傳承發揮了典范性的作用。

董仲舒和漢武帝等聯合推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家意識形態統一化運動，提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的意識形態一統政策，以詩書禮樂為中心的儒家經典教化成為國家意志。五經博士設置后，儒家詩禮經典與功名利祿關聯，通詩書、懂禮樂便逐漸成為士大夫的基本能力。在兩漢史書記載儒生們經歷的文字中，經常有“通詩禮”的字樣，如“韋賢治詩……又治禮”“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宋均）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等。這也說明“通詩禮”是漢代儒者們較為普遍的基本功。

魏晉時期，名門望族多為詩禮之家，除了身份上的尊貴之外，還需要熟知傳統文化，并以此為家族門面。如謝安家族，《世說新語》上記載，“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撇開具體詞句的討論，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詩禮”文化在貴族中的普及化，在謝安家族的內部聚會上，大家討論的是《詩經》里的佳句，可見其家族人物對于《詩經》的熟稔。南北朝時期的顏之推撰《顏氏家訓》，特別強調以詩禮傳家：“俗僧之學經律，何異世人之學詩、禮？”在這里，詩禮是儒家經典的代名詞，僧侶學習經律是職分內之事，世人學詩禮（儒家經典）也應是尋常事。從這句話看，包含“歌詩習禮”在內的儒家經典學習，應為當時的普遍風氣。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大動蕩時期，即使在這樣的時期，詩禮傳統也沒有因為政治的動蕩而喪絕。

如果把早期的《詩經》之“詩”泛化為后世的格律之詩，那么唐代則是詩的朝代，將由《詩經》而來的詩歌雅言傳統發展到一個新高峰。關于唐代的詩歌傳統，無須多言。至于禮教，唐代也十分重視。唐代在承續儒家的禮教傳統上與歷代相近。《舊唐書·儒學上》提到，“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升平”。正是因為人們將“識禮教”與“致升平”關聯起來，十分看重禮教的政治意義，故而唐代禮教也沒有因佛道昌盛而淪至邊緣。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禮教還參與到現實的行政事務中去，唐史的儒者傳記里，常常記載儒者引經據典為君主的決策提供禮儀文獻和理論依據。如《新唐書》記載，顏師古以其對封禪禮儀的理解為唐太宗提供決策服務：“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適中。’于是付有司，多從其說。”可見，當圍繞國家禮儀出現爭論時，儒者的禮教、禮樂素養可以為政治生活作出貢獻。有唐一代，雖然在義理思想上以佛道的異軍突起為特質，但詩禮文化傳承依舊，特別是詩性精神得到極大發揮，豐富了《詩經》以來的詩歌雅言文化。

宋明理學時期，理學家更多關注的是理氣心性的形而上學問題，但是在教化層面，理學家們還是充分重視傳統詩禮的意義。如朱熹就十分看重詩禮在教化上的作用。關于“詩”，朱熹說：“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孔子……其政雖不足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朱熹認為《詩經》經孔子整理后，獲得了為教的合理性，故而一直傳承下來。關于“禮”，朱熹在制作《家禮》時曾認為，禮對于“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都有所裨益。就此，朱熹特別提出要將古人的“詩禮之教”推行下去，“蓋古人之教, 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 及其稍長, 而傳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微, 各有以知其義禮所在, 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朱熹重視古人的詩書禮樂之教，認為其能教人事物之微、義禮所在、踐履之功，教化意義極大，因而應該傳承發展下去。又如，王陽明曾說：“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王陽明認為，“歌詩”可以發人之“志意”，“習禮”可以使人“肅其威儀”，“志意”是內在的精神意志和氣質，“威儀”是外在的言語行為和儀表，由此，王陽明認為古人所倡導的“歌詩習禮”依然具有深遠意義，值得繼續傳承。作為宋明理學的兩位主要代表，朱熹和王陽明都特別重視傳統的詩禮之教，主張將傳統的詩禮之教作為教化的核心內容，以呼應更為古典的教化之道。

晚近以來，雖然西學大規模涌入中國，但包含“詩禮之教”的文化保守主義并沒有隨著西學東漸而式微，反而在強大的異質文化面前“越戰越勇”。20世紀中，除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文化保守主義都具有相當強大的生命力，成為20世紀中國的主流思潮之一，如20世紀初的“國粹主義”，新文化運動后的東方文化派、學衡派，現代新儒家、港臺新儒家、大陸新儒家的傳統文化主張，等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義，主張雖各有差異，但大多都對傳統經典的禮敬與傳習表示基本同意。也就是說，雖然很多人希望與傳統進行“告別”，但包含“詩”“禮”在內的傳統經典及其文化依然是20世紀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自漢代開始，由于歷代都推崇儒家思想作為治理國家的正統，故而儒家詩禮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都能延續不絕，形成了巨大的歷史慣性。即便是動亂時代人們無暇顧及詩禮，一旦天下承平，詩禮文化的歷史慣性就會發生作用，使其又被重新用于教化，為人們所追溯、弘揚和復興，并用以安定人心、維護秩序，發揮詩禮文化在歷史上曾經起到的社會政治作用。詩禮文化之所以能夠起到安定人心、維護秩序的政治作用，是與詩禮文化的教化與規范的實質性意義分不開的，接下來，我們將對此展開分析。

詩、禮意味著教化和規范

詩禮文化是自西周以來先民創造的文明產物，經先秦儒家的闡釋發揚，既塑造了文獻經典系統，又形成了禮樂教化傳統。從“詩禮”的具體詞意上看，“詩”最早指的是《詩經》，如孔、孟、荀等先秦儒家提到的“詩”都是專指《詩經》，但后來，隨著詩歌形式和詩歌藝術的不斷變化發展，人們逐漸傾向于把類似《詩經》的優雅、雋美的語言，如后人創制的詩詞歌賦等，統稱為“詩文化”。故而本文更傾向于將歷代詩詞歌賦也納入《詩經》所開創的偉大傳統中去。因此，就“詩”而言，最早的“詩”專指“詩經”，但隨著時代變遷，“詩文化”也就演變成以《詩經》為起源的中華詩詞歌賦文化。“禮”是先民生活、政治規范的體現，后又經專人整理并推廣，形成一套秩序規則、儀式制度，后來也演變成一種生活方式。相傳周公“制禮作樂”，之所以推出“周公”，實際上強調的是“禮樂”是經權威人士整理并推廣的神圣規則，有著崇高權威性與普遍適用性。“禮”的文獻依據主要是《周禮》《儀禮》《禮記》以及后世人們根據禮義精神和時代需要所制定的一系列禮書，在實際運用中，“禮”具有儀式性、規則性以及約束性等特質，是人們日常生活的秩序依據，在傳統中國起到了保證規范、維持秩序的重要作用。“詩禮”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容，作為儒家教化和規范的集中代表，起源于中國文明早期，經歷代儒者在思想上發揚光大后，又在具體生活實踐中作為重要參與者而存在，是一種“活著的”傳統。

“詩”是優雅文辭的集中體現，從表現形式上看，是以優美、典雅的語言來敘事、抒情、言志，表達思想、情感、意志等精神性的東西。從實質上看，“詩”是以優雅、雋永的語言方式來實現對于人心的教化，促進人心的端正化，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詩”的最大特質就是精神上的端正性，也就是符合儒家倫理價值的正統原則。正因為“詩”代表著儒家價值的正統性，又因為其語言上的優美以及發音上的節奏感，故而可以用來作為推行教化的載體。漢代《毛詩序》對“詩”的教化意義作了集中陳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從《毛詩序》來看，“詩”言志，是用語言將人之“情”與“志”予以外在呈現，以便人們相互理解、交流。“詩”不僅僅意味著文字呈現，而是有著一整套表達方式，即用語言、嗟嘆、歌詠、樂舞的方式表達人們的內在情感和意志。最重要的是，“詩”在傳達作者意圖的同時，還展現著社會政治生活，有著“政教”的意義。如果“詩”僅僅體現個人情感意志的話，就不可能發揮巨大的社會政治意義，正是因為“詩”承載了儒家的政治判斷、政治價值、政治關懷，故而能夠擔當教化的功能。簡單來說，“詩”既具有情感性，又具有政治性。另外，“詩”之六義（賦比興、風雅頌），不僅是藝術表現形式，更是社會變遷、王道興廢、禮義興衰、政教得失、國政變化、風俗流變的反映。“詩”的創制和傳播，其動機和目的都是為了政教事業，是為了成就一定的倫理、政治效果。“詩”的優美形式，是為了襯托其表達的政教事業的崇高價值。可以看出，《詩經》首先是政教意義上的教化之具，其次才是文學意義上的作品。當然，后來的詩歌，逐漸脫離神圣的政教事業之色彩，成為文人記事、寫景、詠史、抒懷、言志、唱和的文字性載體，雖然也有關涉政教的詩詞，但更多的詩詞是文人創制的藝術性作品，蘊含著創作者個人的性情、境界與氣象。后人的詩詞，保留并發展了《詩經》中優雅的語言表達方式，依然要滿足人們對文字的審美要求，也能陶冶人的情操、抒發人的情懷，其減少了《詩經》中的政治色彩，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教化之具。但關于文辭是否要承載儒家之道，即是否要實現“文以載道”，依然是后世詩詞創作中的核心爭論點之一。這就意味著，后世的詩歌創作依然要回應《詩經》所開創的政教傳統。

“禮”是界定上下等級尊卑的人際關系之社會規范，也是一種敬重秩序的生活方式，“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記·曲禮上》）。“禮”的確立和維系，意味著社會秩序、生活方式的確立，所謂“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禮記·樂記》）。“禮”的含義較為廣泛，李安宅先生認為，“禮”具有“民風”“民儀”“制度”“儀式”“政令”等意義。但即便如此，“禮”的核心所指還是日常生活中的規范。按照儒家典籍的記載，在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與政治生活中，從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到國家的戰爭、朝覲、祭祀天地等政治事務，禮樂典章和禮俗儀節都深深參與其中，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記·祭義》）。儒家將無所不在的“禮”之意義概括為：“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曲禮上》）可見，儒家將整個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維持都寄托在“禮”上，使得“禮”成為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治理中最為重要的依據。作為規范的“禮”，代替殺伐等暴力形式成為國家治理的工具，“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在此，禮樂教化取得了比暴力統治更加順暢的統治效果，如果建立了禮制，國家就會實現“不治而治”。先秦儒家對于“禮治”的設計與期待，為后人所繼承。《漢書·成帝紀》云：“圣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逾制。”就歷史實際而言，現實中的尊卑往往是由于依靠暴力掌握權力或者擁有財富多寡而實際形成的，但依靠暴力和財富而形成的尊卑秩序往往很難說服人，故而需要用“禮制”來說明既定尊卑秩序的合法性，于是史書中出現各種“明禮制以序尊卑”的說法。儒家認為，如果人們的日常生活規范因循的是禮樂教化，而非更具暴力強制色彩的刑罰措施，則能反映社會秩序的和諧，從維持秩序的角度來說也更為長久而有效。關于“禮”的規范性及其對社會秩序的意義，宋儒程顥認為：“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取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逾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后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在程顥看來，禮制對于消弭人們互相爭奪的欲念并穩固社會秩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按照既定的禮儀規范來安排人們的日常生活，使得人們對于分配有著比較明確的心理預期，才能避免紛爭，才能實現差等性的社會秩序與社會和諧。“禮”是儒家倫理原則的制度性、規范性體現，相對于“仁”的內在性、原則性而言，“禮”具有外在性、可操作性等特點，對于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不管是在思想上還是在真實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禮”都是維持社會秩序、確立生活方式的主要依靠。

“詩”是優美文字，“禮”是儀式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外向型、形式化的特點。雖然人們在生活中對“形式性”的東西有所追求，但這并不是詩、禮不斷傳承并為現代人所復興的根本原因。我們認為，詩、禮的傳承與復興，其根本原因在于詩、禮實質上具有教化和規范的政教意義，能夠滿足政治統治對于撫慰人心、維持秩序的需求，故而能為統治者以及擁護統治的士大夫們所傳承與復興。從“詩”“禮”的原初本質來看，一是教化，一是規范，都是為了實現符合儒家價值原則的社會秩序，都具有政教意義上的現實性作用。“詩”更傾向于以優美的方式發揮教化作用，而“禮”則更傾向于從儀式的形式上發揮規范作用。雖然后代的“詩”轉變為一種文藝作品，后代的“禮”也有一些流于形式，但從實質上看，“詩”與“禮”具有鮮明的“悅服人心”“安定秩序”的意義。人們往往認為，“歌詩習禮”，可能陶冶自己的精神，實現自我教化與自我約束，過一種安定優雅的生活，從而隱惡揚善，促進社會走向良善，正如王陽明所說：“凡歌詩……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凡習禮……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從本質上說，詩禮之教能夠助人“遠惡向善”，能夠保障差等性的社會秩序，使得人們不至于輕易犯上作亂，切中了人們對于教化與規范、優美與秩序的訴求，故而歷代對其追念不已。

“詩禮復興”反映期盼審美再塑和道德重建的社會心態

實際上，“詩禮復興”并非發端于當代社會的新鮮事物，而是從孔子時代就開始出現。孔子之前即有詩禮，但孔子認為，在他所處的時代詩禮之風已經有所敗壞，所謂“禮壞樂崩”，故而有復興的必要，所以他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如上文所述，后世大儒朱熹和王陽明，也對“古之教”充滿了贊嘆和向往。正因人們對“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持續不滿，才會有對理想中的優雅與秩序的永恒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傳統禮樂文明、典雅精神的持續回溯式的“詩禮復興”，一直貫穿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反映了中國人習慣于“向后看”的社會心態。因此，“詩禮復興”并非某一時代的個別現象，只不過某些時代表現更為突出而已。

孔子認為，所謂繼承傳統，更多是在繼承其精神，而非固定的某種形式，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對此，朱熹曾在《四書章句集注》里轉引胡安國的解釋：“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這里所說的“禮之本”“天地之常經”，也就是人間生活的秩序精神是不能改變的，所改變的是禮儀的形式。故而人世雖不斷更迭演進，但詩禮的精神長存，如果詩禮精神喪失了，那么就意味著文明的終結。程頤說：“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有上下尊卑之分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禮樂是文明的根本，無處不在，因為文明社會需要禮樂所代表的秩序予以維持。若要文明不亡，那么詩禮的教化與規范精神就不能喪失，可見正統儒家給予詩禮在人們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換言之，詩禮內容可能有所變化，但詩禮精神是一以貫之的，代表著人們對于美好生活與和諧秩序的向往。

正是基于對文明秩序的堅定信念，歷代人特別是士大夫都用心維護和傳遞著詩禮精神，并以其守護和推進人類文明。近年來，由于人們對于光怪陸離的現代審美產生疲勞和質疑，同時也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道德問題產生憂慮，故而希望從傳統的詩禮中尋求解決之道，于是呈現出某種意義上的“詩禮復興”。如小說《應物兄》中所描寫的儒學復興世相，中小學興起的傳統詩禮教育，社會上廣為人知的“中華詩詞大賽”“國學達人”以及各地方興未艾的國樂、古禮、漢服復興活動，學界對詩禮文獻的廣泛整理與深入研究，諸如此類，都是當前“詩禮復興”潮流的表現形式。這既是當代人對于詩禮傳統的常態傳承，也反映了一種期望以“傳統之藥”來療治“現代之病”的社會心態。社會心態是人們對于社會生活實際的一種心理反應，這種心理反應反過來又能夠影響社會成員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甚至可以影響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大局。在時代轉型的關頭，經常能看到社會心態對于時局的影響，如“民心思變”常常是時局鼎革的先聲。由此，討論社會發展和文化演進，對于民眾的社會心態不能不加以關注。

從審美上看，當前文藝生活的流行趨勢是歐美、日韓文化以及電視選秀、互聯網娛樂方式等，與傳統以“詩”為代表的審美趣味有著明顯不同。當代審美趣味的世俗化，強調感官上的沖擊與刺激，追求快節奏、多變化。以當前人們生活中所喜聞樂見的短視頻為例，新、奇、怪、短以及搞笑化、娛樂化成為趨勢，新技術主宰下的內容膚淺和碎片化成為人們日常審美的主要特質，這反映了人們片面追求感官娛樂的“審美心態”，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里所揭示的放棄理性思考、藝術追求而一味滿足耳目之欲的現象。對于“娛樂至死”心態的警惕與擔憂，往往也使得人們傾向于從“詩歌”傳統中尋找“優雅”與“崇高”，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對于“快餐文化”有著天然的情感抵制，希望以雅言傳統來抵制時下的通俗文化。

從倫理生活層面看，當前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很多有悖傳統倫理道德的問題，如農村老人自殺現象、空巢老人現象、不敢施救陌生人現象、電信詐騙現象、喪失個人誠信現象、對國家大事的“佛系”冷漠現象，等等，這些社會性的倫理問題，都與傳統“禮”的秩序有著抵牾之處。另外，當前社會的個人戾氣有所滋長，惡性暴力事件、校園傷害事件時有發生，經新媒體傳播后往往呈擴張性發酵的趨勢，在社會上造成巨大的影響。對于傳統經典所記載的禮儀生活及其秩序充滿向往的人往往愿意相信，這些倫理失范的問題，都是由于傳統禮樂秩序、道德倫理的缺失而引發的，人們喪失了對于禮樂之生存方式的知識和興趣，導致道德生活上的滑坡。當代社會出現的對于背離傳統道德現象的擔憂心態，使得人們對詩禮文化中的優雅、禮讓精神更加期待。少數人甚至利用人們對于部分社會現象不滿的心態，炒作所謂的“女德班”“國學班”等，試圖鼓吹一些有悖現代道德倫理的陳腐教條，從而走向所謂“詩禮復興”的另一個極端。

為了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人們往往期望從時間或者空間上的他者那里獲得思想資源，產生了借助其他思想資源來解決現實問題的社會心態，傾向于從傳統的或者異域的價值觀念中尋找對策。而且，這種尋求其他思想資源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心態往往也呈現出不同的面相，有的傾向于從現代西方的觀念中有所借鑒建立價值觀，有的傾向于從傳統中國的文化中重建價值觀，在一定意義上，前者形成了所謂“自由主義思潮”，后者形成了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社會思潮是社會心態在思想和理論上的反映，社會上出現的自由主義思潮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大體上都反映了部分民眾對于現狀不滿并希望解決問題的社會心態。“詩禮復興”展現的是一種文化守成或保守的心態與思潮，即期望以一種古典的方式來解決當下的審美缺失與倫理困境，將解決現實問題的可能性訴諸傳統。文化保守主義心態與思潮認同歷史合理性，認為歷史上長期流傳的特別是經過偉大人物創制的傳統，經過長時間的檢驗流傳至今，故而依然具有生命力和有效性，如果現代人對其加以合理改造和積極利用，可以用其解決當前的現實問題。以傳統的“禮”之歷史合理性為例，陳來先生的觀點在當代學者中頗具代表性，他提出：“有必要把東亞傳統中的禮文化經過選擇而有益地應用于人文教育的實施、社會問題的解決、人際關系的調整，以期達到提升人性價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創和諧的秩序。”上述觀點在一定意義上能代表當前學界文化復興心態與思潮的基本主張。這一觀念不僅可以用于“禮”，也是“詩”精神能夠在現代社會推行的依據，因為“詩”在出發點上也是為了實現教化人心的社會功能，同樣具有操作性，并能有效塑造人的精神，故而也具有現實生命力。

前文已述及，詩禮文化來源并流行于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詩禮文化有所式微。近年來的“詩禮復興”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少數學者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獨立擔當的思潮，而是順應了當前社會對于“禮樂文明”之回溯的社會心態。在中國傳統中，當現實生活出現某種問題時，“祖述堯舜”“三代之治”等“向后看”的歷史主義思維方式，總能將人們帶到遙遠的歷史情景中，從傳統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當前，中國正在實現大的社會轉型，政治、經濟、文化都在發生新的變化，新的社會問題、倫理問題層出不窮，人們迫切需要從各種思想資源中獲取啟示，思考如何應對現實問題，“向傳統學習”這種歷史主義思維方式，正是當前社會心態的表現之一。特別是“向傳統學習”還天然地與“民族本位”“民族主義”相關聯，更使得“向傳統學習”的文化保守主義容易為人們所接受。“詩禮復興”現象，希望以古典的詩禮精神來充實和完善現代教化和現代倫理秩序，改造審美缺失與倫理混亂的社會問題，這意味著從傳統角度對于現代性的一種回應，也就是主張“詩禮”依然應該是現代性生活的要素，其不是“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是“活生生”的精神傳統，有助于糾正現代社會生活的某些弊病，有利于實現“審美重塑”和“道德重建”。如此看來，“詩禮復興”是當前民眾對于現實某些方面不滿之心態的文化反映，其既是對于傳統教化和規范的留戀，也是解決現實問題的一個具體路徑。

小結

近年來，“詩禮復興”成為社會生活和文化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有些人對此現象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人認為這是復古倒退的心態在作祟。解釋這一現象，有必要回溯歷史、分析實質和尋找現實根源。從歷史上看，詩禮文化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要素，從先秦直到近代，歷代都將詩禮之教當作文化傳承、社會教化中的核心內容，從民間到官府，從學者到帝王，都有意慎終追遠、維護詩禮之教，一方面賡續傳統，一方面以此安定人心、維護現實秩序。從實質上看，詩禮文化意味著政治教化、心靈引導和約束規范。“詩”以一種優雅的語言方式來實現教化，表達意志、情感，引導人們進行自我教化，意味著“審美教化”；而“禮”則以一種相對剛性的方式對人們進行約束，要求人們按照尊卑等級來構建與維護秩序，意味著“儀式規訓”。從現實根源上看，對當前社會的審美趣味以及倫理困境的思考，產生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心態和思潮，在這種心態和思潮下，人們希望從傳統中尋找資源來解決現實問題，“詩禮復興”只是其中的表現之一，推動這一復興的人們期望以此來帶動“審美再塑”和“道德重建”，從而建設更為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