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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華書局出版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的文集《儒家文化與民族復興》，所收文章大部分是他近十年來關于傳統文化與民族復興之關系的思考。陳來著作宏富，是思想與學術之大家，在當代努力研究傳統學術，并以此為基礎思考民族精神生命的走向和未來。

一個沒有內在精神的民族煥發不出真正的生機和力量，也培養不出人格健全的國民，自然也就談不到復興。

陳來在文集中屢次提及，抗日戰爭時期，當中華民族處生死存亡之際，儒家學術反而應運而勃興，成就斐然。

以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賀麟等為代表的大學者們為挺立國人精神，從根源處著眼，自覺地創造性地闡發了蘊蓄于儒家傳統學術中的思想菁華。

此前，從晚清新式學堂的建立開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廢祀孔、刪經學 ”以及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文化形成沖擊，舉國上下反思儒家文化，意圖原本也是為了變革圖存以求復興。

但恰恰在國運至為黯淡的抗戰救亡時期，中國思想界仍然深刻地看到了儒學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價值和輝光日新的生命力。

順著陳來這個思路，我們可以打開視野，擴展胸襟，看到一個根柢更為深固、傳承更為悠久的儒學。

后世以為孔子所傳之儒學僅是先秦學術之一端。其實，孔子傳承古代學術并推廣普及教育，是中華古代學術思想守先待后的集大成者。

根據孔子刪述六藝的史實以及現存的“十三經”和先秦典籍可以推斷，自上古而流傳至孔子時代的古學文獻有六大類，即六藝。

六藝是內在相互關聯的六大類學術典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總稱，這六大類典籍流傳下來的雖然有限，但精義未失，孔子所傳承的學問即本于六藝。

孔子之學兼容并包，總攝六藝，懷抱理想以致力于人間秩序的維系（國家的意義），而推本于人的教養（修身的意義），亦不失超越性的靈動（生命的自由、生死的智慧）。孔子是由豐厚的精神傳統所孕育出來的，他的學術和人格是很綜合、很博大的，但又有其一以貫之之道。

孔子對于中華文明的最大貢獻在于傳承了中華上古六藝之學。沒有六藝之學的普及流衍，就沒有后來的以先秦經典文本為源頭的中華人文歷史世界。在這個更為深遠的大背景下，我們真切看到儒家文化與民族復興的關聯。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經歷了許多次改朝換代，沒有人可以否認，儒家所秉承的古老而深刻的傳統國家理念在這個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生命的連續性也才有了得以體現和綿延的實質性載體，這也意味著顧炎武意義上的“天下”未亡，其雄渾的生命力超越了“歷史的狡計”。

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孝親”“忠君”與“保民”相協調，這是中國古代政治權力架構得以完成、國家職能部門得以運作的理論模型。

在今日中國，國家的長治久安依然離不開國民對國家之權威性和神圣性的信仰，而忠于使命、忠于職守、忠于國家依然是政治健康、社會和諧的內在要求。

儒家文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形成作出重要貢獻。即便是當前很棘手的國家治理、世界和平問題，也能從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有機而系統的政治哲學中吸取營養。

今天的中國人讀古代經典應取其精義，而不是拘泥于文字。這也是陳來把儒家文化與民族復興相提并論的深層原因。

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但也一直受到外來勢力的侵擾。文明代表著理性、秩序和教養，侵擾則具有非理性的破壞性力量。這樣的破壞性力量既可能是“內憂”，比如古代中國因社會秩序崩壞而造成的人心渙散或大規模社會性暴力反抗；也可能是“外患”，比如從來不曾真正消失過的邊患、外族入侵時的血腥殺戮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已高度發達的中華文明成果的毀滅和掠奪。

既然“內憂”和“外患”一直在中國人的精神視域之中，那么是否可以借此反思中國文化巨大的“吞吐性”？這種吞吐性體現為對外來文化的消化能力——承受創傷和痛苦同時也接納并馴化野蠻的能力以及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無限生命力等。長城，是中國人精神世界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儒家文化熏陶出來的中國人始終堅信文明教化的力量。

今天，企望民族復興的中國人依然堅信，中國的崛起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

儒家認為多難興邦。

民族復興在精神上需要優秀傳統文化的支撐。我們相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養出的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必將在艱難時局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和印證。

馮友蘭先生92歲時自題座右銘：“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這里的舊邦指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新命是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

“闡舊邦以輔新命”是自上古以來的六藝學人尤其是后來的儒家士人們共同參悟了的國家長存之道。

盛德日新，變化無窮，但又有常道可循。

弘揚儒家文化以促成民族之復興當然不是復古，因為無論哪個時代的炎黃子孫，都一定是生活在他們的“當今”和他們的“中國”，他們都必須充滿智慧地認識對待“古今關系”和“中西（外）關系”，融會貫通地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種精神營養，解決他們的“現實問題”。

現代人“有為”過度，算計過度，把理性工具化、技術暴力化，增加了貪欲和不安，雖似更文明，實則更功利。儒學尤其重視人的心性，認為人的真心本性能夠超越古今中外的隔礙，過更為自由而浩瀚的生活。具有深厚儒學修養的人，應該是以心性之學為根基，融認知、倫理和審美于一身，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能體悟有為與無為、精神與自然之間的奇妙關聯，活得既有樂趣和境界，也有責任與擔當。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說：“六經責我開生面”“推故而別致其新”。在新時代，面對諸新問題，我們應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守先待后，返本開新。

（作者李健君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郭齊勇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