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后排左起2周玨良，3畢朔望，4楊豈深，5吳富恒，6戈寶權，7湯永寬，8 屠珍，9梅紹武； 中排左1吳富恒夫人，2董樂山；前排右1施咸榮，2郭繼德，3楊武能，4陳冠商；余為座談會東道主。

戈寶老，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們對寶權先生的敬稱。

1978年，40歲的我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成了馮至所長的研究生。那時候，所里與寶權先生年資相仿的老先生有好多，如李健吾、卞之琳、楊絳、羅大剛等，卻只有他享有這個既滿含尊敬，又顯得親切、隨意的稱謂。

在外文所當年擠滿居家雜物、彌漫煤煙味的筒子樓走道上，時常看得見瘦瘦高高、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的戈寶老，其他老先生卻難得一見。為什么呢？因為他們幾乎不來所里上班，戈寶老呢，盡管也不必上班，卻常來所里，因為筒子樓樓道上的一間辦公室里坐著一位叫梁培蘭的女士——寶權先生在遭遇兩次離異后成功地黃昏戀娶的新夫人。

我雖說常見戈寶老，卻只能遠遠仰視他。他太高大了，還在中學時代，喜愛文學的我就熟讀讓他翻譯得音韻鏗鏘、感人肺腑的《海燕》。高爾基這篇激情澎湃、斗志昂揚的散文詩，給了正欲起飛的孱弱少年以激勵、鼓舞。還有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這首抒情詩，給了一次次遭遇挫折、失意的我慰藉和再出發的勇氣。在我年輕的心中，戈寶權無異于神，圍繞在他身上的光芒讓你無法正視，所以在外文所5年，我對戈寶老一直是敬而遠之，一句話都沒跟他說過。

誰知情況有了做夢也想不到的變化。那是在我調離外文所回到川外以后。

1985年《譯林》創刊5周年，李景端總編邀請我到南京出席座談會，使我有幸近距離接觸國內一批文學翻譯界的名家和前輩。報到后我們被送到了據說是毛主席來南京多數時間下榻的地方。更加讓我意外和驚喜的是，德高望重、享譽中外的戈寶老竟不期然地跟我住在同一個標準間里，一下子距離拉得這么近。

記得臨睡前，我倆總愛盤腿坐在各自的床上閑話。一次，老先生一邊搓著腳心一邊對我講，搓腳心這事兒簡單易行，乃是他的養身秘訣，讓我也不妨試試……

《譯林》創刊5周年座談會就在賓館中山陵5號舉行，與會者幾乎都是刊物當年的編委，沒有一個不是享譽海內外的資深翻譯家，由此可見，李總編非同尋常的組織能力和“統戰手腕”。我因研究生畢業沒幾年，五十不到算是初出茅廬的小年輕，不知李景端出于什么考慮挑中了我，讓我叨陪末座。會上老專家們侃侃而談，盛贊5年來《譯林》的成功和成績，提了不少辦刊建議。

會后參觀考察，我始終跟戈寶老走在一起。站在一個人頭攢動的農貿集市邊上，他突然開口道：“楊武能，你看怪不怪，那幾個年輕人，男的蓄著長頭發！戴副蛤蟆鏡還留著鏡片上的外文商標！”如此走著聊著，有說有笑，好像一對好朋友。事實上，座談會結束離開南京，我和戈寶老真成了忘年交，隨后還有不止一次難忘的聚首。

1987年，歷史文化名城四川眉山，由我牽頭，在文化圣地三蘇祠成立了四川翻譯文學學會。作為外地惟一的特邀嘉賓，戈寶老遠道而來，受到了與會全體文學翻譯家和省作協領導的熱烈歡迎。大家都知道戈寶老不只是大翻譯家，還是老革命家。我親眼目睹，包括作協主席馬識途、副主席高鷹在內的眾多著名作家，都對寶權先生滿懷敬意，贊譽有加，都說自己受過戈寶老譯作的影響。此情此景，讓我感受到了翻譯家的重要和榮耀。

眉山會后，我以四川外語學院副院長的名義請他到學院講學，這個學院特別是俄語系的師生熱烈歡迎他，大家都敬仰這位大翻譯家、大學者和老革命家。閑暇他和夫人梁培蘭還到我家做客，又留下一張跟我和夫人王蔭祺的珍貴照片。

上世紀90年代，我在北京羅鍋胡同戈寶老家里最后一次見到他，其時他正忙著準備訪問俄羅斯。我們互致問候，講了自己這些年來的工作生活，便在他除了書還是書的居室中，匆匆留了一張影。戈寶老看上去精神矍鑠，沒想到此一分手竟成了永別！

可敬可親的戈寶老，可親可敬的寶權先生、寶權同志，你逝世整整20年了，可是你并沒有離開我們，你和你翻譯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高爾基等大文豪一起，永遠活在中國大地上，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