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本期“黃河”對話，是一篇“重量級”的關于文學批評的訪談。這次訪談在構建山西文學批評在全國的地位以及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有深刻的認識和清晰的指引，并對評論隊伍的建設以及山西文學批評的走向作出啟示。相信也對山西文學創作具有相當意義。

主持人：劉媛媛（太原學院教授、評論家）

訪談嘉賓：杜學文  楊占平  段崇軒  傅書華

杜學文， 山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主席，評論家

楊占平，原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評論家

段崇軒，原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評論家

傅書華，太原師范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評論家

劉媛媛：很榮幸請到四位老師做這個訪談。四位老師在文學批評領域各有建樹，作為山西文學批評界舉足輕重的大家，希望此次訪談四位老師能就目前山西文學評論的現狀各抒己見，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山西是一個文學大省，歷史上文人輩出，有人說唐代詩人山西籍占了半壁江山，現當代也有眾多的名人，李健吾、石評梅、趙樹理再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晉軍崛起，令世人矚目。與之相呼應的文學批評也有不俗的表現，當年山西作協主辦的《批評家》影響很大，可惜后來停辦了，創作與批評是文學的兩翼，山西作協歷來重視文學批評，近幾年有人提出“晉派批評”這樣的概念，意在重振山西文學批評，四位老師怎么看？

杜學文：首先要申明一下，我不可能“舉足輕重”，只是在努力寫而已。其次，更不是“大家”。對我來說那可能是不可及的事情。“大家”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要對解決文學現實中的問題有突出貢獻。就批評來說，我還只是一個毫無頭緒的人。

山西的文學對中國文學來說，具有極為重要且十分特殊的意義。在中國文學的形成期，山西地區的文學就已經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作品跨越了數千年的時空，直至今天仍然熠熠生輝，如《擊壤歌》《南風歌》等。之后的歷朝歷代，山西都有非常重要的文人出現，他們中很多人的創作具有開創性意義。山西在中國審美理論的構建方面也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如軸心時代荀子的《樂論》、魏晉衛夫人衛鑠的《筆陣圖》、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法書要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宋代郭若虛《圖畫見聞錄》、金元時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等，均為中國審美理論極為重要的收獲。

現當代以來，山西的文學理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李健吾、賈植芳、王瑤等老一輩學者，他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體系的構建，以及諸多文學與藝術理論的解決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甚至是開創性貢獻。另一方面，作家們對自己創作思想的闡釋，如高長虹關于“行動的文化”；趙樹理關于寧愿到地攤也不上文壇，以及對現實生活特別是民生問題的關注；馬烽關于短篇小說“新、短、通”的觀點等均產生了很大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山西出現了一大批在全國十分活躍的理論家與批評家。他們或者關注中國文學發展的現狀，或者專注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出現了一大批優秀成果。擇其要者如對魯迅、胡適、趙樹理，以及“狂飆社”“山藥蛋派”與“晉軍”的研究，或者長期跟蹤當代文學某一方面的創作，或者就某些創作現象、理論熱點發表自己的看法等等。應該說，山西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與中國文學的現實是同步的，有突出貢獻的。其中的一些人不僅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從全國的角度來看亦可謂領軍人物。

但是，山西文學理論評論的發展，也并不是一直呈現出風生水起的生動局面，也有其“消沉”期，標志性事件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評論刊物《批評家》的停刊。《批評家》停刊后，山西文學批評的重要陣地丟失，失去了一個與全國文壇交流對話的平臺。之后，很多從事文學理論研究與評論的人才流散，調到了全國各地，如北京、上海、福建等地，還有一些人“隱退”，不再從事這一工作，更年輕的人才難以出現。大約十多年的時間內，山西的評論人才處于“潛沉”期。當然這是一個“客氣”的說法。雖然我們不能把這些問題簡單地與《批評家》的停刊掛鉤，但其中還是有聯系的。所幸的是，從《批評家》停刊后，山西省作家協會一直期望能夠新建一種評論陣地，創辦了一個刊發評論的內部刊物《新批評》，后改為《山西創作研究》，同時，積極發現人才，舉辦培訓班，實施簽約評論家制度，一批更年輕的理論與評論人才涌現出來。他們或者成為某一領域具有權威性的專家，或者參加了全國重要的評獎與學術活動，或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客座研究員等等，其學養與勢頭均不可估量。就目前的情況言，老一輩批評家仍然筆耕不輟，不斷地有著作問世；中年一代也非常活躍，在全國有較大的話語權影響力。可以說仍然構成了老中青數代人齊聚一堂的陣容。

至于“晉派批評”這個概念，我多少知道一點情況。首先是山西幾位年歲較長的批評家私下討論過這個問題，其關鍵是山西能不能形成一個批評的“派”。這其中我認為更注重的是激勵較年輕的批評家多努力，多出成果。后來也有人寫了文章，或者對山西的批評現狀進行分析梳理，指出其優劣；或者干脆倡導“晉派批評”，也有非常中肯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亦可看作山西批評家群體的一種愿望與信心。當然，也有省外非常重要的批評權威提出“晉派批評”的概念。不過我看到的文章并不是專門討論“晉派批評”的，是討論某種現象涉及到了這個概念。盡管如此，大家還是很有觸動的。我覺得就我個人而言，不好提“派”或者“不派”的概念，但我非常希望山西的批評家能夠更活躍，更有影響力、話語權，有更多更重要的成果。如果大家在研究討論中國文學的創作現象時，不斷地提到山西批評家的觀點，我以為就已經超越了地域概念。

劉媛媛：您這樣一梳理，相當于一個小型的山西文學批評史了。從中可以看出山西的文學批評還是有深厚積淀的。我去年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訪學，有不少現在很有造詣的老師都提到他們當年在《批評家》上發表過文章，可見其影響和作用之大。

楊占平：提到《批評家》雜志，我是當事人和見證者之一。1985年《批評家》創刊我就從一個省級行政機關調去做編輯，到1989年底因故停刊，一直伴隨刊物走了五年歷程，感觸良多。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的黃金時期，也是山西文學批評相當活躍的年代。那個時候，老一代批評家煥發青春，中青年批評家大量涌現，個個精神抖擻，生氣勃勃，積極參與到全國文學創作與批評中發聲，努力把山西作家作品推介到國內外，不僅對文學創作給予宏觀評述和微觀闡釋，對文學理論和文學史進行全方位重新梳理和整合，而且對批評本身也予以深刻檢視，展開了關于“我的批評觀”、“批評的價值”一類話題的討論；同時，刊物傾力培養我省中青年評論人才，從《批評家》成長起來的評論家，后來的三十多年一直是山西評論界的骨干，好幾位進入了全國批評隊伍中心。可以說，《批評家》當時發揮的作用，至今都在顯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山西的文學批評界仍然以當年《批評家》推出的隊伍為領軍，在他們帶動下，又有一批中青年評論人才嶄露頭角，這批新人起點高，高校教師為主，多數是博士或碩士畢業，具有良好的基本功，也比較勤奮，已經成為山西評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視野遠大，既關注全國性話題，更重視山西作家作品研究，專著和文章都達到了較高水平。我相信，未來一段時期，這批青年批評家將把山西文學批評提升到一個新水平。

段崇軒：關于山西文學評論的歷史，確實需要系統整理，這是我們想構建“晉派批評”的基礎。我們在2013年出版了《山西文學批評家自述》，涉及26位批評家，并不全面，年輕的批評家還沒有來得及收入，調到全國的批評家也沒有進入。但大致包括了現當代的重要批評家。現代文學史上，這本書收入了幾位，如常風、鄭篤、青苗等，他們其實是橫跨現當代的。還有在山西的賀凱、陳過，走到全國的王瑤、賈植芳等。這樣看，山西現代批評的陣容還是很可觀的。到了當代，“十七年”到“文革”時期，老一代批評家仍在研究、寫作，如常風、鄭篤、姚青苗。我最近讀了《青苗五十年文論》，很有感慨。老先生三四十年代主要寫小說，也有部分評論文字，寫了一百多篇短、中、長篇小說，大都是抗日戰爭題材，建國后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竟沒有出版過一本小說集，基本淹沒在歷史塵埃中。建國后調到山西大學中文系，從事文學研究與文學評論的寫作，有近八十篇四五十萬字的評論文字，很有意義和價值。同時，又一代文學評論家涌現出來，如李國濤、陳志銘、韓玉峰、董大中、李旦初、艾斐、張厚余、楊士忠、蔡潤田等等。其中，省作協的陳志銘因年事已高沒有寫自述；山西大學中文學的程繼田去世了也沒有寫，還有高仲章、王政民等也沒有涉及。很想寫一部《山西現當代文學批評史》，但工程不小，資料匱乏，不敢動手。劉媛媛老師把視野縮小到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難度不大，但不能不關注一下山西現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歷史。

劉媛媛：是的，我也有興趣研究這個課題，但也是感覺難度大，先從容易占有的資料入手，慢慢深入。

傅書華：相較山西本土的文學創作，山西本土的文學批評要弱許多。李健吾、高長虹、常風等人雖然是山西人，但他們的的文學批評成就主要是在他們走出山西后取得的，趙樹理的文學創作，能夠成為“方向”，也主要是通過非山西的周揚、郭沫若等人的闡發與“誤讀”。這之后“山藥蛋派”及“晉軍”的顯赫文壇，從文學批評角度考量，也大體如此。新時期之后的山西批評界，《批評家》與太原日報的《雙塔》副刊，不僅有著全國性的影響，是當時中國文學批評界的重鎮，而且，在培養山西本土的文學批評力量上，也功不可沒。還有其后的《黃河》雜志的“作家書齋”，其所論及的知識分子話題，《晉陽學刊》的“中國社會科學家傳略”專欄，也堪稱國內一流。但支撐這些刊物、專欄的，主要是非山西本土的作者。就新時期山西文學批評界的批評家而言，李國濤的文體批評，董大中“一個人超過一個文學所”的批評成就，韓石山在文壇的躍馬揚槍等等，都曾名震一時。其后至今的杜學文緊貼文壇的多方展示，楊占平對山西幾代作家的全面把握，段崇軒的短篇小說研究及近年來對山西民國文學的研究，侯文宜對新時期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王春林的長篇小說研究，還有，《山西文壇“風景線”》等等的出版，也都足堪稱道。近幾年，青年批評家群體也嶄露頭角。但我覺得，可發展空間還是很大。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山西中青年批評家叢書，2012年出版的顯示山西中年一代批評家實力的《山西文學批評書系》，2016年出版的顯示山西青年一代批評家實力的《新銳批評家叢書》，都還只有山西本土階段性展示與總結的意義。

劉媛媛：四位老師從不同側面把這個問題談得很透徹了，學文老師從宏觀回顧到未來展望給我們以信心，占平老師的親歷更有說服力，段老師對山西近現代批評的進一步挖掘令人期待，傅老師開闊的視野讓我們從縱向和橫向需找差距和出路，可以說切中要害，對于當下的山西文學批評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和建設意義。從目前的現狀看，不僅山西，放眼全國，許多人都覺得尖銳而富有建設性的批評越來越少，學術含量高、有重大理論突破的評論更是少見，幾位老師覺得當前文學評論較之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主要的成就和問題在哪兒?

段崇軒：這是我近年來一直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我是從新時期文學初期的1978年開始文學評論寫作的，整個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可以說創新不斷、風清氣正。到90年代之后，文學評論隊伍壯大了，報刊版面增多了，文章數量飆升了，學術環境改善了，但批評卻“變異”了。文學批評越來越受到社會、文壇的質疑、詬病。當然，扎扎實實的建設、積累，也是有目共睹的，可存在的問題也是嚴重的。我覺得最突出的問題是批評的“江湖化”、“贊頌化”，文學批評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宣傳、一種工具。我們山西的文學評論家，文風總體上還是純正的，大家還是很努力的。但功利化、人情化、圈子化等現象還是有的。我一直在會議上、微信群里，倡導文學批評的學術性，抵制各種各樣的誘惑、侵蝕，年長的評論家們也積極呼應，應該說效果還是有的。省作協2009年成立了文學評論專業委員會，至今十幾年了，想一想還真做了不少工作，創造了一種健康、向上的評論氛圍。現在我們所以能有一種蓬勃旺盛的評論勢頭，一批更年輕的評論家茁壯成長，與文學評論委員會的工作是有關系的。

劉媛媛：確實如此，我們的評論群里段老師是最熱心的，總是第一時間發布大家的作品，以及文壇上的新動向，分享好的文章，這也是一種引領。

杜學文：就目前的評論來說，總體看還是比較活躍的。首先是年輕一代評論家在崛起。他們的視野、藝術感覺都很好。其次是各種相關活動比較多，大家有了更多的交流平臺。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甚至是急需解決的問題。比如說真話的問題，對創作的引導問題，人情與利益的考慮等問題。改進與提升評論的成效，首先是文化環境的問題。一方面是物質對文化的擠壓，文化的獨立價值、根本性意義被社會漠視。很多人，特別是有決定權、話語權的人對文化的重要性缺乏起碼的認知，即使談文化也往往從產業的角度、拉動經濟的手段等方面來說話。但是，文化，以及由此決定的價值觀、方法論，對人素養的提升等被嚴重地忽視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經濟效益的理論與評論當然被遮蔽，提不上議事日程。另一方面是文化自身的僵化。對傳統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東西缺乏認知；對外來的東西盲目追崇，缺乏辯證；對現實生活沒有敏感度，既不了解時代的變化，也不體察文化，特別是文學自身的變化，提不出新思想，也缺乏新視角。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評論的焦慮，娛樂性評介，特別是所謂“娛記”為宣傳某種作品而熱衷的非藝術性介紹，由于其具備非常突出的“抓眼球”功能，擠壓了評論。自媒體的發展也從某種程度上對評論產生了影響，它們鮮活的、滿足普通讀者文化消費欲望的表達手法使講究邏輯性、學理性的評論應對失措。

傅書華：確實是這樣。我覺得，近些年來，中國文學批評界的主要問題是文學批評文章的思想含量越來越稀薄，甚至幾近于無。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批評界包括藝術批評界的輝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站在了其時思想界的前沿，這當然與時代的轉型相關。九十年代之后，用李澤厚的話說，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這自然有其深刻原因，但也不能不說，這其中是存在某種危機的，那就是如鄧曉芒教授所說：學界用學術性掩蓋自己思想的缺血與貧瘠。而在文學批評界，甚至連學術性也日益淡化了。我舉山西幾個例子：中國一向文史哲不分。近些年來，國內民間史學的成就高于文學，在山西，繼承山西文史不分的文學紀實傳統，以周宗奇、陳為人、畢星星、趙瑜、魯順民、黃風等為代表的一批“史性”紀實文學寫作，在中國“風景這邊更好”，但山西批評界鮮有及時的應對。對趙樹理的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未能引入新的思想資源，導致對山西今日的鄉土寫作，不能提出新的深刻意見。還有，對張平的政治文化小說，不能從對政治性與文學性關系的重新的深刻認識出發，做出新的判斷，致使文學遠離社會問題公眾生活有了體面的遁所。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陌生，也使得不知山西這黃土地上曾經盛開的女性文學之花美在何處，一任其自生自滅。如此等等，其實，問題是存在的，不存在的是對問題的研究。

劉媛媛：這恐怕有一個國內的整體大環境，就是學文老師說的文化環境，還有一個就是小環境，我們山西又處于國內文化資源相對貧乏落后的位置，包括高校內部的學術研究。

杜學文：外部環境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問題還是評論自身。這里我主要強調兩個問題。一是評論的獨立性問題，一是評論的建設性問題。

所謂評論的獨立性，并不是說評論可以自立于生活、創作之外，而是說評論有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雖然評論要從作品出發，但并不是要簡單地向讀者介紹作品的情節、人物與特色，而是要討論作品所表現出來的，以及可能表現出來的社會文化價值。評論家是站在作品之上討論問題的人，而不是跟在作品之后復述作品的人。只有從作品中發現那些對我們的現實生活——外在的社會生活、內在的精神生活有意義的東西，才能夠完成評論的使命。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評論是獨立于作品的，而不是附著于作品的。它尤其不是作品的注腳。

所謂評論的建設性，就是說從事評論工作的人要善于從眾多的作品當中發現文學創作中的新現象、新問題、新趨勢，并對其進行立足于藝術價值之上的社會評判。評論不是社會學著作，而是審美行為。盡管評論可能會涉及到許多社會現象，有些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但它的出發點仍然是審美，是從審美的層面來討論問題的。否則將會消泯作品的藝術性。所謂社會評判，并不是說要把文學評論轉化為社會學評論，而是說，即使是討論藝術問題、審美問題，仍然難以脫離社會生活。其最終目的仍然是改善社會，促進社會的構成細胞——人的精神與情感世界的凈化與提升、價值選擇的崇高與有益。它還是要回到社會之中。否則就會成為脫離社會生活的孤立的文學，或者說缺少社會血脈的形式主義存在。當文學疏離社會生活時，生活也將疏離文學。評論的建設性就是強調，從審美理論的層面給文學創作以理論的滋養、引導，它是高于創作現象的勞動——不是說評論比創作高明，而是說它是對創作現象高度抽象與概括之后的思想結晶。因而，評論應該從豐富的創作實踐中抽象出某種趨勢、現象、概念，以解決創作所遇到的問題。

如果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評論相比，我以為首先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成就。我們也不可能期望不同的時代都呈現出同樣的批評樣態。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到，目前的批評，應該說話語多了，話題少了；具象的解讀多了，概括性的提煉、總結少了；附著性的狀態很普遍，有獨立意識的構建性努力遠遠不夠。要改變這種狀態，我以為還是要解決好評論的獨立性與建設性的問題。

楊占平：也必須注意到時代的變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在內因和外因的趨使下，逐漸失去了轟動效應，那種一個作家靠一篇（部）作品走紅、全民都在關注文學的景觀，已經淡化，許多作家體會到了一種失落感。如此，批評必然會受到觸動。面對失去了轟動效應的創作，批評又能有多大作為呢？正合了那句成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就是說，沒有了小說家、詩人的探索熱情，沒有了多少引人矚目的作品，沒有了大眾對文學的關注，你批評家去評論什么？引導什么？失去了對象，只玩“空手道”，批評是無論如何堅持不了多久的。從批評家自身的知識積累方面看，經過一段時期的超常使用，需要一個補充的過程。從事文學批評跟做其他知識性工作一樣，必須有足夠的知識積累才能勝任。如果只付出不充實，或者付出多充實少，肯定會出現才思枯竭、難以創新、重復別人、重復自己的現象。具體表現就是：不管評論哪一個作家或者哪一部作品，總是一個模式；研究文學理論問題和文學史規律，總是一種套路；所使用的敘述方式和批評語言習慣，總是難有新意。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整個社會秩序向規范化發展，文學逐步回歸到了自己的應有位置，批評也逐漸從尷尬境地走出來了。眼下，作家把自己的寫作當作一種職業或者愛好的方式，寫得相對輕松；批評家也隨之放松了心態，在解決了自身知識積累和生存問題后，選擇自己喜歡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學現象研究和評論，個性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揮。應當說，當下的文學批評已經進入相對寬松環境，對成熟的批評家是出成果的時候，對青年批評家的成長是有益的。

劉媛媛：占平老師的樂觀讓我們感到一絲輕松，在當下這樣大變革的時代，確實會讓人迷茫彷徨，但終究是要向前走的。文學創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影響，我們身處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大變革時代，技術革命帶來的變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地影響到各個領域，文學創作面臨著革新和創新，比如說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運用、主旋律與個體表達的關系、鄉土題材地域差異的文本再現等等，批評與創作是互生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學評論又該何去何從呢？

楊占平：文學批評與創作一樣，各有特點各具風格。我在多年的研究和寫作中，逐步形成并一直堅持的觀點，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批評要有獨創性。我以為，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研究，作為一種講求邏輯推理性的思維活動，不少研究者的思維方式，已經從過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維逐步向逆向性思維轉化，因為，這種思維是通過對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進行反經驗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個出乎意料卻在情理之中、與眾不同卻具有創見性的結論來。這種研究用獨到的眼光，評判、分析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各種內在的和外部的蘊含成份，對公認和傳統的結論提出懷疑，從而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價值體系。正是如此，才能體現出研究者的獨創性來。其次是批評要有真情實感。我在寫作過程中常常感到，當今的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研究，存在一種浮躁現象，有些人從事文學批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拿到某種學位證書或專業職稱，很少去發掘課題的深層次意義。造成這種現象的出現，是一些批評家缺乏真誠的感情。面對作家作品，面對一種文學思潮，批評家應當用真誠的感情去研究，沒有付出真誠感情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渙散的體現，枯燥文字的堆積。批評家只有具備了真誠的感受，才能寫出真正有見地有思想的文章來。第三是研究一定要立足現實。應當說，當代文學研究的現實性是最能體現一個批評家價值的尺度。強調現實性，并不是說一定要研究表現當下人們生活的作家作品才是現實性，不管你研究哪個作家作品，只要能用現在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藝術標準去評判，并且能得出獨到的看法或結論來，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就可以說是具有現實性了。

杜學文：如果說文學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影響，還不如說文學是時代的產兒。盡管有的作品并沒有明顯的時代印記，但從文學整體來看，仍然是時代孕育的結果，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技術革命等產生的影響。人類社會的技術革命一直在進行，目前的互聯網是一次改變人類生活方式與認知方式的重大革命，具有劃時代意義。不過，作為作家或評論家而言，首先要討論的是一定時代的本質性問題。如果我們抓不住這種問題，或者對之缺乏深刻的認知，也會對我們的思考與創作產生影響，而文學理論與評論擔負著破解現實謎題的重任。

首先，理論與評論是否對社會生活的變革保持了敏銳的感覺？是不是意識到在社會生活發生變化的時刻，對文學及其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實際上我們回顧文學理論的發展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時代的文學理論之所以產生影響，均與其解決現實的時代問題有關。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狄德羅等最主要的貢獻是借用東方文化來改變西方神權主義的控制，為歐洲的變革發展吶喊。浪漫主義的興盛與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有著密切的關系。而現實主義的廣泛流播則是人們發現了資本“秘密”之后形成的創作思潮。當資本對社會的控制日見強化，對人的異化不斷加深，對自然的消耗引發嚴重的危機后，抵抗“現代”的現代派成為最重要的創作思潮。

其次，在中國面對極為復雜的社會現實時，理論是否具備了清醒的認知。中國是如何完成工業化、現代化原始積累的？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型國家”有什么不同的文化屬性？落后于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中國又表現出怎樣的復雜性？廣闊地域的差異性、互補性特點，快速的物質生產領域的發展變革與具有長期穩定性的精神文化心理模式之間的錯位等等。如果從事文學理論與評論，對這些問題還是要有深入研究的。盡管文學理論與評論并不是直接去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但并不等于可以不去思考了解這些問題。

再次，在這樣的時代變遷中，人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原有的以家庭、家族、故鄉為支點的人生認知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中國以來的以單位、組織為依托的人生認知也發生了改變。那么，每一個個體的人如何在社會中確定自己的存在呢？曾經擁有的歸屬感被什么替代？相比過去曾經的依靠各種歸屬如家庭、老鄉、同學、戰友等人際關系而形成的陌生的熟人，現在已經轉變為熟悉的陌生人了嗎？曾經非常重要的倫理關系、親情關系、愛情關系，現在是不是都已經淡化、消失了呢？人的價值體現在什么地方？是個人的成功，還是家國的情懷？是物質的占有還是精神的滿足？這些都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文學當然不能回避。

還有一個非常“文學”的問題就是，文學理論與評論要為當下的創作提供思想啟迪、審美引領。這就是說，希望文學能夠有不同于既有的方法、樣式、手段來表現這個時代。它可能是在以往既有的各種傳統努力之上的一種新變，是在吸納接受許多新的外來的表現手法、藝術思潮之后的融合轉化，是對現實具有針對性的能夠解決面臨問題的創造。單純地固守傳統，可能難以適應時代；簡單地模仿別人將會失去自身；而沒有現實意義的一切企圖將失去生命力。傳統、時代、現實，這三者的融合新變是文學理論與批評應該解決的現實問題。理論與評論應該有這種探索、引領的自覺性。

劉媛媛：這種宏觀的思考確實非常需要，也是對當前從事文學批評者非常重要的啟示，沒有這種視野和思考深度，文學批評可能會流于膚淺和表面。

傅書華：我想具體談談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缺失與在當今中國的迫切性問題。在我看來，除了五四時代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現實主義在中國文學界幾乎一直處于缺席狀態。近七八十年來國內所謂的關于文學現實主義的論爭，基本上是圍繞著紅色古典主義的論爭，你如果一定要把紅色古典主義認定為現實主義，那也只能說是中國化了的現實主義，或者是特定時空內的所謂“革命現實主義”。其根本區別在于，是以被冠以“階級”“新舊”“文化”等等名分的群體之人作價值本位，還是以個體生命作價值本位。西式現實主義發生自以經濟來結構社會對以倫理來結構社會產生巨大沖擊之后的價值動蕩之中，經過以“個體生命”為至高無上之價值尺度的浪漫主義洗禮之后，其立足點是以“個體生命”為價值本位來批判資本經濟對其的損害。無論從今日中國以經濟來結構社會對以倫理來結構社會產生巨大沖擊的社會轉型這種時代性價值動蕩來說，或從今日中國市場經濟導致中國全民性自覺或不自覺的“個體生命”意識覺醒來說，抑或從市場經濟、傳統倫理結構對個體生命的損害來說，西式經典現實主義的文學結構與當下中國的文學結構都有著極強的對應性。猶如市場經濟是不能跨越、逾越的社會發展階段一樣，現在的中國文學界，還遠遠談不到超越現實主義，而是要重新認識并回到現實主義。其主要借鑒的文學傳統，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從詩經途經漢樂府、小李杜、柳永直達《紅樓夢》的民間價值譜系，是魯迅、老舍、張愛玲、梁實秋、趙樹理的現代個體生命價值譜系，是西式浪漫主義、現實主義。

段崇軒：山西一直在倡導現實主義創作，這已成為一種傳統。怎樣表現出更宏大、更深入、更微妙的現實生活來，這確實是一個創作的關鍵問題。對作家而言，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深入廣泛地了解和熟悉現實生活。當下的現實生活與既往的八九十年代生活，已發生了根本變化，作家不去既廣且深地了解體驗生活，你就無法表現出當下生活。二是深刻洞察和把握現實生活。生活是一種現象、一種素材，沒有思想洞察力就很難表現它。現在的不少作家，思想還停留在八九十年代，或者說就沒有思想，怎么能深刻、準確地表現出現實生活的本質和規律來呢？但山西在倡導現實主義創作時，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和壓抑了其他主義的文學，譬如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文學發展到今天，本是一種多元共生的態勢。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乃至其他主義，是在一種比較、競爭中發展、壯大的。只強調、倡導一種主義的文學，是不利于文學發展的。而當下的現實主義文學，從某種角度看，已呈現出落后、保守的一面，不進行改造、革新，它就會衰落下去。融合其他表現方法和手法，譬如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古典主義等，譬如民間文藝、網絡文學、非虛構以及其他藝術手法等等，它才有可能獲得新的生機和力量。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倡導現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即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融入現代的思想、審美、技法等。很多杰出的作家，如王安憶、韓少功、畢飛宇等，走的都是這樣的路。

關于鄉土題材文學，這些年很少討論了。越是城市化文學，越沒有地域文學特色。鄉土文學的衰落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但也越是現代化社會，人們越懷念鄉土、鄉村。當下的鄉土文學怎樣寫？又成為一個新的課題。按照“山藥蛋派”的寫法肯定不行，按照“晉軍作家”的寫法大概也不行。我們只能汲取他們創作中的一種精神、一種格調了。葛水平、王保忠、楊遙這些年在鄉土小說的探索上，有哪些經驗和不足，我們還沒有總結、梳理。我希望山西的青年作家，能在這一領域開辟出一片廣闊、獨特的世界來。

劉媛媛：確實是這樣，對于年輕一代，“鄉土”被“漂泊”取代，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也讓更多的人無鄉可思。互聯網不僅打破了空間界限，也打破了不同場域的邊界，我們現在很難再堅持純粹的文本批評，影視與文本互相滲透參照，成了當下創作的趨勢，文學現在需要借助更符合大眾傳播的方式走進更多人的視野，而評論似乎很難這樣做，評論本身就是思想和學術的集合，問題是堅持純粹的學術立場，強調學術化保持學院派的嚴謹規范，可能會使評論越來越成為象牙塔里的小眾話語，離大眾越來越遠，甚至成為新的“八股文”，從而喪失了批評引導讀者提升閱讀水平的另一層功用，幾位老師對此怎么看？

杜學文：首先，我認為我們需要各種各樣的評論。學院派那種形式的評論也很需要，有其存在的客觀要求，它對提升評論的理論思維、論證的邏輯性等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強調學術化并不是只有學院派，學院派也不一定就具備學術化。學術不是學院的專利。但就我個人而言，可能更喜歡那種相對自由、形式活潑、帶有批評者個人情感色彩的批評。無論如何，評論不能單一化。評論必須豐富多彩——形式的、風格的、方法的等等。

互聯網的出現的確改變了我們的文化生態，評論也不例外。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降低了評論的門檻，使那些缺少或沒有專業訓練的人也有可能就創作發聲。但我們需要注意到，它只是降低了進入的門檻，并不等于降低了評論的品格。事實是它極大地豐富了評論的可能性。一方面它使人們能夠更自由、更活躍地就創作現象進行交流，另一方面也促使從事理論與評論的人們思考，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被更多、更廣泛的讀者接受。從這個方面來看，其意義是積極的。

傅書華：我覺得，文學批評界還是更多地為現有體制所制約所支持，在這種現狀下，形成了我們文學批評的一些固化觀念，似乎只有刊發在文學批評刊物、文學雜志或者學術雜志上的文學批評文字，才是文學批評。其實，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許多是以點評方式出現，五四時代的文學批評，許多也都長短不一地刊發在各類報紙的專欄，伴隨著現代文化生活形態的豐富，系統性的長篇大論式的文學批評固然依然存在，但文學批評走進各類新媒體自媒體，可能也只是遲早的事。

劉媛媛：目前很多自媒體就有了類似書評，成為引流的一個手段。但是對于很多專業評論家來說，受體制內各種評價標準的制約，很無奈。

楊占平：人們常說，評論和創作是文學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沒有健康的高水平的文學評論，就難以有創作的不斷提升。評論家通過對作家與作品的解剖、分析、判斷，通過對與作家作品相關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探討，實質上是參與到了整個文學創作中，并構成強有力的一環。因此，創作與評論是相輔相成、共同存在的關系，沒有哪個高明哪個低下之分，更不是所謂評論是吃創作飯的偏見。就國內和省內目前的文學批評狀況，我認為，伴隨著新時期文學四十年的演變，評論也已趨向多元化。文學創作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方式，與社會的聯系是非常密切的，評論也不例外。三十多年來，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價值觀念、文化素養，都發生了遽變，文學創作所反映的內容，更加豐富多彩，藝術表現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這樣，文學批評自然不能仍舊固守陳規，在評判作品的價值時，在分析作家的藝術風格時，在研究創作傾向時，都不再像以往那樣單一了。

段崇軒：文學進入一個“泛化”時代，文學批評也進入一個“泛化”時代。可以稱為“泛化文學”或“泛化批評”。所謂“泛化”就是指正在“泛濫化”“大眾化”。文學以及文學批評，走向市場、走向大眾，并不是一件壞事，甚而是我們為之努力的，但存在很多問題。就是說，文學在這個流動、變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失去了它的純正、精英品格，侵入了世俗、通俗的特性。它走向了廣大讀者，有了社會效應。譬如文學批評，過去發表在純文學期刊、報紙上，讀者很少，就被束之高閣了。現在報刊發表后，又在公眾號推出微信版，圖文并茂，嚴肅的文學批評有了數百數千讀者，還有讀者留言互動。這無論如何是文學批評的一種解放、一種“下沉”。但這樣一來，文學作品就要努力迎合讀者的需要，文學批評就要注意讀者的趣味。文學的世俗化甚至媚俗化就在所難免了。我的觀點是：在一個物質化、世俗化時代，文學包括文學批評，一方面要走向社會、讀者，另一方面一定要堅守精英立場、堅守啟蒙思想。怎樣像趙樹理、老舍一樣，創造一種雅俗共賞的文學，應該是擺在作家批評家面前的一項“使命”。

劉：這確實是擺在每一個評論家面前的難題，既要保有學術性，還要兼顧可讀性。其實大家也在努力探索，包括作協也用各種方式提升評論的創作質量。山西作協繼推出簽約作家后又開創性地推出了簽約評論家，目前已經有兩屆簽約評論家，這種形式對激勵評論的創作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目前山西文學批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形成高校、媒體、作協三大板塊的主要格局，年齡梯隊合理，特別是來自高校的一大批年輕博士教授，還有媒體、作協隊伍里的年輕評論家正逐漸嶄露頭角，令人矚目，應該說從人才儲備上具備了開啟“晉派批評”的實力。從目前看要在國內打出“晉派評論”，我們還需要做出怎樣的努力？

傅書華：新時期的山西文學批評，一向是以作家協會為主體，不似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是其重要甚至主要的力量。只是最近幾年，山西高校才出現了以文學博士、教授為主體的青年文學批評群體。這自然是好事，有望使山西的文學批評增強學術深度學理力量，但我很擔心他們為高校現行的學術考核所束縛，不能更多地投身于文學批評現場。我倒是建議太原師范學院的薛晉文、白杰他們，加強與山西作協的合作，聯合起來構建一個山西文學批評的平臺。我曾經擔任過太原師院的文學院長，我知道，這樣容易打破文學院各學科均衡發展的成規，引火燒身，所以，我當時畏懼不前。但是，專業要發展，就一定要打造自己不同于國內其它高校的“人無我有”的特色，而與山西作協合作，突出文學批評，是一條捷徑。而現在，現實條件也具備，僅用四位老師之力，即與太原文聯合作完成了《太原文學史》就是一個實例。但我這建議，有點自己怕上斷頭臺而鼓勵別人上刑場的味道。至于說到“晉派批評”我是覺得，青年一代批評家心中有這樣一個目標是好的，但現在，還是以作扎扎實實的努力為好，齊心協力，互相激發，提出幾個有影響力的話題，譬如“重返八十年代”之類；解決幾個真問題，譬如文學批評中的“過度闡釋”之類；挑起幾場真刀實槍的爭論，譬如鄧曉芒對劉小楓、王彬彬對汪暉的批評之類；出版一套有影響的文叢，如《“80后”批評家文叢》之類。山西作協曾經組織以青年批評家為主體的批評隊伍，就文學界重大的時代性命題進行集中研討，但距預期目標較遠。這其中，有寫作者對于命題理解的偏狹，有把握時代命脈的不足，但這種努力及其方式，卻是應該給以肯定的。還有，作為批評流派的推出，特質的形成如京派、海派、七月派、語絲派、現代評論派等等，要優于地域的命名。

劉媛媛：傅老師總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您提出的思路太有建設性了，太原師院要是不快點下手，恐怕就要花落別家了。看來傅老師是對“晉派批評”的命名有所顧慮。

段崇軒：“晉派批評”這一說法，大約是2018年省作協在賈家莊召開文學課題討論會上，大家在無意中提出的。隨后我在微信群中還建了一個“晉派批評”群，邀集幾位評論家想探討一下，但沒有展開。前一段評論家張陵在一篇文章中，順便提到“晉派批評”。不久之前，有年輕學人在《山西日報》發表文章，算是正式把這一提法公諸于世了。此外，我們在微信群的討論中，也多次說到“晉派批評”話題。盡管“晉派批評”有呼之欲出之感，但我認為“晉派批評”還沒有產生，打這個旗號不會有人認可。稱之為“×派批評”，不是有幾個新人，發幾篇文章，就能立足的。它需要有歷史，即在比較長的歷史內（譬如現當代文學歷史），有幾位在全國舉足輕重的人物；需要活躍的人物和厚重的成果，即在同一時期內有幾位實力較強的評論家寫出幾部高質量的作品；需要有學術思想和學術風格，即有幾位評論家學術思想和風格較為接近，打過幾場“硬仗”，有一支梯隊較為合理的評論家隊伍。沒有這樣幾條，怎么能稱“晉派批評”呢？現在，文壇上似乎只有“閩派批評”“海派批評”“粵派批評”等，名聲也不大響亮。而“京派”“蘇派”“陜派”等好像還沒打出旗號。當然，大家有“晉派”這個意識、目標，總是好事。我們可以作為一種“理想”去努力。我對山西文學、山西文學批評甚至中國文學，不大樂觀。但依然寄希望于將來，寄希望于青年。現在，山西年輕評論家的勢頭不錯，思想活躍，寫作勤奮，作品數量不少。譬如薛晉文的影視文學研究，崔昕平的兒童文學研究，金春平的西部文學研究，吳言的科幻文學研究，劉芳坤的“文革”文學研究，王朝軍的當下作家作品評論等等，都有所建樹，有一定影響。但怎樣使自己的文學研究更有思想、特色，更有學術、價值，還需要繼續探索、努力。

楊占平：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理想的文學批評當然是既要有“作協派批評”的生動活潑和尖銳犀利，又要有“學院派批評”的理論深度和旁征博引，還要有“媒體派批評”的及時跟進和敏銳判斷。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樣，文學批評也難以達到這種理想化程度。我個人的看法是，每一種形式的批評，都有自身的優勢，同時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優勢，克服局限，切實做到有理有據，把握住所評作家或作品的核心問題，真正起到引導創作的作用，評論的價值也就體現出來了。不管是“作協派批評”，還是“學院派批評”，或者是“媒體派批評”，都沒有孰優孰劣之分，只不過是表達方法和寫作習慣不同而已。其實，這些批評方式，都有著一種互補的成份。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成敗，或者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各樣批評都從自身特點出發，從不同角度評析作家作品，這樣，對于所評作家或作品乃至整個文學，都是有益的。

杜學文：談到山西的評論隊伍，最令人欣慰的就是年輕一代評論家的涌現，使我們感到后繼有人。還有什么比這更讓人感受到希望呢？這些年，大家持續努力，舉辦各種培訓班，實施簽約評論家制度，組織力量集體攻關，鼓勵大家開展研究，新人在成長，活躍度不斷增強。這是事實。就我們年輕一代評論家的創作言，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追求。首先是他們擁有某一專業領域較大的話語權。其次是他們的作品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個人特色，或者說風格。再次是，他們對創作現象比較敏感，反應也很及時。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他們的學養積累、創作方法、話語體系都表現出明顯的時代性，完全沒有被既有的常規所限制。

至于說“晉派批評”，我以為至少有這樣兩重含義。一種是作為一種地域性批評活動的概括。肯定山西有很多批評家，出現了許多在全國有影響的作品等。這是一種泛指。另一種是具有比較嚴格的學術意義的指涉。它應該具備這樣幾方面的條件。首先是有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的領軍人物；其次是針對創作，以及理論構建的現實有產生重要影響的理論及評論成果；再次是其構成要有相對來說比較多的理論家或批評家出現。此外，也許這樣說有點苛刻，就是他們應該具有某種批評的“一致性”——風格的，話題的，方向的，方法的等等。這只是一種簡單的分析。也可能是綜合了以上許多特點的批評現象。但無論如何，我們并不是為“派”而“派”，而是為了推動創作，促進繁榮。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否稱“派”，都需要出優秀之人才、優秀之作品。否則什么都談不上。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我修養；努力創作關注文學現實、具有理論引導意義的作品；努力進入中國文學發展的大潮之中，把自己的勞動與中國文學的發展融匯起來，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