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臨時做一回“巾幗小課桌”老師

昭覺孩子在“與愛前行”捐贈晚會上表演節目

“有些娃兒也跟外頭學，說減負，都落后成這樣了，還減啥子負？你只要沒學死，就給我往死里學！他們6點鐘就起來，確實苦哇。我在民族中學當校長的時候，每天比老師和學生要起得早，頭天睡得再晚也要比他們起得早。我站在一個地方，他們能看到我的背影，不敢遲到，心里也安。一想到學校這五千多學生里頭總要出些人才，我就在那里高興。有時候哭，也不曉得是不是高興地哭。”

說這段話的人是勒勒曲爾。

我相信，絕大多數城里人，甚至不需要城里人，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的人，聽了這段話也會指出那種做法的錯誤。但我想，如果你也被悶在水里，可能會換一種眼光。為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四川涼山昭覺人的決心、苦斗和重塑民族風貌的努力，令人動容。我本人完全能理解他們，而且深受感動。聽了勒勒曲爾那段話，我多次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

勒勒曲爾出生于和喜德交界的比爾鄉，小時候生活苦、求學苦，因而特別痛恨不負責任的老師，對自我要求更是十分嚴格。因律己過嚴，追求完美，有人說他不像個彝族人。而在他看來，彝族人恰恰更要提振精神。作為昭覺縣教科局局長，他希望呈現給教育管理者、教師和學生昂揚的氣象，既有好風就該乘勢而上，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他要求老師比情懷，要求學生比勤奮、比進步。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要有精神風貌，“哪怕你走路，也給我捏起拳頭走！”有了精神風貌，懂得自立自強，就能贏得做人的尊嚴。

對昭覺教育系統而言，人才流失不僅有教師，還有學生，成績好且家里又稍具條件的學生，就跑到西昌讀書去了。東方紅小學是昭覺最好的小學，據老師李興梅說，生源也大不如前。勒勒曲爾兼任校長的民族中學，情形就更不堪些。昭覺最好的中學是昭覺中學，可優先選擇學生，等把學生篦過一遍，才能輪到民中。雖整體生源弱，但也各有層次。為因材施教，頭100名進雄鷹班，中100名進奮進班，末100名進自強班。勒勒曲爾到各班講話時都鼓勵大家，只要敢于追夢，踏實肯干，夢想就能變成現實。自強班的學生們從小就不自信，因此首先要讓他們從精神上站起來。學校用各類興趣小組培育和發現他們的長處，并對自強班降低難度，學生能聽懂，每天有點收獲，慢慢就有自信了。同時，學校還鼓勵他們閱讀課外書，然后評選出“閱讀王”，可以獲得一本書作為獎勵，扉頁上有校長親筆寫的勵志語。

勒勒曲爾相信，成績差的學生不守紀律，搞些破壞，并不是他們想這樣，而是對自己不滿的一種表現方式，以尋找自身的存在感。所以要給予他們存在感，一旦發現學生的優點，就大張旗鼓地表揚。升旗儀式的時候，把那孩子叫到臺上，全校師生給予掌聲。在雷動的掌聲里，勒勒曲爾擁抱了那孩子。孩子下去時，雖然臉紅紅的，有些不好意思，可三步并作兩步，心里很開心。回去再一告訴父母，父母驚喜，“我的娃娃被校長擁抱了”。于是，他們送孩子讀書的熱情也高漲起來。

在勒勒曲爾的理念當中，學校教育不只是領導和教師的事，學校的每一個從業者都是教育者，無論門衛、炊事員、清潔工都首先要以教育者的身份要求自己。發現了學生的不對之處，都要以關心的態度給學生指出來。

“我希望每朵花都開放，”他說，“開得好不好看不要緊，先開起來。”

當然，要得到社會的認可，還必須有“開得好看”的花。在這方面，民族中學成為昭覺的突破。昭覺學校教育史上，中考從沒有超過700分的，而民中2016級1班就有3個，該班英語平均分103分，也是昭覺的峰值。其中沙古阿木被中央民族大學附中錄取，成為昭覺本土培養的首位中央民大附中學生。

高中2013級1班學生子木果果考上了四川師范大學，543分的成績破了全省一類模式辦學以來高考文科最高分紀錄。“在昭覺，這很不容易，考上重點本科很難。”涼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長、昭覺縣委書記子克拉格說。學校獎勵子木果果5000元，縣上獎勵5萬元，大學四年，她就不用花家里的錢了。勒勒曲爾讓她把多余的錢用來買書，并對她說：“把你初高中時沒讀的書在大學里補回來！你大學四年沒讀完1000本書，不要回來見我！”

高中2014級4班學生勒伍布堵莫，以涼山州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那天那娃兒抱著我哭啊！”勒勒曲爾至今說起還激動不已。子克拉格也特別談到這件事：“聽說上了中央民大，男女老師抱到一起哭，校長自己掏錢買了酒，和大家狂歡到天亮。”

即使是學校教育，昭覺也是全民參與。除了政府、家支等的支持，還有三點也很有意思。

一是“學業補償”。有些孩子并沒完成義務教育就出門打工去了，待強力推行義務教育的時候，他們已經十六七歲。在龍溝鄉、支爾莫鄉這種特別偏遠的地方，那群十六七歲的孩子很多從沒上過學、讀過書，因而出去處處碰壁。龍溝鄉黨委書記馬比哈伍說：“為了讓他們會寫自己的名字，認得廁所兩個字，將他們招回來，重新編班入學。”

二是“巾幗小課桌”。配合“一村一幼”，婦聯組織了“巾幗家教志愿者”，無論婦聯主席還是幫村干部，不管你的職業是警察、醫生還是會計，只要有能力，在大街小巷、房前屋后、田間地頭碰到孩子，都可以把他們叫過來，教幾句普通話，或者教一個拼音、兩個漢字，沒有場合也沒有時間限制。如果在山上，可以教他們認識植物；如果在水邊，可以教他們游泳的注意事項；如果在電線桿旁，可以教他們萬一觸電怎樣自救和救人。零零散散地教些小知識，積少成多，說不定有一天就能用上。

三是“實物教學”。這個當然不算創意，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圖書館、博物館和名人故居，都是常用教學資源，與課堂教學形成合力。昭覺把戒毒所當成教育基地，每屆新生開學，都會帶學生們去參觀。如勒勒曲爾所說：“看看我們的同胞干了些什么，看看我們的前輩干了些什么。到你們這一輩，要永遠不吸毒、不販毒。哪怕你啥成就沒有，你只老老實實做人，做一個有尊嚴的農民、市民，也是對國家和地球的貢獻。”

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昭覺人是怎樣在拼，而且拼得有多么聰明。

持續發力，成效顯著。比如四開鄉，前幾年的入學率只有50%，現在達到89%，眼下全鄉的32個輟學孩子當中，還包括超齡的在內。而最大的成效是，家長送孩子讀書的熱情暴漲。“我們這代人作出犧牲，日子過苦一點，換來下一代的希望。”在竹核鄉，我跟這個名叫沙馬阿則的農民站在田埂上擺談，他說出了這句話。沙馬阿則三十七八歲年紀，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全都在學校讀書。“文憑高就干技術工，沒文憑就干體力活，讀了大學還可以參加工作，當老師、醫生，考公務員。”這是他最樸實的見解。他說，自己一直在外面打工，是最近家里有事才回來的。在家鄉本來也可以打工，脫貧攻堅，到處修房子，有的就在家門口修。可是你沒技術，只能干體力活，干體力活的工資沒有外面高。如果懂技術，就比外面干體力活的收入高多了。“我要是有文化、懂技術就好了，不用東奔西跑，還能照顧家里頭。所以再難，都送娃兒進學堂，免得受我們受的苦。”

沒文化會吃苦頭，即使有甜頭，沒文化也嘗不到，嘗到了也不能持久。比如懸崖村，剛出名那陣，村里一幫男女青年做起了網絡直播，“打賞的不少，收入很不錯，”帕查有格說，“但是他們文化低，翻來覆去就拍那幾個鏡頭，不知道網絡直播也要弄出些花樣，講究個層次，因此很快別人就看厭了。現在懸崖村做網絡直播的只剩了個別人。”因此他們也懂得了，必須送娃兒進學堂。

不僅把娃兒送進學堂，還盡量送進好學堂，連貧困戶也如此。這一點從在校學生人數也能反映出來。李興梅所教的班有87個學生。一個班八九十人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甚至有上百人的，包括阿土列爾村小學，每個班也有60多人。當地并沒有那么多學生，因與美姑、雷波二縣鄰界，他們又把學校辦出了名，那兩個縣的周邊住戶也把孩子送來了。

涼山和大涼山腹地昭覺縣，朗朗的讀書聲正穿云破霧，迎向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