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縱觀17世紀的法國文壇，夏爾·佩羅的名字熟悉而又親切，他所創作的童話集《鵝媽媽的故事》是眾多文學愛好者的童年回憶。作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不僅是《灰姑娘》《藍胡子》《睡美人》等童話經典的創作者，還是古今之爭中新思想的堅定捍衛者，為法語文學及法國文化擺脫桎梏、健康發展指引了方向。評論界認為佩羅是歐洲兒童文學創作的鼻祖，但走近佩羅，我們會發現，他所留下的文學遺產是沉甸甸的，他不僅開創了法國童話創作的先河，更為法語文學創作樹立了新的規則。三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回看那個時代，我們有必要以史料為依托，重新客觀、理性地審視佩羅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影響。

樹立童話書寫規則

佩羅很早就對文學表現出強烈興趣，在巴黎博維學院學習期間就已閱讀了包括維吉爾、賀拉斯在內的大部分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作家的作品。1653年，佩羅與兄弟合作，發表了詩作《特洛伊的墻——詼諧文學溯源》。總體上看，佩羅的文學道路是比較順利的，其出眾的文學才藝頗受賞識，最終于1671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

在古今之爭中，佩羅堅定不移地站在厚今派一邊。他堅持認為今人的成就已超越古人，主張和鼓勵用法語進行文學創作。古今之爭為法國迎來了語言與文化自信的時代。法語作為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工具，曾在拉丁文的陰影下舉步維艱，古人之書都曾是只能模仿不能質疑的。但古今之爭的論戰徹底動搖了“古人不可超越”的思想，成為法語文學為自身證明，并走向繁榮的新起點。

佩羅的童話文學創作始于60歲之后，他并沒有因為榮譽與地位而禁錮自己的思想，而是站在文學新浪潮的高峰，俯身傾聽民間的口頭文學，將口口相傳的民間故事編輯成具有美學價值的藝術文本。童話集《鵝媽媽的故事》于1697年出版，問世之初未引起法國文學界足夠的重視。這部童話集展現了佩羅不拘一格的寫作手法：作品既有古典主義色彩，也兼具巴洛克特征；對仙女、妖怪等超自然元素的使用與搭配隨性而自然；八個故事相互之間的相似性極少，敘述節奏、敘事各部分內容比例、故事長度、情節復雜程度都各不相同；內容上，雖然大部分結局是好人的勝利，但也有例外；故事背景設計各具特色，從宮廷到城市，從貴族居所到平民之家；作品語言通俗易懂，在純樸中體現出親和力。

《鵝媽媽的故事》并未以佩羅個人名義出版，而是署上了他19歲小兒子的名字。對此，柯林特認為，“只有作品創作是以‘兒童’的名義，才更容易讓人們產生共鳴，這就是該作品最與眾不同之處”。不論佩羅的這一選擇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對后世兒童文學愛好者而言，這體現了他對該作品集敘述者的身份定位，也讓讀者能以輕松的心態進入閱讀。

盡管如此，回到古今之爭的時代背景中，佩羅雖然沒有明示其童話集的時代意義，但一些文本特征說明這些童話與其厚今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首先，作品取材于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故事而非模仿古人。作品集包含的是一個個沒有古代神話元素的神奇故事，作品更是用法語而不是拉丁文寫成。作為用法語寫成的“小體裁”作品，這些童話在當時還無法和悲劇、史詩等占據統治地位的“大體裁”相提并論。但佩羅試圖借此在文學界開拓一個新的疆域，樹立嶄新的童話書寫規則。

引領法國文學創作

佩羅童話問世之初受到一些貴族讀者的贊許，但影響并不是很大。童話創作也并非佩羅的文學重心，只能算是他在17世紀末的法國文學界激起的一片不大不小的漣漪。實際上，17世紀末的法國文壇遠不止佩羅在實踐童話創作，包括多爾諾瓦夫人在內的童話創作者不少于十人，這是法國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個高峰時期。在眾多童話作品中，只有佩羅童話直到今天依然深受喜愛。對民間故事的篩選與改編體現了佩羅獨特的眼光，也反襯了其頗具創新性的文學思想。佩羅童話的典型性與開放性在其他同時期的童話作品中較為少見。以法語創作的佩羅童話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這種帶有寓意的敘事為18世紀繁榮的哲理小說創作指引了方向；另一方面，兒童文學在文學史上第一次對作品的教育對象進行了區分，在教育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以童話來進行兒童教育也是18世紀盧梭提出的兒童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歐洲的兒童文學到19世紀才迎來高峰，佩羅童話的影響也日益顯現。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推動了兒童文學走向世界，而他們在作品中對部分佩羅童話的改寫也間接肯定了其在兒童文學史上的地位。阿納托爾·法朗士稱贊佩羅童話是童話界的“荷馬史詩”，馬克·索里亞諾與圣伯夫也都肯定了佩羅童話的劃時代意義。自1833年起，佩羅童話開始進入法國兒童教育課程，此后逐漸成為大眾視野中的暢銷讀物。

佩羅將民間故事改編成童話，不僅僅是讓口頭文學獲得了文字記載，更是將一種不被認可的文學形式帶入上流社會的文學視野。童話在經由佩羅的雕琢后，產生了原本不具備的倫理意義。由于童話集是獻給即將出嫁的路易十四侄女的，因此很多篇目與婚姻相關。這些故事所蘊含的寓意就像是為成長中的青少年開設的一門倫理課，很多倫理思想需通過反復揣摩才能理解，它們甚至超出了兒童讀者的理解范圍。由此，作品在更高的倫理、哲學層面與后世其他文學作品產生了對話關系。這些零散的倫理思想雖然未構成理論體系，但它們讓這些童話故事成為具有傳播特性的文學母題，從而拓展了童話的影響范圍。雖然后來的兒童文學創作者的改寫讓某些佩羅童話更適合于兒童閱讀，但同時也將佩羅隱藏于童話之中的那些倫理隱喻分離出來，掩蓋了屬于佩羅本人的特色。雖然當時的文化環境使佩羅童話無法成為純粹的兒童故事，但也正因如此，它才產生了獨一無二的隱喻價值與美學特質，而這是在此后幾百年的童話傳承中無法復制的。

佩羅立足于法蘭西學院的平臺，將現代思想普及開來，進一步強化了法國民眾的民族自信心與語言自信心，堅定不移的法語創作思想與“今人超越古人”的信念加速了新時代的到來。盡管古今之爭未有最終的勝利方，但18世紀法國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在歐洲影響力的不斷提升足以說明，以佩羅為首的厚今派帶來了怎樣的意義與影響。佩羅的文學實踐順應了文化與文學發展潮流，為法語文學擺脫束縛、加速前行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在17世紀以前，“classique”一詞多用來形容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文學經典。而19世紀以后，該術語則更多用來表征17世紀符合特定美學創作原則的以法國為中心的文學、藝術作品。該詞意義的重塑首先是對馬萊伯、布瓦洛、拉辛等人在文學領域貢獻的認可。佩羅雖不是古典主義作家，也不屬于崇古派，但從法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佩羅對重新定義該詞的貢獻似乎更大。如果沒有佩羅等厚今派持有的敢于質疑古人，肯定今人的信念與決心，如果不是一次次思辨性的理念之爭，幾百年后的人們又怎么會將“classique”這一原本屬于古代文學的王冠獻給17世紀的作家與作品呢？古代的文字和思想雖不可替代，但正是因為古今之爭，才有了走向自信、獨立、個性鮮明的法國文學，也才最終帶來了19、20世紀法國文學的繁榮。佩羅的作品撼動了古代文學與拉丁文曾經牢固的地位，點燃了法蘭西土地上文人心中追逐文學夢想的熱忱，為歐洲文學發展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