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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在剛剛開幕的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協主席潘魯生表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仍需全社會群策群力，切實增強鄉村發展的文化活力，提高其發展潛力、增強其內生動力。“從基層調研的情況看，近年來鄉村文化發展已取得了一系列成績和經驗。”潘魯生說。因此今年他的提案就以“文化助力脫貧攻堅”為主題，希望未來鄉村的發展能在已取得的成績基礎上“應對新形勢，應用新成果”，進一步因地制宜地發展好鄉村文化生產力。

發展鄉村文化共同體

在提案中潘魯生談到，中國社會的基礎形態是鄉村，民族共有的“文化根”和“價值池”也在鄉村。“錢穆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是自始至終建筑在農業上面的。’社會轉型發展需要共有的歷史記憶、情感維系、文化寄托和價值凝聚，鄉村振興更需要文化的凝聚力。” 潘魯生認為，隨著社會變遷的發展，當代鄉村文化的共同體已不僅僅是血緣、地緣、宗族等要素相互聯系后的匯總，更是本土的、有機的、渾然的、持久的生長在一起的文化整體，并表現出了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和共同關愛的共有價值。

“以鄉村手工藝為例，從構建鄉村文化共同體的角度看，目光不能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工藝樣式和工藝品”，還應將思路進一步打開，從而“帶動一批帶有場所共同價值的‘鄉土博物館’‘鄉土景觀群’‘農業資產帶’‘田園共同體’等文化設施的新建和復建；促使一批反映鄉村耕讀文化、鄉情村史、鄉土記憶、鄉村活態生活、鄉土主題等多樣化的‘鄉土博物館’應運而生；促進一系列具有識別價值的鄉村聚落、民居住宅、畦埂、村口聚會地、巷弄街道、菜地、田間小道、作坊、橋梁、廟宇、祠堂、文化大院、柴垛、灌溉設施、自然河流等‘鄉土景觀群’受到關注；使得一系列集物候節律、傳統節日、俗信、非遺文化、禮儀、傳統種養系統、集市等與日常生產生活一體的‘農業資產帶’煥發活力；以及一些新興起的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的方興未艾。”

從發展鄉村文化的基礎意義上看，潘魯生認為，“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日常生產與生活智慧，也在于形成承載歷史記憶、勾連文化脈絡和傳播文化價值的文化紐帶，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助力鄉村文化產業振興

“當前，我國已進入文化消費需求持續增長、文化消費結構加快升級、文化消費拉動經濟作用明顯增強的新時代，消費已由過去追求的‘排浪式’、溫飽型消費，向個性化、原真化、品質化消費方向發展。” 潘魯生說，“尤其隨著互聯網化生產與電商IP經營模式的大規模普及，鄉村文化產品的傳播空間與范圍已從根本上得到了拓展。”

以互聯網發展帶來的影響為例，潘魯生提出：鄉村已開始成為城鄉經濟一體化架構下傳統手工藝的“原創生產中心”，這是信息經濟主導下對傳統手工藝發展的普遍要求。在把握“體驗經濟”“眾創”的發展環境的同時，可積極發揮傳統手工藝依托地方物產和自然資源進行手工藝制作的“生態環保優勢”，以及手工藝原材料及產品可再生、可降解、可循環利用的“循環經濟優勢”，將之作為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生產，帶動就業，促進創業。此外，在具體發展過程中，還要加強文化創意，既要反映地方文化傳統，體現人文風土特色，還要融會當下的創意創新，讓鄉村文化融入當代生活。同時可拉伸延長產業鏈，拓展產業輻射力，以帶動當地民俗旅游、土特產加工、生態農業和智慧農業的發展。

“從整體上看，借助互聯網等新經濟優勢發展鄉村文化經濟，還要加強‘以農為本’的文化體系解讀和挖掘，加強生產創意、生活創意、IP創意、功能創意、產業創意、品牌創意和景觀創意，通過營造優美意境，創造農民獨特增收模式，促進美麗鄉村建設，以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增美的新型鄉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潘魯生認為，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把握縣域經濟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資源稟賦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等方面的特點，構建符合其自身發展條件的商業模式，使鄉村文化經濟區塊在縣域產業結構的優化中不斷轉型升級。同時，在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中，還應強化“慢經濟”“鄉愁經濟”與“價值共同體”的疊加效應，防止出現片面追求市場效益的負面情形，“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

完善鄉村數字文化服務與反饋機制

“隨著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發展，鄉村已進入信息化發展階段。”對國家《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中的有關意見潘魯生深表贊同，認為應“著力發揮信息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信息和知識的溢出效應、數字技術釋放的普惠效應，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著力發揮信息化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基礎支撐作用，繁榮發展鄉村網絡文化，構建鄉村數字治理新體系；著力彌合城鄉‘數字鴻溝’，培育信息時代新農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由于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鄉村發展存在差異，特別是貧困地區更需要完善鄉村信息服務與反饋機制。” 潘魯生表示，“就有關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而言，要利用信息化技術及數字鄉村建設的成果，建立健全鄉村文化服務的民意反饋機制，避免‘一刀切’，使政策措施建立在基層需求的基礎上，發揮‘人文化成’的長遠作用。”

因此，潘魯生在提案中建議建立“文化民意征集信箱”，以完善文化服務措施制定與實施的征求意見環節和民意環節，將老百姓作為文化建設的主體，通過征集關于鄉村文化建設發展的需求和意見，做到因地制宜，避免水土不服。他還建議設立鄉村信息文化普及員崗位，建議針對鄉村進入信息社會的發展現實和趨勢，加強有關文化服務，包括開展鄉村信息技術培訓，普及提高農民使用移動互聯終端的能力；服務助農網站建設，為直播推介特色農產品、線上咨詢“秒回”、網絡訂單火速發貨等提供技術支持。此外他亦建議，加強鄉村文化服務APP建設，通過采用“互聯網+文化供給”，增強文化供給的倍加效應；在微信及鄉村專題APP中還可提供適合農村人口需求的文化信息和服務。“整體上，利用信息技術的發展成果，做好銜接環節，發揮文化關鍵作用，將切實增強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扶貧先扶志，要“依靠自己的雙手開創美好明天”。“家有良田萬頃，不如薄技在身”，“貧困地區發展要靠內生動力”，對此潘魯生深有體會，在他看來，鄉村既有著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當前也面臨著數字技術、體驗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新機遇，因此“我們更要充分認識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價值，盤活這些土生土長、代代傳承的文化資源，以增強發展活力，助力扶貧攻堅，從而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