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特邀主持：陳 濤

嘉 賓：石一寧 劉大先 阿 舍

編前語

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文學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與悠久的文化傳統，對推動當代文學的發展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作家網“作家說70光華·文學見證”主題直播《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空間與可能性》，特邀《民族文學》主編石一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黃河文學》編輯、作家阿舍，圍繞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機制、創作成就、理論評論發展等內容展開交流，總結梳理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探尋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發展空間和可能性。直播由中國作家協會創聯部民族處處長陳濤主持。本期《貴州民族報·民族文學周刊》選登根據中國作家網“文學直播間”現場記錄整理的訪談，以饗讀者。

陳 濤：中國當代文學走過了70年的風雨歷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與歷史積淀的少數民族文學作為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當代文學的發展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舉辦這場題為《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空間與可能性》的對談，對7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進行一個梳理、對它的未來進行一次展望。

陳 濤

今天的談話主要圍繞三個大的主題展開：少數民族發展體制機制、文學評論和文學創作問題。

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國家對于體制機制的保障，石老師作為《民族文學》主編，您對7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尤其是召開少數民族文學會議以來的發展應該有很深的感觸。

石一寧：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次整體登上了中國文壇，之后經過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發展，在新時期又迎來了更大的繁榮，尤其進入新時代之后，民族文學在體制機制的推動下進入了全面繁榮發展的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跟中國作家協會2013年起實施“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關系非常密切，工程就少數民族文學人才培養、鼓勵創作、扶持創作和理論批評建設等方面給予了政策和資金的支持。

石一寧

工程實施以來，成效顯著。比如編輯出版了《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還推出了如《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冊》等漢譯民專項作品和《少數民族文學優秀翻譯作品選》等民譯漢專項作品。除中國作協大力支持少數民族文學外，中國作協的各直屬單位，比如魯迅文學院、《文藝報》、作家出版社等都大力推動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民族文學》雜志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管、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主辦的國家級的少數民族文學期刊，更是秉持“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學、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的宗旨，從1981年創刊以來，對推動少數民族文學向前發展作出了貢獻。如今，全國55個少數民族全部告別了口頭文學的時代，都擁有了自己的書面文學和作家文學。2009年《民族文學》創辦了蒙古文、藏文和維吾爾文三個少數民族文字版，2012年又創辦了《民族文學》哈薩克文版和朝鮮文版。到現在《民族文學》雜志擁有漢、蒙、藏、維、哈、朝六個文版，在我國和世界的文學期刊界都是一道亮麗獨特的風景。

陳 濤：阿舍也是切身受益者。

阿 舍：對，我從2008年就開始受益。那時候我剛開始寫作，在一些刊物上陸續發表作品，突然有一天收到了《民族文學》編輯的約稿電話，當時我非常吃驚，因為起初作品發表在一些省級刊物上都比較難，更別說國家級刊物了。編輯向我約稿，我確實感到高興又意外。從那時開始我就成為了《民族文學》的長期作者。有時候自己對寫出來的作品都沒有自信，擔心《民族文學》不接受，但是他們不但接納了我的作品，還支持我在文本上進行創新。2010年，我的《白蝴蝶黑蝴蝶》獲得了當年的《民族文學》年度獎，是這個獎把我送到魯院學習。直到今天還是經常收到《民族文學》的約稿和活動邀請，這促使我思考很多問題，比如少數民族作家的寫作怎么既立足于民族和地域性經驗，又對整個社會、歷史、人類的共同處境高度關注。

阿 舍

我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的受惠者，受惠的不止我一個人，還有我身邊的許多少數民族作家。工程對作家不僅給予經濟上的支持，更促使作家去關注、思考少數民族和文學的發展，作家們在這種氛圍中得到了成長。

陳 濤：這些工程扶持作品約有600多項，漢譯民、民譯漢翻譯作品大概每年有25卷左右，今年《民族文學》的專項工作翻譯量接近幾千萬字，對此大先有什么感受？

劉大先：我跟《民族文學》的淵源也比較深。2006年左右，當時葉梅主編約我寫當年少數民族文學綜述，從那開始我每年都寫。少數民族文學在世界范圍來看確實是中國文學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國外也有自己的少數族裔文學，但相比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有差別的。少數民族文學有社會主義文化的組織性、制度性和優越性。它不僅僅是制度性的安排，還有自身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與中華民族文化本身復雜的結構是有關系的。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語言多樣，各地文化習俗不同。中國文化傳統有著兩個互相辯論的傳統，一個是大一統的傳統，而另外一個傳統，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因地制宜。一方面國家要統一，另一方面我們會尊重各個地方的習俗、文化、傳統。上世紀60年代，西方文化多元主義興起，到80年代改革開放，將這股思潮吸收過來，變成一個新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傳統，新時代以來，文化多元主義傳統又跟時代大的建構相互結合。由此觀照少數民族文學，它從根基上來講是有自身的合法性的，這個合法性不僅建立在組織機構上，也建立在它自身的文化因素之上，這是非常重要的。

劉大先

一些作家和批評家覺得文學是一個普遍性的概念，沒必要再給它加一個定語。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沒有理解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當代性的意義和政治性的意義。此外，少數民族文學經常會涉及一個理論性問題，就是民族性。它總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進步而進步，始終是流動的狀態。認為某個民族的文學一定要反映出某種少數民族的特性，就把它僵化了，民族性一定是創造性的、開放的、自由的。

陳 濤：民族性有沒有一種內在、本質或者不變的東西？

劉大先：文化是分層級的。像桌子、椅子這種是文化的器物層面，是文化最低的層面。再高一個層面是制度層面，更高一級是精神層面、觀念層面。民族性的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可能比較容易發生變化，但是在觀念和精神層面還需要一個漫長的變化過程。這就是人類學上講的核心穩定、邊界流動。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比較穩定的。

陳 濤：就我個人感覺，少數民族文學評論和文學創作還是存在脫節、停滯現象。各位老師怎么看？

劉大先：早在上世紀50年代，老舍、何其芳等人就已經呼吁我們應該多多關注兄弟民族作家、兄弟民族文學、兄弟民族的文化傳統，我們有著豐富的資源，但是卻缺乏研究、提煉的大話題。

少數民族文學相對弱勢，有外部的原因，但實際上也有內部原因。從整體中國文學格局來講，中國少數民族創作也存在一些模式化的問題，還是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以長篇小說為例，往往容易形成幾個模式。一種是現代與傳統的沖突，就是代際沖突——現代化對于古老族群傳統、鄉村傳統、血緣共同體、村落共同體的沖擊。

還有一種模式我把它歸結為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矛盾。正如原來一個封閉的文化圈里突然來了一個外來的文化人物，打破了某種平衡，或者在一個本來比較封閉的環境里，一個雄心勃勃的青年要走出他的封閉環境。這是上世紀80年代典型的寫作，有著當時特定的背景。進入新世紀，文化自信得到提升，但是少數民族作家往往還延續著上世紀80年代的思路，他們應該重新去發現世界。

第三是神話意識模式。從《白鹿原》之后，有的作家形成一個家族史小說敘事的套路，動輒寫個百年中國的歷史，認為這是一種史詩寫作，其實是一種模仿型的寫作，是二手寫作。

阿 舍：大先總結得非常好，但是你的認知、批評怎么能讓更多的少數民族作家看到和理解？

劉大先：我覺得作為寫作者應該有自覺。其實許多基層寫作者經驗非常豐富，但是還無法把自己的經驗講述成故事，因此經驗是碎片化的。作家應該多讀一點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提煉思想，這很重要。

石一寧：大先剛才講到“少數民族文學敘事的缺席”問題，涉及到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隊伍如何建設。我們一方面要培養、扶持少數民族身份的文學研究隊伍，同時我們也請漢族的少數民族學者、評論家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目前情況還不容樂觀，我覺得需要充分運用體制機制的力量。

陳 濤：阿舍的經歷是很傳奇的，你的母親是維吾爾族，父親是侗族，你又嫁給了一位回族人。你是如何看待民族性、地域性的？

阿 舍：我個人的生活經歷對我的寫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它為我提供了一些感性的內容。我的外祖父是一個山東人，漢族，娶了一位維吾爾族人，生了我母親。我母親也是這樣，到了我還是這樣。我先生出生在一個非常傳統的回族家庭，但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態度一開始就是開通和開明的。受生活經歷影響，我天然形成了一種開放的民族觀，加之又讀了一些人類學的書籍，我發現我們家多民族交流、交融的事實正好符合民族形成的本質性——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開放和流動的。無論從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一直在不停地吸納、又分支出去，不停地改道，然后又匯入大海，進入一種新的循環。所以在我的作品里可能一開始就建立了一種觀念——我不會在人與人之間、生命與生命之間建立高低優劣的區別，不會在自己的民族和別的民族之間故意制造隔膜，這種心態使我處理小說中的人物和觀照一些事物時，天然就具有了一些文學本身要求的精神——理解和寬容、寬恕和悲憫，這種精神是生活本身饋贈給我的，我對我的家庭和家族充滿感激。我希望各個民族之間互相理解，而不過分強調差異性。在別處，我對不協調的情緒非常敏感，稍有發現就會把它吸納進來和自己的感性認知兩相對照，我用這種判斷力和取舍力尋求民族與民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陳 濤：下一步少數民族文學為當代文學還能提供哪些可能？

石一寧：首先少數民族作家還是要聚焦時代的主旋律，比如現在中國大地上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脫貧攻堅戰。因為貧困人口很多是少數民族地區群眾，因此脫貧攻堅戰跟少數民族關系非常密切。另外一個就是生態文學作品的創作。少數民族文學跟生態文學創作有很天然的聯系。少數民族作家所在的少數民族地區大多是有高山草原、大江大湖的地方，風景非常美，怎樣讓錦繡河山綿延千秋萬代，繼續造福子孫后代，是少數民族作家應該多思考的一個問題。再一個就是“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改變了世界的經濟格局，它還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乃至文化格局。很多少數民族作家就生活在絲綢之路地帶，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落實和不斷推進會給少數民族文學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當然，文學，包括少數民族文學應該百花齊放，但是我認為我們提倡多樣化的前提還是要弘揚時代的主旋律。這是我對少數民族作家新的空間和可能性的一個期待。

劉大先：我去參加“五個一工程”評獎的時候，趙德發的《經山海》獲獎，這是一部扶貧題材的作品。《經山海》寫的是海洋，海洋是一個浪漫化的、風景性的存在，但是在新時代扶貧題材的書寫里面，就成了一個可認知的、生產性的、日常性的存在，這樣的書寫就比較新穎。另外，文學要塑造形象，《經山海》這個小說寫的是基層女干部的形象，這也比較有意思，關注了一個女干部怎么艱難探索自己的道路，怎么艱難成長，探討了知識分子、干部怎么跟老百姓結合的問題。

我們這代人親身經歷了城市化的過程，見證了原來的生產方式進入城市怎么產生文化碰撞。真實的經驗總是能夠打動別人，這是我想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當下的時代是一個融媒體的時代。網絡文學影響越來越大。有很多少數民族網絡作家把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挪用到網絡文學里面來，這很有意思。你會發現少數民族文化的遺產有多個開發方式，它既可以寫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也可以寫當代變化，甚至可以完全拋開這些，去寫一個架空的世界，世界是敞開的，就看作家怎么取舍。

阿 舍：我想從創作的層面來看少數民族文學可能性的問題。我翻了翻部分回族作家近期發表的作品，發現他們的民族經驗、地域性色彩在近期的新作中大幅減少，甚至流失。我是這樣理解這個問題的。首先，一個作家不會僅僅滿足于只寫本民族的題材，這是一個作家自我成長很正常的訴求，是值得我們大家關注和期待的。其次，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民族經驗、地域經驗、差異性經驗減少和流失是必然現象，是每一個民族、包括漢族作家都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們需要接受它，面對它。第三，我覺得他們現在的轉型并不代表放棄了這方面的努力，而可能是一邊思考一邊寫，在尋找新的突破口和可能性。

一個作家，無論是少數民族作家還是漢族作家，都要去尋找自己觀察和表達的支點，這個支點不是固定的，它隨著作家的成長不斷移動，但是每個階段都有一個支點。我也在找自己的支點。近兩年我把目光和視野放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個大的文化背景下，想看看自己在這個歷史書寫中能走到哪一步，能完成到哪一種程度。我們都在尋找這種可能性。

陳 濤：漢族作家書寫少數民族題材的作品在少數民族文學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劉大先：我的一篇文章《民族生活、民族形式與民族書寫的嬗變》，就梳理了新中國70年來的民族書寫，這種書寫不僅僅是少數民族的，也是漢族的。比如作家徐懷中，他最早的長篇小說是寫在西藏地區怎么推廣農業技術。再如聞捷，新疆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的詩歌形式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王蒙曾經在新疆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他之后寫了大量先鋒手法的小說，但是你會發現新疆生活和文化隱含在他創作的文化脈絡中。

回首看上世紀80年代文學，比如土家族作家孫健忠的《死街》，你會發現它既有當時先鋒文學的影響，又蘊含苗族文化、土家族文化。因此是不同民族的書寫，共同表現了我們時代的中華民族的生活。

石一寧：少數民族作家從漢族作家的少數民族題材作品當中能夠學習、借鑒到很多東西，能夠啟發很多思考。這也是文學本身反映生活的事實。我們中華民族就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在共享著一種多民族的生活。所以我認為還是應該鼓勵漢族作家的少數民族題材的文學創作，而少數民族作家也應該多學習、借鑒漢族作家創作少數民族題材作品的經驗。（整 理：馬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