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迅在杭州任教時，1909年攝。

魯迅50歲生日時，1930年攝于上海。

魯迅一生的照片很多，黃喬生先生編輯的《魯迅影集》中共收入魯迅照片114張。有一張“斷發小照”是沒有胡須的，拍攝時間是1903年。那時他在日本東京弘文學院讀書，才22歲，也許須發還不硬實，斷發時連胡子也刮干凈了。最初一張留胡子的照片攝于1909年的日本東京，那時他28歲。大約從這時起，魯迅的胡子越來越濃密了，直到逝世的那一天，仍然留下一張有濃密胡子的遺像，以至于魯迅遺容的石膏面膜上還沾上了幾根魯迅的胡須，那面膜現在就陳列在上海魯迅紀念館，讀者可以去驗證，又黑又粗的。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父母所賜的東西不能丟，是孝順的表現，這習俗從西周就有了。然而寺廟里的和尚一般是不留胡須的，魯迅寫紹興長慶寺里的和尚龍師父卻有兩綹下垂的小胡子，他待人和氣，不教魯迅念經或是佛門規矩，管著寺里瑣屑的事。魯迅說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發的俗人”。古人的留胡須，應該與留辮子有相似的意義。但胡子要修整，否則吃飯、說話都不便，很麻煩的。

男人留胡須，似乎是一種成熟的標志，民國文化人士中留胡須的真是不少，蔡元培、李大釗、周作人等的標準像中胡須都是各有特色的。文章中形容一個人，常常要形容一下他的胡須。周作人說章太炎“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著一點泥鰍胡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一尊廟里哈喇菩薩”。李大釗的照片上是個戴眼鏡，留八字胡須的學者，遇害時年僅38歲。魯迅形容他“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魯迅說李大釗“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胡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臺”。表達了魯迅的悲痛之情。

魯迅對胡須其實頗有研究。他有篇雜文《說胡須》，講述了自己的胡須的故事：

魯迅從日本回家鄉，在船上與船夫聊天。那時他的胡子兩端是向上翹起的樣式，那船夫以為他是外國人，夸他中國話講得好。魯迅解釋說：“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么會……”船夫卻哈哈大笑，說魯迅真會講笑話，搞得魯迅挺無奈。后來又有一位 “國粹家兼愛國者”罵他：“你怎么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胡子又這樣，……”魯迅辯道：“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并非故意設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胡須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后，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須，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么？”總有人指責，總要辯解，于是魯迅就聽其自然生長了，“聽其自然之后，胡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于是也就和地面成為九十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胡子向下該沒問題的吧，可是改革家們又出來指責了。有一天，魯迅終于研究出胡須倍受指責的原因，“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魯迅通過研究認為，日本人上翹的胡子是我們漢族祖先的樣式，下垂的胡子，是蒙古人的留下的產物。魯迅說：“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胡須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我以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卻當作國粹了。”魯迅晚年又說：“當我年青時，大家以胡須上翹者為洋氣，下垂者為國粹，而不知這正是蒙古式，漢唐畫像，須皆上翹。”魯迅對那些對他的胡須變化好奇的人說：“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這“時常剪剪的”，也是一種犀利的堅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