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9年，我出生那年，澳門回歸了祖國的懷抱。在那之前，人們叫她“媽港”；從那時開始，人們叫她“中國澳門”。

2009年，我10歲。同年12月20日，我站在澳門金蓮花廣場的晨光里，黑色裙子，粉色外套，撲面的海風帶來涼意，我注視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親眼見證了澳門回歸十周年的升旗儀式。

2019年，我20歲。今天的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同歲。我青春活潑，她風華正茂。

在北大與年輕的澳門朋友們談起這個城市，我一定會告訴他們：“澳門回歸十周年的時候，我也在現場啊！”那時，我作為青年時報牛通社1號小記者、浙江電視臺少兒頻道小記者，從杭州出發，趕赴澳門，觀摩了澳門回歸十周年慶典現場，并從現場發回了相關報道。隨著時間的過去，這段經歷越發珍貴，也越來越讓我感到驕傲。冥冥之中，我與這個略顯遙遠的地方產生了溫暖的關聯。

翻閱10年前稚嫩的筆記，云朵從大三巴牌坊上空飄來，空氣里出現了豬扒包的味道，教青局里短頭發的副局長阿姨送我的青綠色筆記本用完之后在書架上落了一些灰，唱詩班的聲音，《七子之歌》的旋律，勞工子弟學校的音樂課，時空交錯，撲面而來的記憶有的模糊有的卻異常清晰，澳門，你的容顏，我必將再看一次，抑或是很多次。

說到澳門教育與青年局，《青年時報》2009年的報道里就記錄下了我去那里采訪時任副局長梁勵的情景，十年過去，這段回憶讀來不僅生動鮮活，甚至歷歷在目。那時梁阿姨很熱情，一見面就謙虛地表示要向小記者們學習普通話，她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澳門的小學生，普通話說得都蠻標準的，大街上的成年人反而不怎么標準。這是我們教青局注重推廣普通話教育的結果。澳門回歸了祖國，教青局就對學習‘國語’重視起來了，但是大家基本上還是以廣東話或者英語、葡語為主，連餐廳里的服務員都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呢！另外，現在澳門的學校和內地的學校交流越來越多了，我們教青局經常舉行愛國愛澳的教育活動。”

十年前的小學生，現在已經成長為優秀的大學生，教青局在普通話教育和加強與大陸的聯通交流方面下的功夫，很明顯收獲了可喜的回報。一起在學生社團工作的一位學姐也是澳門人，她告訴我，這些年，選擇去內地讀大學的澳門學生越來越多。“說起來，這種變化很是潛移默化，不是一時一刻就能完成的。現在我們澳門，是家長也想送孩子去內地學習，老師們也經常去內地交流……”學姐的話再次與十年前梁勵阿姨的話遙相呼應，梁阿姨曾說起，為了保證澳門眾多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他們所做的“一是保證他們小班化教育；二是有一個綜合評鑒隊伍，協助學校通過國家教育部送老師到內地培訓交流，比如說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高校……”澳門同胞與內地的親密感，來自于文化交流中的知識汲取、與內地同胞結成的深厚友誼在兩地人的共同努力下，越來越堅固的民族文化認同，在澳門孩子心中深深地扎根。

這學期我選的體育舞蹈課的舞伴是外國語學院阿語系的學弟，土生土長的澳門人，才貌俱佳，流利的普通話、英語、廣東話隨意切換，簡單的葡語也不在話下，小學在基督教學校就讀，初高中在天主教學校，大學來到了北大。在北大港澳臺辦幫忙組織活動的他，和同學返鄉介紹過自己的大學，“就像小時候我們教青局組織中小學的孩子去內地學校交換交流，參訪學習普通話一樣，我也想換種身份做點什么。”學弟告訴我，這份幸運，在澳門回歸祖國懷抱之后，體現得越來越明顯。“成長在這樣一個結合了中西文化特征、擁有復雜的歷史背景、開放多元的環境中無疑是幸運的。”

對我來說，澳門是迷人的，更是充滿希望的，正如陽光下那朵綻放的盛世蓮花。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