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10月，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在京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各民族作家齊聚一堂，共襄盛舉。看到今天民族文學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的發展現狀，我不由得想起一些塵封已久的往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中國。1980年5月召開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決定，設立“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創辦《民族文學》雜志。1981年底，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屆（1976—1980）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頒獎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頒獎儀式，并確定“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要長期舉辦下去。由此，“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成為我國文壇的重要標志之一。

1985年，中國作家協會和國家民委準備舉辦“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評選活動。當時，中國作協還沒有專門的少數民族文學機構，創作聯絡部民族文學處是后來應運而生的。為了全面推進評獎工作，中國作協成立了臨時工作機構“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評獎辦公室，我從《中國作家》雜志社被臨時抽調到評獎辦公室工作。

由于歷史原因，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的許多少數民族并不是都擁有自己的書面文學作家。新中國成立之初，各民族處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所以，除了一部分歷史上具有書面文學傳統的民族，對大多數民族來說，可能有自己的民間口頭文學傳統，但并沒有書面文學。這種狀況隨著我國實行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等社會文化建設才得到改善。據統計，1966年前，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會員只有57人，分屬17個民族；到1985年“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評獎揭曉時，發展為203名會員，分屬22個民族。這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真實歷史。

歷史步伐總是向前邁進的。 “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征文啟事一經發出，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界引起熱烈反響。在征文截止期內，收到了來自39個民族的300多篇作品。

當時，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馮牧分管評獎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馮牧在云南工作近十年光景，幾乎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少數民族村寨。他對少數民族充滿感情，也具有很高的民族政策水平。同為領導小組組長的是國家民委黨組成員、副主任任英。此外，參與評獎工作的還有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烏熱爾圖、評獎辦公室秘書長特·達木林和我等幾個人。

經過專家初審和評委會的復評，初步推選出25個民族的作家作品。任英認為，既然有39個民族的作者投稿參評，我們不應該剝奪任何一個民族作者獲獎的權利。于是經過會議商討，大家達成共識，少數民族文學評獎工作不是單純的文學評獎，它體現了黨的民族政策，每個民族都應該有一位作者作品獲獎。

接著出現了一個具體問題。這14個民族的作者作品怎么選，選哪篇作品？幾位領導一致轉向我說：“小艾，說說你的意見。”因為所有作品登記工作是我做的，每篇作品我都熟悉，有的作品我就是責編，新投稿作品我也都看過，對作者和作品了然于胸。我建議，鑒于時間緊迫（這是評委會工作的最后一個下午），我們提出一個具體作者和作品名單，由評委會投信任票通過。大家一致贊成。于是，我逐一排出了14個民族的14位作者的作品。其中就有佤族第一代作家董秀英的短篇小說《最后的微笑》，水族第一代作家石尚竹的短詩《竹葉聲聲》等人口較少民族書面文學的開山之作。董秀英由此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創作了《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這樣有影響力的作品。石尚竹獲獎后，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縣委、縣政府、縣婦聯為慶祝她載譽而歸，在她家門口連放了3天鞭炮。

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教育的普及，55個少數民族大學生人口比例逐年增長，各民族書面文學獲得新的發展。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從第三屆起，就對成熟作家要求不再以單篇作品參評，而是以作品集參評。為了照顧文學新人，設立了“文學新人獎”，可以單篇作品參評。同時，從第二屆起設立了少數民族母語創作作品翻譯獎，旨在鼓勵加強各民族間的文學交流。2008年，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專設“人口較少民族特別獎”，旨在獎掖出自人口10萬以下（后擴大到30萬以下）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以利于這些歷史上書面文學發展相對滯緩的民族作家脫穎而出。

新中國70年，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中國的55個少數民族，尤其是人口較少、發展相對滯后的少數民族，一步跨越歷史鴻溝，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邁進新時代。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也不斷開啟新篇章。如今，我國55個少數民族都擁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都有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得者，當然也有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佼佼者。這些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時代性都不斷提升，正在同步從文學高原向高峰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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