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曉聲在看書稿。本報記者 陳海波攝/光明圖片

【走近文藝家】

剛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他，已不想向別人證明什么。這位勤勤懇懇地做著“拾遺補闕”之事的老人，早已不關心市場和稿費，甚至“忘掉才華”，直面文學與文化，直擊心靈與精神。他說：“70歲了，你還不抱著一種純粹的態度去寫作，從文化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寫作，那太沒出息了。”

長篇小說《人世間》出版并獲茅盾文學獎后，梁曉聲的手機響得更頻繁了。電話那頭的聲音有男有女，有遠有近，但大多有著同樣的詞匯，比如“講座”“發布”“分享”，等等。他覺得這個現象“很古怪”，因為他曾答應過這種邀請，但最終面對的多是并非真正愛讀書的人。

梁曉聲不愿再談《人世間》，“出了一本書，你老談它，自己也很煩”。他甚至對著電話“求饒”——“這種事對我很痛苦，你要理解我。”

獲獎當然是一件高興的事。“畢竟是一種勉勵，即使是一位已經70歲的寫作者。”梁曉聲打了一個比喻：就像一位開面點鋪的老師傅，回頭客說，“師傅你辛苦，食材很安全，做的東西我們也很愛吃”，這對老師傅來說也是一種勉勵，他也會高興。

“人都需要這種勉勵，但不能陷入自我陶醉。過去了，就不要談了。”這位寫了一輩子文字的“老師傅”說。

70歲的梁曉聲，他已不想向別人證明什么。“想證明自己是一個絕頂聰明的老頭兒？”他皺眉，隨之以很快的語速回應了四個字——“回過頭來”，回到寫作本身，“回到寫作最純粹的價值”。這種純粹里或許也有沉浸于寫作的陶醉成分，但遠遠不夠。“那樣的話，你會始終是想讓別人認識自己，限制在一個自我的狀態里。”

“要擺脫這一點，眼睛得望向更多他者。”他很誠懇。

那就讓我們也“回過頭來”，回首那個剛成為“寫作者”不久的梁曉聲。

20世紀80年代，北大荒知青梁曉聲開始躋身文壇，寫的多是時人時事，如八十年代的城市青年和農村生活等，與知青文學沒有任何關系。一次，哈爾濱文學刊物《北方文學》準備組一期“北大荒知青”小說專號，向梁曉聲約稿。于是，梁曉聲寫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反響不錯，還獲了獎。這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開始。

不過，梁曉聲如今再看，寫《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時的他，“僅僅是為了寫一篇小說而已”，寫出北大荒的特點，寫出兵團知青的特點。而且，還有一些“炫”的成分。為了形容一位女指導員的美，拿很多國外油畫作比喻，被人批評“風雅何其多”。顯然，那時的梁曉聲，多少有些自我證明的想法。

真正的開始，是翌年創作《今夜有暴風雪》，因為梁曉聲“有了代言的意識”。他認識很多知青，返回城市后找工作很不順利，城市對他們缺乏了解和信任。“我想到代言，通過文學作品告訴城市：這一代青年在‘上山下鄉’的日子里成熟了很多，變化了好多，大多數成長為好青年。”梁曉聲以為這會是一廂情愿，但沒想到真的起了作用。他將此視為莫大的光榮，比得獎、比任何稱贊要好得多。此后，《年輪》《雪城》等知青文學作品，都是在這種“代言”的意識下創作出來的，梁曉聲以知青文學蜚聲文壇。

事實上，這種“代言”，早已從知青擴展到更多的群體，為底層小人物代言，為平民代言，為時代代言——“寫更多的他者，給更多的人看。尤其要關注那些容易被社會忽視的人，此時的作家應代替更多人的眼，如同社會本身的眼。”

小區保安、送水小哥、家政女工、樓道清潔工……梁曉聲遇到任何人，都愿意聊幾句，以了解他們的生活和目標，“要對自己的國家有一個準確的判斷”。當然，更大的責任是為他們寫點什么，他覺得這是自己欠下的“債”。正如被譽為“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的《人世間》，創作初衷就是“欠下社會很多文學的債”，“要把這眾多的人寫出來”。

有時候，我們能從梁曉聲的筆下感受到一種急切，甚至“聽”到一種聲音，近乎吶喊的嘶啞聲。他傾心于那些有情有義的底層人物，為他們被生活所迫、被人性所折磨的現實感到無奈和憤怒。就如他在一篇文章里疾呼—— “我祈禱中國的人間，善待他這一個野草根階層的精神貴族。凡欺辱他者，我咒他們八輩祖宗！”

有人說，文學是文化溫度的延伸。梁曉聲認為，這種延伸并非僅僅是向內的只溫暖自己，而應該是向外的。“我寫文章寫書，更多是放在大文化的平臺上，即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大文化，這個大文化平臺下哪些元素是缺失的，這種缺失如果時間久了，對于整個社會是一種遺憾。我恐怕要這樣考慮，來決定我寫什么、怎樣去寫。”

當他給孩子寫繪本、寫故事時，也是從大文化的背景出發，希望給孩子的心靈帶去營養。“事實上也很簡單，比如愛、友善、幫助他人而帶來的愉快。”他將這些創作，稱作“拾遺補闕”。

這位勤勤懇懇地做著“拾遺補闕”之事的老人，早已不關心市場和稿費，甚至“忘掉才華”，直面文學與文化，直擊心靈與精神。“70歲了你還不抱著一種純粹的態度去寫作，從文化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寫作，那太沒出息了。”

（本報記者 陳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