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回望歷史，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源遠流長，其中文學方面，俄羅斯帶給我們的影響，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近現(xiàn)代以來很多中國作家都受到俄蘇文學的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魯迅與俄蘇文藝的關系。

魯迅的寫作生涯與俄蘇文學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正如馮雪峰所指出：“魯迅和俄蘇文學的關系，是和他的文學活動相始終的。”蘇聯(lián)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有同樣的表達：“魯迅的創(chuàng)作對于我們俄羅斯作家的親切，是除開我們祖國作家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創(chuàng)作所僅能享有的那樣親切。”可以說，魯迅對俄蘇文藝的涉獵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既有在自己藏書方面對俄羅斯的偏愛，在譯介外國文學上也對俄蘇文學情有獨鐘，在自己創(chuàng)作方面受俄蘇作家影響更大更多。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由衷地說：“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

魯迅的俄羅斯文學藏書與翻譯

魯迅一生酷愛藏書，保存下來的藏書就有13000多種，藏書中有很多俄羅斯文獻，大約有600種之多，不僅有文學、美術作品，還有哲學、美學及社會思潮與歷史資料，這些在魯迅博物館有完整的保存。許廣平先生曾概括說：“翻譯和介紹蘇聯(lián)文學（包括俄羅斯文學），在魯迅畢生的革命活動中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據(jù)粗略的統(tǒng)計：在他將近600萬字的著作中，蘇聯(lián)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就有160多萬字的數(shù)量，約占他全部著作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全部翻譯量的一半以上）。”

的確，魯迅高度重視俄羅斯文學，著力翻譯過不少作品，雖然他本人年輕時只學過一點俄語，未能真正掌握，但他常常通過德、日兩種語言轉譯進行翻譯事業(yè)。在日本留學的時候，魯迅接觸并關注到了俄國的文學。在他最初的翻譯生涯，就開始涉及俄國文學。1908年魯迅在其論文《摩羅詩力說》中就向國人介紹了果戈里、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等作家。接著與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于1909年出版，《域外小說集》被視為中國近現(xiàn)代以來直譯傳統(tǒng)的開端。正如茅盾所說：“從嚴格的思想與藝術的評價出發(fā)，對外國文學作了嚴肅與認真介紹的，則開始于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和導師——魯迅。”

自《域外小說集》起，魯迅文學作品便將譯介重點放在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俄國、東歐和北歐等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國家的作品，早期的魯迅翻譯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主要包括安特萊夫、迦爾詢、愛羅先柯等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魯迅把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引為“同調(diào)”，他說在那里看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是“精神迷人的一隅”，令他生出一種感動，影響了他的小說寫作。后來魯迅又譯了果戈理、契訶夫等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作品，還有高爾基、法捷耶夫等革命文學作品也都由他親自翻譯到中國來。1936年10月18日，即逝世前一天，魯迅還堅持校閱了果戈理的《死魂靈》第二部譯文，并預言《死魂靈》在中國是會受歡迎的。

1927年以后，魯迅的譯介又開啟了一個新的維度，他深感有必要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于唯物史觀的書”，著手介紹和翻譯俄蘇文藝理論，主要譯了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盧那察爾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闡述了文藝與社會、文藝與階級、美學的原則和文藝批評的任務等原則問題，對魯迅當時的思想困惑與文學筆爭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釋義和澄清。

魯迅所藏俄蘇文學數(shù)量較多，但多為日文英文轉譯而來，限于當時俄文人才很少，了解俄國歷史的人亦少，魯迅也深為苦惱，他曾感喟像瞿秋白這樣精通俄文的人才的匱乏。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nèi)專門從事俄蘇文學翻譯的人寥寥無幾，除了曹靖華等少數(shù)幾人外，其他幾乎都是業(yè)余翻譯家。在這種情勢下。魯迅積極組織未名社和左聯(lián)的一些青年人參與這項工作，熱心鼓勵、扶植了韋素園、李霽野、韋叢蕪、馮雪峰、柔石等俄蘇文學翻譯的新人，有時不僅用自己的稿費資助譯作的發(fā)表，而且還親自對一些譯本進行斟酌、修改。

俄羅斯文學對魯迅創(chuàng)作的影響

魯迅說過：自己創(chuàng)作起步時，“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俄國、英國、東北歐及日本等國度的文學，都對魯迅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過影響。但俄國文學影響最顯著，正如魯迅所總結的：我覺得俄國文學比其他任何外國的文學都豐富些。”

魯迅對于俄羅斯文學有著深刻的理解。魯迅與俄羅斯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有著強烈共鳴，他認為俄羅斯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最可貴的特色是它所表現(xiàn)出的深刻的真實性和批判性，這是空前的，并稱“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對俄羅斯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巨大歷史價值給予了充分評價。他曾滿懷摯愛之情地指出：“被西歐的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它是一塊“偉大肥沃的‘黑土’。”

魯迅多次驚嘆俄羅斯優(yōu)秀文學中所包蘊的博大的愛與深沉的人道主義，稱道“以一身來擔人間苦的小說家”，對于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給予的不只是憐憫，而是力圖謀求其解放，為他人寧可犧牲自己，在魯迅看來，是當?shù)谩皞ゴ蟆钡摹＿@種博大深沉的愛被魯迅視為“異常的慈悲性”，是俄羅斯文學的突出特色，“與我們的世界更接近”。

以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為代表的俄羅斯作家，令魯迅感佩之處還在于，他們都提出了人的生存的重大問題，致力于揭露人性的復雜與缺陷，喚起人們對社會的改造與靈魂的剖析，為此魯迅將“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作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原則，將“為人生”作為自己“做小說”的“主見”，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以深刻地透視社會人生，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為旨歸。在他看來，俄羅斯文學的深刻性在于，不只表現(xiàn)了底層人們“不幸”的經(jīng)濟貧苦，還有精神貧困，當時中國國民狀況亦然。他筆下的對不覺醒的人們的描寫與俄羅斯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有著極為相似的情形，他表達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重主題，反思國民性，深感啟蒙之艱難。他指出俄羅斯文學中不僅有“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而且也有“掙扎和反抗”。對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和所受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魯迅實現(xiàn)借助文學“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理想。

魯迅不僅追求“表現(xiàn)的深切”，而且也同樣注重“格式的特別”，不僅在思想性上，魯迅深受俄蘇文學影響，而且在藝術手法和審美表達上，也有很多的吸納。他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記》脫胎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記》，《藥》中也印刻著安德萊夫象征與寫實相調(diào)和的手法。同時，果戈理悲喜劇融合的諷刺筆法與抒情風格，契訶夫的簡練樸素與“含淚的笑”所透露出的醇厚的韻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敢于正視”“并不平安的靈魂”的心理刻畫等，都對魯迅的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影響。有人稱魯迅為“中國的契訶夫”，他們都是短篇小說的大師，都善于用最精煉的文字，是“含淚的微笑”。

別林斯基稱果戈理的短篇為“裝在狹小框子里的巨大圖畫”，魯迅的短篇小說更是如此，它們通過魯迅對中外優(yōu)秀文學遺產(chǎn)的博采眾長，成為“憂憤深廣”的文學經(jīng)典。魯迅著眼于“小人物”“平常事”的取材特點，通過“白描”“畫眼睛”“畫靈魂”，即用最精煉的文字、最短的篇幅，表達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能透過日常生活深刻反映出社會本質(zhì)，形成魯迅的藝術風格。

據(jù)統(tǒng)計，魯迅或翻譯或評述、譯述過的俄蘇作家達37人之多，俄蘇作家在他譯述過的外國作家中居于首位。在對中外文化遺產(chǎn)的接受與吸收中，魯迅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獨立的分析，以“拿來主義”為立場出發(fā)，不僅顯示了與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一脈相承，同時充分汲取俄羅斯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顯示出魯迅文學思想的開放性與超前性，表現(xiàn)出一位偉大作家可貴的精神追求與探索，為后世作家昭示了成功的奧秘，也提供了可資仿效的經(jīng)典范例。

（作者：于文秀，系黑龍江大學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