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于曉威，滿族，1970年生，畢業于上海社科院暨上海作協首屆全國作家研究生班。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曾任《鴨綠江》雜志主編，后辭去主編從事專業寫作。在《收獲》《上海文學》《鐘山》等刊物發表中短篇小說100多萬字，出版小說集《L形轉彎》《勾引家日記》《午夜落》《羽葉蔦蘿》等。曾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作品被翻譯成日、韓等多種文字。

前段時間因為搬家，在狼藉和塵封的資料柜中收拾舊物，發現了我10年前寫作長篇小說《我在你身邊》的手稿和厚厚的寫作資料。這些資料既有草創和構思的大綱、人物關系列表，也有近百張記錄我無論吃飯時、出差時、睡覺時隨興寫下的小說語言片段的卡片。因為作品的故事背景涉及深圳、東莞和香港等，更有關于深莞地區和香港的建筑、流行服飾、汽車、化妝品、民生新聞、餐飲和酒店管理甚至人才招聘信息等等的分類材料。還有我專門去這些地方體驗生活與搜集素材的筆記。這些材料被我分裝在八九個厚厚的牛皮紙袋子里。我還記得我10年前，寫完這部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字時，把它們放在柜子里的心情。似乎是終于松了一口氣，并與過去的生活做告別。這種心情蓋因為我浸淫其中的時間太久了，為之付出的也似乎實在太多。它們成為你的生活垃圾，只是這垃圾，證明你如何活過，所以不舍得扔去。

從最早的部分零星紙片和記錄痕跡可以看出，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其實還不止10年前，而是20多年前，我還在遼寧文學院讀書的時候。它最早的故事前身來自一則真實報道。主人公是一位年輕的女模特。是一樁靈與肉、愛情與背叛、沉淪與激情、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博弈和糾結的故事。后來我覺得，它的故事有點兒類似美國電影《不道德的交易》。只不過，我后來還發現，就像我在作品中隱晦流露的那樣，我的主題是在升華與敘寫：“人生，不要總是尋找意義，而是要創造意義”。這個觀點不僅是對筆墨最重的女主人公蘇米的答復，更是對在城市中，處處尋找自己的妻子蘇米的男主人公許晚志的一個勸誡。也是對他們倆共同的一個勸誡，或者是對我們自身，對每個人，對每種生活態度的一種自我提醒。就比如，我這次搬家，發現家里各種儲藏柜里，繁亂極了，我葆有無數自己經歷過的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各種物品、紙片和用具。我知道在人世間，有一種名詞，我把它看成是某種哲學指向的范疇而不是心理疾病范疇，叫“儲物癖”。妻子也對我說，“扔掉它們！”“扔掉它們，才能不斷面向新生活！”她的意思與我作品里想要反映的難道不是如出一轍嗎？然而，我不舍得扔掉它們，不是說我刻意節儉，也不是說它們在如常日子里的某一天還能用到，不是了。它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再被使用，甚至連看都不會經常看到它們，然而（還是然而），你扔掉了它們，“怎么證明你曾經這樣地活過”？（川端康成語）既然證明不了你如何地活過，又何來“新”的生活？或者，你的“新”生活又有何意義？人生的許多意義之一，就來自于悖論。沒有悖論，也就沒有人生。雖然，我今天說的這個想法，恰恰也與我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成為一種悖論。

長篇小說《我在你身邊》當初構思以后，一放就是許多年。甚至我記得好像在比10年更早的年份里，《文藝報》曾經披露過我要寫的這部長篇小說。然而我一直沒有動筆。我記得有位作家同行說過一個觀點，小說，不能在完全構思成熟時才動筆，尤其是恒久地構思，因為你構思太成熟的話，對所有故事或細節的脈絡太爛熟于胸了，所有的作品人物和人生走向都在你的腦海里無數次地預演過，你往往也就失去了寫出它的動力和激情。我覺得這話是有道理的。

作品寫了大約半年之后，母親去世。我立刻沒有信心和心情寫下去了。我曾說過，母親在，我的哪怕點滴的寫作成績，都是一種沉甸甸的收獲。母親不在，我的再多的收獲，也變為我在世俗中的一種炫耀。

突然有一天，我大姐給我打電話說，你知道媽媽彌留之際，她最關心的是什么嗎？我問什么？媽媽說，她知道你的長篇小說寫了一半，她說她什么掛心的事情也沒有，就怕你這小說寫不出來。然后大姐又說了一句：“你相信嗎？你如果寫出來，媽媽在天上一定會看到！”我默默撂了電話。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