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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在建川博物館內 　　本文圖片均由建川博物館提供

觀眾參觀“一條大河波浪寬——新中國70周年民間記憶展”

6月30日，由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館與建川博物館聯合主辦的“一條大河波浪寬——新中國70周年民間記憶展”在四川成都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聚落開展。展覽從民間記憶的角度，以小見大，以點見面，反映了新中國70年的偉大成就與人民生活的巨大變化。近日，本報記者專訪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聽他講述自己收藏文物、建設博物館的故事以及對文博行業的思考。

文物是還原歷史的像素

記者：您從什么時候開始收藏？

樊建川：我從小就對收藏感興趣。1964年的一張幼兒園成績單我一直收著。9歲的時候，我父親被關“牛棚”，他讓我把批他的大字報揭下來給他看，看完后我都收起來了，還有當時的像章、紅袖章、毛主席語錄等。我還找我爸的老戰友要他們的老軍帽、挎包、武裝帶、獎章，這些東西我都喜歡。當知青時的工分本、獎狀我也保存得很好。真正大規模的收藏始于20世紀90年代全民大搬家時期，舊貨市場上能買到大捆大捆的東西。我曾經拉著一車的鏡子、水杯到農村去，以新換舊，收了好多有舊日痕跡的生活用品。

記者：您收藏文物的理念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我覺得數量很重要。文物是還原歷史的像素，數量大，像素高，歷史的面貌就比較清晰，細節就比較豐富。你是10萬像素，我是100萬像素，哪個呈現的歷史更清楚、更完整？建川博物館現在已經有1000余萬件藏品，在這樣的收藏規模基礎上，我們就可以建各種門類的博物館。

第二是反映歷史變遷和重要節點。比如香港特區選舉首任行政長官的選票，汶川地震時溫家寶總理看的軍用地圖、第一艘開進映秀的沖鋒舟，今年3月四川涼山木里森林火災中犧牲的消防戰士的軍裝。

第三是傳承有序。我收東西會“盯著收”，去一些老革命、老將軍家里，從他們的后人那兒得到許多傳承下來的珍貴文物。

我們博物館有幾句話闡釋了我們的主張：“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為了傳承，收藏民俗”。

70年像一條

波瀾壯闊的大河

記者：不久前在建川博物館開展的“新中國70周年民間記憶展”，它的主題是如何確定的？展覽中有哪些重要的文物？

樊建川：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70年我活了62年，約90%。70年風云激蕩，作為時代的見證者和感恩者，我想辦一個展覽來記錄這70年。從1949年至2019年，一年作為一個展覽單元，一年提煉一個年度主題，依次回顧和展示這70年走過的崢嶸歲月。主標題“一條大河波浪寬”是一句很有代表性的歌詞，它帶給人一種溫暖、大氣的感覺。我們知道，一條大河在奔向大海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許多阻礙和曲折。我們的70年也是這樣，有過困難，有過挫折，波瀾壯闊，跌宕起伏，但不管什么都阻擋不了它奔流入海的進程。

這次展覽展出了近3000幅歷史圖片和2200件文物，其中包括開國將軍王宗槐的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任乃強手繪巴塘至拉薩路線圖、解放西藏紀念章模具、“建設國防”瓦當、全國政協原副主席繆云臺的日記等15件國家一級文物。

以博物館聚落

帶動產業發展

記者：博物館要維持收支平衡是比較難的，尤其是沒有政府資金支持的非國有博物館，生存更加不易。而建川博物館已經實現盈利，這是怎么做到的？收入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樊建川：在建館之初，我就考慮到它的生存問題。博物館在社會功能上是巨人，在經濟效益上卻是侏儒，我必須讓它有自我造血的能力，才能健康、長久地生存下去。因此我打造了一個博物館聚落，形成規模效應，并把配套的商業設施建設好。

收入大概有這么幾個板塊：門票是最主要的，其次是傳統的服務業，餐廳、茶館、旅舍等。還有文創，T恤、挎包這些都很受歡迎，博物館里還賣我演唱歌曲的光盤，在外地已經出現盜版了。我們還做“博物館提供商”，利用自己的經驗，為別人提供建設博物館和陳列展覽的咨詢服務。

記者：在非國有博物館的建設和運營方面，您有哪些經驗？

樊建川：第一要有規模，要做成聚落，把多個博物館聚在一起，把博物館相關的商業聚在一起。讓人去了能看一整天，他才愿意去。

第二是低票價，這是我的一個法寶。2005年建川博物館剛開館的時候有7個館，票價是60元。現在我們這里有32個場館，票價還是不變，平均折合每個場館不到2元錢，性價比很高。

第三展品一定要好、要豐富。建川博物館里有一句標語：“我們不說話，讓文物說話。”文物是我們的當家本領。我們在使用聲光電等現代科技手段時比較克制，不能讓它喧賓奪主。

第四要把題材選好，做第一不做一流。建川博物館的抗戰主題館是第一，抗震救災館也是第一，只有做到獨一無二，才能吸引觀眾。

此外，要跟當地的旅游文化產業結合，跟老百姓的致富結合，這樣就能獲得地方政府和周邊民眾的支持。

建設博物館是時代的機遇

記者：您曾說有生之年想建100個博物館，現在看來目標可以實現嗎？

樊建川：現在已經建成的博物館近50個，分布在成都、重慶、宜賓等地。另外50個也基本上有眉目了，不出意外的話，我的目標可以完成。我們現在是國內規模最大的非國有博物館，如果建成100個，那應該是世界最大的了。建川博物館的發展是偉大時代的見證，是我們國家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我經常跟人說，不是我能干，是中國共產黨厲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厲害。在我18歲最能干活的時候，一天從早干到晚，只能掙8分錢。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不是時代賦予個人的機遇，我怎么可能建成幾十個博物館？1976年我開始收藏的時候，如果有人跟我說：“樊建川，你好好收藏，以后可以建博物館。”我絕對會認為他是個神經病。這幾十年的發展超乎我們的想象，讓我們能做成原來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早已簽訂遺囑，身后把所有的博物館都捐給政府，希望這些文化遺產和歷史見證能永久地保存、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