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來，藏族作家，1959年生于四川省馬爾康縣，2009年3月，當選四川省作協主席，兼任中國作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機村史詩》《格薩爾王》《瞻對》，詩集《梭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散文集《大地的階梯》《草木的理想國》，以及中篇小說多部。2000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9年，憑《機村史詩》六部曲獲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2018年，作品《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他由此成為四川文學史上首位獲得茅獎、魯獎的雙冠王。

他們給了我一個題目：《鄉村重建與士紳傳統》。中國的鄉村重建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一項偉大艱巨的世紀工程。

我們講中國的進步，講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間取得的成就，其實說的是工業、服務業、城鎮化等方面的巨大進展。我們經常把北京的CBD、上海的浦東、外灘跟紐約、巴黎相比較。從這些外在的指征看，改革開放四十年確實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進步。內在則是觀念的革命，管理與科技的進步。與此同時，又不得不承認，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沒有完成。這就是如何解決三農問題，如何進行鄉村振興與重建。如果我們到美國、到歐洲，如果只是以城市景觀和一些制造業指數進行比較，中國人心中會產生巨大的榮耀。但是我們不能出城。到鄉下去，出城二十里地、十里地，情形就產生了巨大的反差，在歐洲、在美國可能是另外的情形。

我曾經自己開著車，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在愛荷華州，在弗吉尼亞州旅行過。目的就是看看美國的農村。我去到美國的鄉下，一個美國朋友告訴我，你這才是來到了真正的美國，這兒才是白色的美國。什么意思呢？這位朋友說白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人種，是膚色，在城里打工的多是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種，而在鄉下有產業，從事規模化農牧業生產的多是白人。他們是擁有土地、技術和資本的農場主，是白領，不是藍領，這是白的第二層意思。

中國農業的出路，在于提升生產技術，也在于規模化生產和集約化經營。今天我們所在的賈家莊就是以這種機制建設與治理鄉村的一個成功案例。但在中國鄉村，賈家莊這樣的存在并不普遍。普遍存在的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土地、勞動力分散，因此無法進行高技術含量的、資本集中度大的有組織有規模的生產經營。這就說明，中國的鄉村需要重建。來到這里，出席活動的作家們要往文化衫上題一句話，我來了個老詞新用，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今天，在經濟發達的地方，國家提出來叫鄉村振興，在不夠發達的地區叫脫貧攻堅。脫貧攻堅的標準并不高，有些地方一個家庭人均年收入三千二百塊錢就算脫貧，也就是說如果他是一個四口五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就是一萬多塊錢，不到兩萬塊錢，就算脫貧，這是一個很低的標準。世界上任何國家如果沒有解決鄉村的問題，這就是短板，城市的繁榮就會有一些表面繁榮的意思。

中國振興鄉村、重建鄉村經濟的努力，其實從鴉片戰爭以來就開始了。為什么從鴉片戰爭以來就開始了呢？過去中國農村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鄉村在大部分情況下并不和外界發生實質性的交流，除了很少的必需品，大部分農業產品是供自己消費的。但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社會，我們或被迫或主動和全球接軌，因為西方的工業品來了，輕而易舉就擊敗了鄉村的手工業。我們讀過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這本書寫的是上個世紀上半葉的事情。費先生研究的不是中國貧窮的山村，他研究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中國最發達的地區，在今天的中國也是最富裕的地帶。那個時候，西方發達的紡織業把他們機器織造的紡織品傾銷到中國，繼而中國的民族工業發展起來，也把機器制品銷售到農村。機械化生產的東西有兩個好處，一個是價格低廉，第二個是質量穩定。所以那個時候就造成了以手工紡織為支撐的傳統鄉村經濟的危機。那么，要以什么樣的方式來應對這樣的挑戰呢？就只有用外國人的技術，學會使用機器。我們過去有一句話叫作“師夷長技以制夷”。從文學的觀點看，我們把《江村經濟》這本人類學著作看作書寫當時鄉村狀況的非虛構作品也未嘗不可。

從那個時代開始，中國的農村就已經不能夠堅持原來的生產方式。而新的生產方式將會徹底改變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改變農民計算土地產出的方法。比如說關于豐收的觀念。過去說豐收很簡單，遇到天公作美，風調雨順，多打了糧食，多摘了桃子，一棵樹多收了幾百顆棗，這就叫作豐收。但是今天農民生產的東西，大部分要提供給市場，這個時候就會遇到一個定價問題。而且，市場的價格不是由賣東西的農民決定。今年一畝地多打了二百斤麥子，但是在紐約，或另一個金融中心，小麥期貨市場的價格因為全球小麥都豐收了，或者預期會豐收，價格跌了，你多收了二百斤和每斤跌了兩毛錢一比較，算不上豐收。也許明年少打了一百斤麥子，小麥價格又上去了兩毛錢，反倒多收了錢。過去自給自足的時代，農民可以自己把握自己命運，今年風調雨順，我們自己又勤勞，沒有刮大風，沒有下冰雹，沒有遇蟲害，糧食都囤在家里，明年有災荒也不怕。但是今天很少有人做這種儲備，我們生產的目的就是要讓它到市場上去流通，換成現金，再用現金去換取我們必需的東西。過去在鄉村手工生產的，今天都是在城市機械化生產，農民需要支付大量現金購買。世界經濟發生這樣的變化之后，農村經濟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

中國鄉村根本的問題是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緊張，因此難以進行規模化和集約化的生產，今天，隨著城鎮化速度加快，億萬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轉崗到制造業和服務業，騰出了相當的空間，為農業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生產提供了一定條件，使鄉村重建和振興有了某種可能性。

這是第一點，為什么要進行鄉村振興與重建。

第二，就要講到中國傳統鄉村的士紳傳統。

士紳傳統是什么呢？我以為，就是舊時代，民國或者更早以前，中國農村還未經歷人口爆發式增長。鄉下的田地比較多，有錢人有了錢第一選擇就是下鄉賣田，地主不光是佃出土地、收租，不光是干這樣事情。他們中的一部分，之所以被稱為紳，因為他有一個重要的責任就是維系鄉村的道德秩序，尤其是致力于鄉村的教育。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不是到城里去接受教育，而是在鄉下自己家里接受教育。比如說我們四川。四川的情況我知道得多一點。雖然這里是山西，我還是說我知道多一點的四川。大家知道蘇東坡，知道三蘇。他們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就在自己家里。今天去蘇東坡老家，鄉下山上還有他留下的讀書臺。蘇家家道殷實，有很好的田地，他們家又引水開辟了灌溉系統，不靠天吃飯，還惠及了一些鄉鄰。他們還在家里面辦教育，自己辦私塾，自己家的孩子在那里上學，村里別的人家，不太有錢的人家，單獨請不起老師的人家，也在他們家私塾里上學。

學成了，他們才進開封城去，去趕考。我看歷史材料，當時蘇東坡老爹已經四十多歲了，蘇東坡和他弟弟二十來歲，三父子在鄉下學成了到開封趕考。開封是北宋朝的首都，這一去，父親考上了進士，兩個兒子一考又是進士。蘇東坡據說考了第一名，但后來是按照第二名錄取的。為什么呢？發生了一個誤會，那個時候有一個散文家叫歐陽修，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是主考官，歐陽修一看蘇東坡的文章像他學生的，為了避嫌，說我的學生不能夠讓他得第一名，我是主考官，所以就把他降到第二名，發榜之后才知道錯了。歐陽修也很后悔，說我把你當成我的學生了，我要避嫌，所以才把你搞到第二名。蘇東坡的教育在哪兒完成的呢？他沒有上過清華附小，沒有上過北師大附中，就在家鄉當地上的學。

四川還有一個人叫楊升庵，楊升庵的父親在朝廷里面已經掌管內閣了，但也沒有把他的戶口遷到京城來，讓他上最好的公立學校或者私立學校、國際學校，沒有。還是留在四川鄉下成都附近的新都縣。今天我們去那里，還能夠看到他們家的桂湖旁的大宅子。父親在朝中當大官，兒子留在老家，就在家里面接受教育。也是二十來歲，才進京城考試。一考，狀元。所以那個時候鄉村的士紳家庭，最重要的不光是有地、有錢，還要有文化，有情懷。這個叫耕讀傳家。那個時候中國重要的文化教育的完成，大多是由那些有土地、有資產的人家在鄉村完成的。

孟子有一句話，意思是：人有恒產，則有恒心；人無恒產，則無恒心。恒心的養成，最重要的就是接受教育，努力學習。那些有資產、有土地，還以教育惠及一方老百姓的，就是紳。紳是什么意思呢？漢字很有意思的，大家看這個字，旁邊的“申”，像是一個人的身體，為什么要加一個絞絲旁呢？就是人要穿衣服，那個時候人穿長衣服，腰間要束一個帶子，紳就是穿上衣服，要束一個帶子。一般的地主不能夠稱為紳，紳是指在道德和人文教育上對自己有要求的，就像穿衣服會用一條腰帶把衣服束縛起來一樣，用道德，用文化的基本原則束縛自己、要求自己的人。修身齊家不光要有財產，還要有道德要求，還有文化要求，并以之約束自己，這種人才能夠叫作紳。但是它不能夠叫作士，士是什么？士是知識分子，受到很好的教育，達則兼濟天下，修身齊家，重要的還有后半句：治國平天下。要達成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還要參加國家考試，就是科舉。蘇東坡到京城去考試，并不是寫詩，今天我們說蘇東坡是詩詞雙舉，但是他在宋朝考試考的是策論，策論的內容是什么呢？給皇帝提建議。什么建議啊？怎么發展生產。發展生產是為了什么？第一老百姓生活安定，社會就安定。第二稅收增加。北宋國家文化很發達，但有一個問題，武功不振，邊疆上老是被遼、金、西夏虎視眈眈。所以怎么樣發展生產，增加稅收，以加強軍備……蘇東坡考試得第二名，也是這樣的內容。他寫了一首詞，“大江東去”，今天盡人皆知是這個，但那是他的副業，策論才是知識分子核心的東西，這才叫作士。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我們今天讀書特別喜歡背金句。老背金句有問題，會片面，會局限。比如孔子“學而優則仕”這句話人人知道，卻不完全，還有下半句，但我們從來不說，我們鼓勵自己的小孩就是好好學習，考上名牌大學，之后事業發達，當大官，如果不成，當董事長也可以，當首席科學家也可以，像賈家莊出了個賈樟柯，當個名導演就更可以了，是不是？但是“學而優則仕”，下面還有半句話，說士對自己有要求，除了對國家的責任之外，你要更好地履行這個責任，就要繼續學習，我從來沒有聽到講《論語》的人講過下半句：“仕而優則學”。我們要把事情辦好，積累經驗之外還要繼續學習，“仕而優則學”，這才是士，這兩方面要結合起來。中國古代的士首先是能在鄉村耕讀傳家的紳。我們中國歷史上那些有名的文化人，哪一個是從城市家庭里面出身的？那時城市人口很少，杜甫也是鄉下出身的，歐陽修也是鄉下出身的。治國平天下成功了，最后還有一個詞叫作告老還鄉。

以上大致是說，什么是紳，什么是士，以及士紳產生的社會條件。

中國鄉村從近代以來，就是剛才提到的《江村經濟》里面所講的情況，鄉村一直面臨現代性的挑戰。現代性挑戰對于農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大量的工業品進入到鄉村，這個時候就要用現金支付，這個時候鄉村的生產目的就改變了。過去是自給自足，但是今天必須把農產品換成盡量多的現金，來換取這些工業品。不換不行，因為工業一來就把原來的手工業幾乎全部摧毀了。今天的農民農業生產還是面臨這個問題，我們的小規模生產不及美國等國的大規模生產。愛荷華就是美國的農業州，我在那里住過幾個月，一兩公里才一戶人家，幾十公里上百公里全部都是玉米地和大豆地，每家農民的糧食倉庫就像今天我們所在這個賈家莊，我們眼前的這座水泥反應塔這么高這么大，每戶人家還不止一座。一家人生產這么多糧食干什么？賣到外國去。自己吃不了，美國全國人也吃不了，最大的目的地是賣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賣到外國去，賣到中國來。我們今天說東北有點衰落，除了東北工業面臨升級換代的困難，東北本來是可以大規模集約化生產農產品的地方，但是我們的生產技術、生產規模，尤其是我們農民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生產出來的東西，在技術上，在定價權上沒有辦法跟美國的農產品相抗衡。所以我開玩笑，美國要打貿易戰，對東北農民未嘗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我國也相應會提高大豆的關稅、玉米的關稅，阻止美國產品進來。一家一戶的生產都和國際市場有關系，很多大宗農產品的定價權不在中國，在外面的農產品生產大國手中。他們是用現代工業的方式組織農業生產。中國鄉村想要變化，但從費先生開始寫《江村經濟》起，到今天這個問題還基本沒有解決。當然，我們一直在尋找和嘗試解決方案。今天的鄉村建設我們看到的是整理土地、蓋房子、精準脫貧，但是最重要的是土地使用權變革和規模化生產。今天有一個制度創新，叫“土地流轉”，就是便于大家把土地使用權出讓出來，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進行生產經營，采用公司+農戶，合作社+農戶等等合作模式。但我們在書寫鄉村的時候，還在按照自己對鄉村的某種原始想象，而不是真正地在面對今天鄉村所面臨的復雜變局，沒有在這樣一個格局當中來觀察鄉村的問題，思考鄉村的出路。

今天上午對談時我已經講過了，工業革命是從英國開始。工業革命一開始就對傳統鄉村和傳統農業形成巨大的威脅。我們知道英國曾經有過一個“羊吃人運動”，英國的紡織業發達之后，需要大量紡織原料，英國不產棉花，那地方緯度偏北，氣候冷，倒適合養羊。資本家就把大量的農村土地買過來，不種莊稼了。干什么？變成草原，養羊。養羊干什么呢？剪羊毛，供給英國的紡織業，費先生研究的江村主要也是從事紡織業。英國人殖民印度也有發展紡織業的利益驅動。中國人很自豪，說我們是絲綢的故鄉。印度人也有理由自豪，在機器時代到來以前，印度是棉紡織業最發達的國家，今天到印度還會買到非常好的手工棉布。英國人一到，用機器紡織棉花，印度傳統的棉紡織手工業立馬就垮掉。費先生寫的是絲綢紡織業在外來沖擊下的衰落。今天農村面對的挑戰是全方位的，這個挑戰在今天主要來自這個國家本身變革的需要，中國鄉村到了必須改革的地步，到了必須改變生活方式的地步。留在農村的人口必定要減少，但是又不能像今天這樣只剩下老人、小孩。有活力的鄉村應該留下一些有文化、有體力、有智力的人，才能夠更好地經營鄉村建設鄉村。今天鄉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鄉村失去了教育功能，過去耕讀傳家的傳統沒有了。

紳的階層從農村消失了以后，士的階層也就必然消失了。農村和農業的衰敗，導致了士紳階層的消失，倒是產生了大量的失去土地的人。這些人，在戰爭年代，是兵力資源，在工業化時代，就成了城鎮和制造業發展中的勞動力資源。

士和紳有沒有可能在中國鄉村重現呢？今天上午也討論到，有可能。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一些精英重返鄉村。有兩個途徑，一個是本來出身鄉村，去到城市的，有很多經驗的，真正面對過世界的，懂得市場的，掌握了技術的這些人重返到鄉村。他們重返到鄉村，肯定跟上一代不一樣了，他們的思路、他們的做法都升級換代了。今天的土地可以流轉，那么他們就可以把很多土地集中起來，二百畝、三百畝、一千畝，我見過最大的一個例子，一個人把一個鄉的土地全部都流轉了。全村的人既是他以土地作價獲取租金的人，也都是他的雇工。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可能進行那種對應市場的大宗產品的生產，而且大宗產品生產，你要有競爭力，要提高品質，那就可能要改良品種，改善儲存、運輸的條件。如果是一家人還是五畝地、二十畝地，這樣的情況就不可能出現。一些精英重返鄉村，但他還不是過去的那個紳，他可能特別地唯利是圖，處于早期積累資本的階段。他什么時候才能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呢？短時期內，我看也難。因為今天的教育和古代我們對士，對蘇東坡、對楊升庵他們的那種教育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今天是一個更全面、更專業、更系統的多學科教育時代。現代教育已經不可能在傳統的鄉學和書院里頭完成，必須在現代的新的教育體系當中完成，所以鄉村教育的重現幾乎就不可能了。如果鄉村教育重建不可能，那么士紳傳統之中，至少士的那個部分就消失了。因為在鄉村中已經不能完成現代教育了。教育中心已經轉移到大城市。但是當一些出身鄉村的人在城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們中的一些人又返回到鄉村，經營鄉村的時候，紳這個傳統就有留存下來的可能。不然就只剩下唯利是圖的人，只會賺錢的人，那鄉村的情形還是令人恐懼。過去的中國人，因為鄉土觀念，本鄉本土自身就構成一個道德約束，一些人可以在外面干壞事，他在外面掙的錢不一定干凈、合法，但是回到本鄉本土之后也可能是另外一個形象。

我也舉一個四川的例子，四川有一個大地主，“文革”中非常有名，叫劉文彩。“文革”批判他時，有一些事實是編造的。但他的發家確實并不光榮。他們家出了兩個軍長，侄兒是軍長，抗戰死了。他的親弟弟也是軍長，他的親弟弟一度管著四川最富裕的地方。他在這個地方當軍長，這個地方的政府最高首長也是他。他就叫劉文彩管四川最富裕的地方的稅收。自貢那一帶，那個地方產鹽，供應好幾個省的食鹽，是大買賣。軍長就叫劉文采管這個四川當時最大產業的稅收。劉文彩利用這個發了大財，然后就回到老家。他在外面的名聲很不好，到處刮地皮。但是回到老家，形象一變，對佃戶也很好，對老百姓也很好，建現代化的中學，到省城去請當時最好的老師，周圍鄉鄰的佃戶的孩子上學都免費，他對老師特別好，他們家有一輛福特轎車，他自己不坐，但是老師們進城回城，都派這一輛福特轎車迎來送往。今天大家去看劉文彩莊園，這個福特轎車還停在那個地方。他對推動當地的教育，開當地的風氣，發展當地的經濟，確實是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今天回歸鄉村的人會不會也發生這樣的情況?他們在外面學到的知識，學到經營手段，積累了資本，加上今天土地可以流轉，可以進行規模化的農業經營，而且是外向性的農業經營，那么中國的鄉村就可能變成另外的樣子。

上午我們參加過鄉村重建工作的嘉賓還講了一些老百姓不愿意順勢而動的例子。現在負責鄉村建設的干部們說到這種情形時有一個專門術語，叫“缺少內生動力”。政府讓他動，他不想動，不愿意動，或者沒有能力動，動不起來。這個情況不是今天才產生的，早在上上個世紀，中國農村就面臨變局，但真正的改變一直沒有發生。意識到要更新生產方式與生產組織的主動性一直很少出現。費孝通《江村經濟》里農民適應生產方式變革的主動性在中國并不普遍。

不止是費先生，注意到這種情況的還有梁漱溟先生。今人講梁先生多是講他在儒學上的修養有多深厚，然后又講他當年向毛澤東主席提意見是多么堅守知識分子的氣節，這可不可以講？我覺得是可以的。但是中國從古到今講知識分子就是講這些，也講不出什么新鮮感了。梁漱溟身上最重要的一點，卻沒有人講。那就是他敏感到農村必須變化，他有中國儒家那種知行合一的行動。梁漱溟先生最寶貴的經驗在今天反而幾乎被他單面的形象遮蔽了，為什么？這說明我們今天的知識界，包括文學界，我們自己在認知上有一個巨大的缺陷。我們穿得像現代人，生活習慣越來越現代，但我們對中國真正的現實問題是隔膜的，缺少關懷的。農村今天正在發生深刻的轉型與巨變，或者說正處于巨變的前夜，很多文學書寫卻只是在說一些淺薄的鄉愁。雖然我們有大量的筆墨在書寫鄉村，但是鄉村面臨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問題，我們卻視而不見。像梁先生這樣一個人某方面功業的被遮蔽也說明我們這一代知識人、文化人在某種程度上、思想上、視野上存在巨大的缺陷。

當年，梁漱溟意識到農村的問題，就投身于山東鄒平縣農村，進行鄉村建設的實驗。去組織農民學文化，幫助他們提升生產技術，改善生活環境，組織各種各樣的合作社，不幸，這種鄉村建設的實驗因為日本人的入侵而被迫中止了。但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努力，這種實驗。這樣的事實發生并不太遙遠，就在民國年間。梁先生還寫過關于鄉村建設理論方面的論著，可這樣的精神遺產我們早都忘記了。

民國年間是大混亂、軍閥大內戰的時期，后來又有外敵入侵，那是民不聊生的時代。戰爭頻繁，“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這是曹操的詩，寫三國時代戰亂的惡果。民國時代呢?那樣的時代，有知識分子關注到鄉村問題，并付諸實踐，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時，中國傳統鄉村結構正在解體，紳和士這樣的階層正在消亡，一些軍閥在作威作福。

在這樣情形下，不光是梁先生，那時還有長期致力于鄉村建設的晏陽初先生。他從美國念了博士學位回來，立志不要當官，不要發財，要投身于中國的平民教育，投身于新鄉村建設。而且，他的這種社會實踐并沒有因為抗戰而中斷。東部不行了，他又在戰爭時期轉移到西部繼續他偉大的工作。

這個時候鄉村破敗，鄉村的士紳也奄奄一息。

所以，晏先生總結中國農民的四個特點：“貧、弱、愚、私”。

“貧”，首先是由于社會環境惡化，農民的自組織能力差，傳統的鄉紳約束在廢弛，到處都有人在造反，造反就不依規矩了，農民的財產權得不到保障了。

“弱”，就是常常吃不飽飯，營養不夠，衛生習慣不好，醫療條件不好，體弱多病。

“愚”，愚昧。受教育少，迷信，聽天由命，不懂科學。

“私”，有了前面三個字，人就必然自私。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

今天政府、公司和社會組織進入農村，去幫助農民改善鄉村落后狀況時，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基本上還是這四個字造成的局面。從民國到今天，近百年時間了，這個情況并沒有真正改變。

搞鄉村建設，晏陽初先生他們那個時代的手段，和今天也差不太多。第一是推廣新的耕作技術，推廣新的更高產的、更優質的作物品種。這個工作相對容易。第二，農民自組織能力很弱，就想方設法把他們組織起來。但這個工作難。農民天天算賬，但算不了長遠的賬。你給他講明年或者三年之后，他不會相信，他就只算眼下的賬。長遠的眼光，需要使其得到利益后漸次養成。

說到弱，就要改變農村的衛生狀況，我去過比較多搞扶貧攻堅的農村，走進鄉村，看到的標語是：飯前洗手，早起刷牙。很多是從這樣的地方開始，因為農村貧困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因為疾病。今天改變鄉村衛生習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和生產垃圾對環境的污染，這也不是一日之功。

新中國成立后，在鄉村搞互助組、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目的也還是破解鄉村積貧積弱的難題，但操之過急，尤其是大躍進運動的開展，致使農業出了大問題。組織化，一大二公，從動機上看，其實沒什么不對。如果更循序漸進，在制度設計和具體操作中更注意到以上所說的農民的那四個缺點，徐圖改造，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結果。所以，人民公社成了一個以舉國之力推行的巨大的同時也是失敗的社會實驗。但互助合作開展之初，中國農村煥發出新的精神氣象，也不好一概否定。當時的樂觀前景，也是被那個時代的文學家所歡迎的。不然，柳青不會投入那么巨大的精力去寫《創業史》。就在今天我們所在的賈家莊，昨天夜里莊上的邢萬里書記給我講當年村集體如何堅持大面積改造鹽堿地，提高糧食產量的事，在那個時代，如果不是集體，這樣的事情怕是不會發生。如果不是那時的賈家莊走上集體化道路后煥發出新氣象，怕也不會吸引到馬烽等前輩作家來深入生活，寫出了《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這樣的好電影。這其中，在真正關心農村的人看來，不一定全是負面的經驗。

文學和農村農民一樣，和我們所書寫的對象一樣，早就面臨著全球化的挑戰。如果不是農民群體，不是全部農村，但至少在這個龐大的群體當中，有一些先知先覺的人，已經在對這種挑戰做出正面的，積極的回應。這個是必須看到的。有些回應成功了，有些回應失敗了，如果我們要寫失敗，為什么不寫這種回應的失敗？為什么我們喜歡成功，為什么沒有發現這樣的成功？這難道不是今天我們的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缺陷嗎？如果說農民一些毛病，一些弱點，根本原因還是長時間以來，整個社會對于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忽視，因為他們沒有接受很好的教育，國家沒有像城鎮人口一樣為他們提供切實的保障。

我們這些書寫的人，受的是什么樣的教育？我們不光精通中文，還會英文，好一點的可以到外國用英語演講，但是他一寫農民，還是像個農民一樣。寫農民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也是一個農民，跟我們書寫的那些對象一樣的眼光，一樣的心胸，一樣的水準。文化，不只是我們接受教育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胸懷眼界的問題。當我們的書寫對象都變成當下這樣的一個復雜的情形：在舊的東西徹底消失以前，在很多正在成為被遺棄的鄉村的廢墟上——人文的廢墟、產業的廢墟——物理空間中一個一個失去生機的村落確乎是存在的，但我們必須看到在這樣的廢墟當中，有著新的可能性，一些新的東西在萌芽、在成長。

我們對外國作家借鑒，大部分談的是那種技術性上有創新的、觀念上標新立異的。當然技術性上、觀念上有創新者我們要關注他，但是我們不能夠偏廢。一些堅持了人道主義情懷，更深入、更敏銳地反映時代生活的作家，我們也應該要關注。同樣是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美國的作家我們喜歡談論海明威、福克納，但我幾乎沒有聽到過另外一個作家被談論，他就是斯坦貝克。斯坦貝克在二戰時期是一個戰地記者，寫過很多歐洲戰場的戰地通訊。但他在戰前美國，有一個深刻的經驗。美國在二戰爆發以前，有一個經濟大蕭條的時期，股市崩盤，產業萎縮，最悲慘的就是帶來美國中西部密西西比河沿岸農業的破產。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就是寫這個的。美國的農業生產，種的小麥農民自己是吃不完的，他是農場主，種的棉花自己是穿不了那么多的，也是為了出賣到市場，而且大規模的農業生產，需要資本支撐。資本流動從哪里來呢？經濟不景氣，這些產品賣不出去，銀行也不貸款了，大農場還能夠扛住，那些剛剛走向發家道路，還沒有積累足夠資本的農戶和農場主就面臨非常嚴重的挑戰。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就是寫的這個事情，他也是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而且他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因為關注美國農村，我們沒有對這樣的作品給予足夠的關注。

我們知道美國有菲茨杰拉德這樣的爵士時代作家，同時也要知道他們也有寫農業寫得很好的作家。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有大量書寫鄉村生活的作家。但如果天天談卡夫卡，卻沒有人談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那是很奇怪的。我今天以作家身份站在這里，但是我知道我是農民。我的父母是農民，我從小和他們一起干農活，我知道從土地之中得到一份收獲是怎樣的艱難，我七八歲就跟父母下地干活了，一直到我十九歲徹底離開農村。

所以，我要關注國際上那些先鋒作家的同時，也重視常在我們視野之外的那些作家的經驗。今天談拉美文學，都談馬爾克斯，馬爾克斯當然是重要的，但為什么不談談胡安·魯爾福，談談他對破產鄉村的書寫?包括更早些的古典一些的作家，也會給我們提供很好的經驗。比如說英國的哈代，當我們說他是古典作家的時候，其實認為他的經驗是過時的。當然，誰都不會這么說，但不談與忽略就暴露了這樣的觀點。中國是后發展國家，我們自己的命名叫發展中國家，國際上一個更通行的叫法叫做后發展國家，你正在經歷這些東西，那些先發展的國家已經經歷過一回了。他們經歷過一回，文學書寫也積累了經驗。但是很奇怪，我們有那么多人書寫鄉村，卻不關心那些經驗。我們這些寫鄉村的作家，總去關心美國人、歐洲人他們工業化程度很高了之后，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的孤獨、疏離與荒謬，比如大家動不動就談卡夫卡，卡夫卡也不是不能談，我也去看了卡夫卡的故居，也讀他的作品，但是我們是不是要關注對我們更有借鑒意義的人，比如說英國轉型時期，農業社會向工業時期轉型，比如那個時代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不就是寫一個鄉村的農民，鄉村破產必須進入到城里去打工，沒有更多的技能，無非就是到別人家去當保姆，要不然就是到KTV去端酒盤子，對不對？

對于鄉村重建，我所談的東西都是非常皮毛的東西，我們作為文學家處于這樣的時代，如果要很好地書寫鄉村，再現這個現實，就必須對世界性的經驗加以足夠的關注。我們到一個村里，熟悉一下周圍的人物，觀察一下他們的言行舉止、他們的語言方式，他們的情感反應模式，這當然是必須的，但僅僅如此又是遠遠不夠的。要看到，今天的鄉村、今天的農民，面臨的不是一個單獨的一村一戶的問題，一鄉一鎮的問題。它面臨的是普遍性的，國際性的挑戰。

這個問題不光是我們在經歷，好多國家早經歷過，拉丁美洲文學在中國火了很多年了。這幾年，我去了智利、秘魯、墨西哥、古巴、巴西，這些國家中有些發展得比中國要早，中國人在“文革”中精神激揚，肚子卻半饑半飽的時候，像墨西哥這樣的國家，人均收入已經在兩三千美金了，只不過他們后來跌入了經濟學上所講的中等收入陷阱。今天中國要擺脫的也是這個東西，中國要不跌入這個陷阱，光發展城市經濟不行，必須解決鄉村經濟的問題。拉美是大量的農民自動進入到城市，他們的政府沒有足夠重視轉型時期的鄉村建設。他們的政府沒有關注，但是他們的作家對鄉村有巨大的關注。

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胡安·魯爾福在中國有兩本書，一本叫《燃燒的平原》，一個短篇小說集，寫墨西哥鄉村破產的農民，他們有些進入城市，有些人走向反抗的道路，參加游擊隊，他還是以一種非常傳統的、非常干凈的方式來進行刻畫，是非常精彩的一個短篇小說集，大家可以看一看。過了多少年，拉丁美洲人說，我們拉丁美洲的現實特別光怪陸離，我們中國文學界今天也有一句話說：現實往往比我們想象的更離奇，更荒誕。怎么表達這種荒誕？拉美作家說我們要嘗試一個新的方法，剛好法國有一個超現實運動，這當中有一些東西可以學習。

于是，魔幻現實主義出現。說到這個主義，今天我們老談《百年孤獨》。《百年孤獨》是集大成的。肇始者是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巴拉莫是鄉下的一個惡霸地主。地主有兩種，賢仁者稱為紳士，相反的就稱為惡霸。土豪劣紳，即使是紳也是劣質。那個巴拉莫就是劣紳。有一個人，他在墨西哥城里長大，臨死前媽媽告訴他，說在你小時候，我把你帶到這個城里來，貧民窟里面長大，我現在要死了，我很懷念我的老家，你能不能回去幫我看一下，你回老家就找一個人，這個人叫巴拉莫。他是你爹。這個爹很壞，除了霸占田地以外，鄉里漂亮一點的少女都被他睡過，這個臨死的媽媽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不幸懷孕，巴拉莫也沒有養過這個兒子一天。然后這個城里長大的人就回鄉去，就走到山路上，碰見一個趕毛驢的人，他問路，說，那個村在哪里？對方說，再翻過一座山，這個村子就到了。他問，那你認識一個人，叫巴拉莫嗎？對方說，我認識。又說，你找巴拉莫干嗎？他說，他是我爹。這個趕毛驢的人說，他是你爹，他也是我爹。“他也是我爹”，用這么巧妙的一句話，就把惡地主強占民女的事寫出來了。等他到了，那個村子全部荒廢了，人都走光了，他就坐在那兒。結果太陽一落山，這個村子就活過來了。為什么呢？村子里頭的那些死人的鬼魂出現了，那些鬼魂就在那個村子里構成了一個世界，他就描繪那人回到村子，看見過去的那個村子，村子沒有人，只有鬼，他用這樣一種巧妙的方式，寫了墨西哥鄉村的破敗。毛澤東主席有一句詩，“萬戶蕭疏鬼唱歌”，就這個意思。你想它的那種深刻程度，只是一個中篇小說，不管是寫現實的深度，還是開創魔幻現實主義這個文學流派，都非常了不起。我們今天喜歡做淺陋的簡化。比如說到魔幻現實主義，就是馬爾克斯，說到馬爾克斯就是《百年孤獨》，其實這樣是不好的。那么，觀察鄉村現實時，有沒有對復雜的現實也作這種淺陋的簡化呢，我看也是有的。

我今天給大家匯報的，不過是講述我在觀察和準備書寫鄉村的時候，有些什么樣的角度以及思路。同時也兼顧了對中國鄉村、對今天鄉村重建當中有沒有可能重建士紳傳統這個問題的粗淺的思考。一句話，紳有可能重新在鄉村出現。今天已經有人在討論的新鄉賢會不會在重新下鄉的資本持有者中產生，就是其中的可能之一。但士大概不會再由鄉村產生了。因為教育體制已經變化，知識階層主要靠集中在城市的學校體系來養成了。但鄉村重建重構肯定是勢在必行，這個過程剛剛開始，這個過程沒有完成，中國的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建設就沒有完成。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