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文摘錄

我沒見過那叛徒，不知道他長得怎么樣。但如論長相，畢先生絕對與叛徒的嘴臉無緣。我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但不真切，也無實感。等我見了真人，覺得他雖然已過古稀之年，但依舊不失北方漢子的模樣，敦實的身材，方正的臉龐，配上一副慈眉善目，活脫脫一尊彌勒大佛。只是那臉上的器官安置得稍微緊湊了些，卻也便于說笑時相互照應，所以畢先生的笑總是五官齊上陣，七竅總動員，格外迷人。

一

三十五年前，我剛留校那會兒，在文學界的一次活動中，一位老前輩給我講了這么一個故事：說是1949年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期間，代表們在會議間隙時，站成一排小便。那時的小便池不是現在這樣的單間，而是沿墻展開的一條水溝，人多了便在這溝邊站成了一條流水線。本文要說的這位詩人，這天也在這條流水線上，是這條流水線上的一個作業點。做這種事本來是各自為政，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但人都免不了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時候，偏偏這位詩人旁邊站的一位老兄這時候的注意力就不集中。就在他無意間偏頭朝旁邊溜一眼的瞬間，突然發現，他身邊站的這個人長得像他曾經見過面的一個叛徒，于是便向保衛部門報告了。你想想看，在這么重要的會議上，混進來這么一個人，放在平時，也不敢掉以輕心，何況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北京（那時候還叫北平），解放戰爭還沒有全部結束，敵我情況那么復雜，萬一真的是混進了一個壞人，后果將不堪設想。上面對這件事自然高度重視，但處置的方法似乎還算平和，沒聽說鬧出什么動靜。到底當時采取了什么樣的防范措施，現在自然是不得而知，就是在當時，除了經辦這件事的人，恐怕也沒有更多的人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是后來大家都知道的，這就是，這個被告發的詩人，從此就不受重用，在后來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又不斷接受審查，卻又查不出個所以然來。到“文化大革命”中，干脆讓他去放牛了事。“文化大革命”后落實政策，依舊是個查無實據，這才讓這位詩人重操舊業，該干嗎干嗎，還像從前那樣寫詩作文教學生。

我說的這位詩人，年紀大的讀者大約知道就是畢奐午。關于畢先生的這個故事，坊間雖有不少傳聞，也有不少版本，但見諸正式的文字記載卻不多。即便在有的回憶文章中提到，也大多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不敢細說。究其原因，大約有如下幾點：首先，因為這件事畢竟是一個傳說，沒人親眼得見，也不可能親眼得見。其次，是這種事在某些時候比較敏感，不好隨便亂說。再次是，這畢竟不是什么文人雅事，說出去于當事人不好。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即便是跟畢先生比較接近的人，也沒有誰去求證，這件事于是就成了一個歷史的謎團。

筆者有幾次也想當面問問畢先生，但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當然，在公開的文字記載中，也不是絕無蛛絲馬跡可尋，有的甚至說得還很直白，比如跟畢先生交往甚深的學者李輝就說：“五十年代初畢先生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頗為重要，曾擔任參加全國文代會湖北代表團的副團長。在出席會議期間，他上洗手間時，一個人覺得他像一個見過面的叛徒，轉身就報告上去。隨后，畢先生便被打入了另冊。從1955年肅反到1957年反右直到‘文革’，從無證據和結論，但他卻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到了‘文革’，他便每天與牛同行，成了真正的牛棚中人。”[1]相對于李輝，畢先生的學生輩的同事易竹賢、皮遠長則說得比較隱晦：“解放以后，他出席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擔任中南文聯、湖北省文聯、武漢市文聯、湖北省文化局等領導職務。1950年調武漢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到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資料室；‘文化大革命’期間，更進一步‘下放’到學校農場，整整當了十年的老‘放牛娃’。”[2]李輝的說法，略去了我所聽到的傳說中的細節，但卻又有細節上的問題：第一次文代會并無湖北代表團，畢先生也未擔任副團長，湖北文藝界的代表屬華中代表團，連團長黑丁一起，總共二十個人，是十個代表團中人數最少的一個代表團。畢先生列名其中，自然也表示他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頗為重要”。易、皮二先生所記“1950年調武漢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和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資料室”，則顯然是李輝說的“打入了另冊”，“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的證明。

今天的讀者也許弄不明白，何以調任教授，還說“打入另冊，不受重用”，今天不是有許多作家詩人都想調入大學當駐校作家嗎。這只能說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須知，有一個時期，教育界亦如“廣闊天地”，并不像今天這樣吃香，也不像今天這樣受作家詩人青睞，相反，凡有這樣那樣問題的文化人，多下放到教育界，就像犯了錯誤的干部，大多要下放農村一樣。這大約也是想讓他們在教書育人的同時，自己也接受教育。捎帶著還可能有一點惜才的意思，畢竟那時人才匱乏，棄之可惜。更何況畢先生在解放前就當過大學教師，這樣安排，也算是人盡其才。只是這件事，今天想起來也太過滑稽，只聽說長得像某明星的，參加模仿秀，就可以大紅大紫，沒聽說長得像某叛徒的，不管你秀不秀，就活該倒霉。

詩人畢奐午就碰上了這樣的倒霉事。

二

我沒見過那叛徒，不知道他長得怎么樣。但如論長相，畢先生絕對與叛徒的嘴臉無緣。我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但不真切，也無實感。等我見了真人，覺得他雖然已過古稀之年，但依舊不失北方漢子的模樣，敦實的身材，方正的臉龐，配上一副慈眉善目，活脫脫一尊彌勒大佛。只是那臉上的器官安置得稍微緊湊了些，卻也便于說笑時相互照應，所以畢先生的笑總是五官齊上陣，七竅總動員，格外迷人。

那時節，我與畢先生比鄰而居，都在二區的教工宿舍，他住下二區，我住上二區，所以他總說我是他的高鄰。此前，我與畢先生其實并不相熟，與他相識，全是書緣。我家附近有一家新華書店，門面不大，生意卻好得出奇。經過十年浩劫，渴望知識如大旱之望云霓，每到周末，書店門前風從云聚，買書的師生往往一早就來排隊。要是到了一批新書，那更是萬眾引頸，人頭攢動。

這天上午，我正站在這書店門前觀潮，卻見一個白發蒼蒼的老者提著一個買菜籃子，側身擠進人潮，眨眼間就像龍歸大海，不見了身影。過了一會兒，又見這位老者從人潮中冒出那顆白發蒼蒼的腦袋，像潛水的泳者浮出水面。不過這回卻沒有入水時的那份靈活，而是懷抱著裝滿了新書的菜籃，艱難地在波峰浪谷中騰挪。見此情景，我趕緊伸出援手，從岸上拉了一把，把他從人潮中拽上岸來。甫一站定，他就笑瞇瞇地望著我說，多謝高鄰搭救。我正感納悶，他又笑瞇瞇地補上一句說，我認識你，你就住坡上，我住坡下，你是我的高鄰。我說，您這么大年紀，趕這份熱鬧干嘛，沒聽說前些時擠傷了一個老先生嗎。他笑笑說，不是我要趕這份熱鬧，是我要好好學習，他要天天向上。我正想問，他是誰，他卻指了指菜籃子里的書，朝我做了一個鬼臉。哦，我明白了，他是說書價天天上漲，頓時覺得這老先生十分可愛。過不了一會兒，我就知道我搭救的這位老先生是誰。因為從我們身邊走過的師生，不停地有人跟他“畢先生好，畢先生好”地招呼著，我猛然想起，他應該就是傳說中的畢奐午先生。我做學生的時候，畢先生雖然沒給我們上過課，但聽過不少關于他的傳說，也讀過他發表在詩刊上的詩《初出牛棚告白》，當時就很想見見這位傳奇人物，卻始終無緣。我留校不久，畢先生就調到了新創辦的新聞系，還是沒有見著。想不到今天在這里不期而遇，真是有眼不識泰山，當即也改口叫畢先生。畢先生對我的改口似乎并不在意，但我卻分明感到，在他不變的笑容中，有一絲狡黠的微光掠過，如頑童之意外地得著贊許。

把畢先生送到他下二區的家，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老太太，我想，這應該就是師母。后來才知道師母姓趙，聽說原也是大家閨秀，解放前畢業于北京的一所教會學校，還彈得一手好鋼琴，但現在卻絲毫也看不出這些歷史的痕跡。師母接過我手中的書，就像接過畢先生從菜場買回的菜一樣平淡，然后轉過身去，默默地給書上架。畢先生家所有能擺書的家具，都可稱之為書架，豈止是這些家具，連一級一級的樓梯上，也依次擺滿了書。二樓原用作臥室的房間，也被改造成了一間圖書館，一個個木質書架整齊排列，上面的書雖然擺得零亂，但卻比圖書館更顯阿娜多姿。我說，畢先生的書真多呀，師母說，這都是這幾年買的，原來的書都被抄家抄走了。說到抄家，突然想起我聽到的一個故事，說是當年來抄家的人，抄走了畢先生的書，還要說，反正你現在也用不著，我們拿去還可以發揮作用。畢先生后來對人說，這使他想起了他在一本書上看到的一個故事，說是在一次戰斗結束后，一個士兵失去了一條腿，有個人對他說，請把上面的靴子脫下來給我吧，反正你現在也用不著。畢先生就這樣失去了所有的靴子。

三

要論正規的學校教育，畢先生只有中師學歷，所以，他在學校讀書的時間不算太長，后來就像高爾基那樣，上的主要是社會這所大學。說到高爾基，畢先生年輕的時候還真的就像高爾基想到喀山去上大學那樣闖蕩了一回。與他結伴同行的，是后來被稱為“西部歌王”的王洛賓（當時叫王榮庭）。他們想去光明圣地莫斯科，結果卻滯留在哈爾濱，住進了一家類似于高爾基筆下的《夜店》那樣的雞毛小店，過了一段流浪生活。就是這段流浪生活，讓他接觸了乞丐、小偷、妓女、苦力、流亡者和白俄浪人等諸多下層民眾，體驗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掙扎。他的作品集《雨夕》中的小說，對這段生活多有反映。

畢先生雖然學歷不高，但后來卻被朱自清聘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助教，這固然得力于巴金等人的推薦，但也與畢先生中師畢業后的一段刻苦自學不無關系。這段時間，成了“北漂”的畢先生整天泡在北京圖書館，遍覽百科書籍。雖然過的是一口干糧一口水的生活，但卻吸足了知識的營養。他后來又南下武漢，受聘華中大學，由講師到副教授，直到最后成為武漢大學教授，靠的就是這份自學的底氣。我沒聽過畢先生講課，但見過他為中青年教師找資料，做輔導，他曾說過他要做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撿些枯枝落葉，供中青年教師燒火煮飯，做出美味佳肴。

有一次閑聊，畢先生突然很莊重地對我說，七十歲以后，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我已經活了這么大歲數了，再活下去，得給自己找個理由。他后來找到的理由，是他當了一輩子教員，有許多學生和好學的青年向他提了無數的問題，有些他解答了，有些他當時沒有答上來，或覺得答得不夠好，需要補充和完善，他得在有生之年，了卻這些宿債，這就是他給自己找到的繼續活下去的理由。這話倘是說說而已，也就罷了，偏偏畢先生真的就把這些沒有答上來或答得不好的問題，都記下來了。那些年，他真的就一條一條地去查找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找到以后，就想辦法給提問的人寄封信去，把正確答案告訴他。這些人雖然大多是他的熟人、學生，但也有失去聯系，找不到地址的，或信雖寄到，人卻遍覓不得。這時候，畢先生往往感到十分沮喪，感嘆自己學養不深，學力不足，沒能及時滿足別人的求知渴望。有一次，他喜形于色地跟我講到一個建筑方面的問題，說他找了多年，終于在一本書上找到了答案，可惜他把這個答案寄給人家，人家的家人說他已故去多年了。原來畢先生買書，不是為己而是惠人。不是為藏，而是為用。難怪他買的書遍及百科，大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愛書的畢先生也有無書可讀的時候。他曾在一封寄友人的“小簡”中說：“卻說我在‘四人幫’的壓制與折磨之下，從事放牧勞動將近十年。又以家中藏書全部喪失，我遂成了一個既無人可談、又無人敢談，既無書可讀、又無書敢讀的癡癡呆呆的放牛老人。”[3]也許是對剝奪了他的讀書的權利的一種變相的抗議，我也聽到過一個畢先生佯裝不識字的故事：說是某次政治學習，主事人讓他讀報，說，我們當中就數你認的字多，學問最大，你來讀吧。畢先生接過報紙，倒著拿在手里，半天不出聲。有人提醒他說，拿倒了，他趕緊反正過來，還是沒有聲音。主事者責問他道，怎么啦，是不認識字呀，還是要擺大知識分子的臭架子。畢先生這才慢悠悠地說，從前我是認識字的，改造了這么多年，還認識字，那我不是一點進步都沒有嗎。主事者無奈，只好呵斥他一頓了事。

四

因為不再做詩人，而做了“放牛娃”，畢先生就對他的名字作了一番改造，加上了一些偏旁、筆畫，把“奐午”改成了“喚牛”。放牛的畢先生決無心境玩文字游戲，這樣改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兩點，一是使其名副其實，二是大約也有向過去告別的意思，其實是含有很深的幽憤的。聯想到他當年教中學的時候，調皮的學生把他寫的“午睡”改成“牛睡”，竟一字成讖。一個人的命運總離不了牛的糾纏，有人說這是與牛有緣，但民間有一句俗語叫“做牛做馬”，想想也讓人心酸。

成了“放牛娃”的詩人畢奐午，自然不能寫詩，也不敢寫詩，但他的詩心還在，詩情未泯。白天不能“俯察品類之盛”、亂說亂動，夜晚卻可以 “仰觀宇宙之大”、心游萬仞。深夜，蟲聲唧唧，月暗星稀，牛群在靜靜地吃草，他卻在讀一本“攤開在我們頭上的，‘上帝’用鉆石做成的字，書寫在藍色天空上的宏偉的書”。畢先生把它叫做“天書”。讀這本“天書”，“夜”積月累，不但讓他獲得了許多天文知識，也讓他“常常思索人類對天體的認識過程，試著辯認天象對農業勞動及歲月時間的關系”。[4]他覺得自己猶如一邊在讀著屈原的《天問》，一邊又在讀著柳宗元的《天對》。古人在隔著時間對話，他與頭上的星空，也在隔著空間對話。他在向星空發問，星空在對他絮語。命運把他放逐于一個“狹矮的牛棚”，他自己卻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在讀“天書”的同時，他也把他心中的詩行寫在星空之上。康德說，有兩種東西，是他經常思考和為之敬畏的，這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也是因為對這“兩種東西”的“思考”和“敬畏”，所以詩人畢奐午雖然自言自己“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木頭一般的呆子，但卻沒有進一步變成瘋子。在幾乎成為精神病的邊沿上，仿佛有一種什么力量控制住了自己。”[5]

走出牛棚后的畢奐午還能寫詩，也得益于此。

詩人畢奐午走出牛棚之后，寫過三首《初出牛棚告白》的詩，用意在向世人表明：“我尚存活，只是由‘放牛’又改業為當教師了”。也只有到這時候，他才有機會把他寫在星空上的詩謄抄到紙上。他把這些詩稱為“牧歌”，讀著這樣的“牧歌”，除了滿心的苦澀，你很難想象些許的田園風光：

我天天趕著牛群，

但我不是那個田莊

或那個農場的牧人。

我受著奇怪的懲處，被罰苦役。

夜夜寄宿的牛棚，

就是監禁我的牢獄。

在這個“牢獄”里，詩人畢奐午“被逼著自己給自己編造謊言”。每天夜里，“在膝蓋上攤著紙和筆”，“癡呆地、疲困地、長久地/望著那牛棚里潮濕而塌陷的墻壁”。

我見過“文革”中人“被逼著”自己給自己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但不知道畢先生是如何對待他人告發他的那段顯然也是“謊言”的歷史。是為自己辯護，說自己不是叛徒：自己當年同情和支持革命，把自己的家變成地下黨員活動的掩護所，甚至把一點活命的“應變費”，也拿去交給學生地下黨組織，這樣冒著生命危險靠攏革命，為什么要當叛徒。說自己錯投了娘胎，不該與叛徒長得太像，可自己根本就沒見過什么叛徒，長得太像，也不是自己的責任。那能說什么呢，說人家不該告發自己，那是新中國公民應有的覺悟。說這樣的處理太過荒唐，但這荒唐在那年代實屬平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欲哭無淚。在漫漫長夜里，詩人畢奐午就這樣對紙枯坐，望著“墻壁上的破洞里露著一角藍天”，“盼著暗夜快快地走完”。

天一亮，我將再隨著牛群，

走出去，

為牛群找一塊青青的草地，

也為我自己

獲得一點點短暫時刻的晨曦。

也只有與牛群在大自然里一同放牧，詩人畢奐午才能得到一點精神的解放，享受一點太陽的溫暖，暫時忘卻滿心的憤懣和悲苦：

天漸漸的亮了

景物的輪廓漸漸的分明了。

菜畦、麥垅、山坡、灌木叢……

還有你身邊的牛群。

初升的太陽

伸出溫柔、寬厚的手掌，

撥開濃重的霧，拂拭著牛背

又撣掉青草上的露。

我親愛的放牧的伙伴啊，

那露珠可是你的淚？

深夜里，幽咽地悲哭，

掛在草葉上的潔白、晶瑩的

辛酸而又苦澀的

一粒粒的珍珠。

五

現在大家都知道畢奐午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現代詩人。畢奐午的詩才是當時已負盛名的作家巴金發現的，也是巴金把他帶上詩壇，介紹給讀者的。畢奐午那時的創作雖然不多，但卻很為巴金所賞識。巴金把他的十首新詩和四篇散文編成一集，題為《掘金記》，編入自己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二集，是該集中唯一的一本詩集。后來，又把畢奐午的幾篇小說、散文和詩，編成一集《雨夕》，列入他主編的“文季叢書”。這本《雨夕》的書稿原本由另一家書店出版，因“八·一三”戰火，流落到巴金手里。巴金不忍心“作者的心血這樣腐爛下去”，就代為訂正字句，交付出版，并為之寫了一篇“后記”。巴金在“后記”中說：“奐午的集子我見到的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后我就沒有得過他的音信。從朋友那里也探問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記著他。”[6]可見其情誼之厚。《掘金記》后來又收入諸如“文化工作叢刊”之類的叢書，聞一多生前所擬《現代詩鈔》備選詩集，《掘金記》亦列名其中，可見其分量之重。

今人評價《掘金記》，認為“這部《掘金記》與何其芳的《畫夢錄》，當年都是蜚聲文壇，受到廣泛歡迎的佳作。”[7]此言不虛。論后來的名聲地位，何其芳自然比畢奐午要大得多，高得多，但何其芳從青年時代“夢中的道路”走出來，卻受過畢奐午的影響。何其芳說“他是一個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尋一分意義；我呢，我從童時翻讀著那小樓上的木箱里的書籍以來便墜入了文字的魔障。我喜歡那種錘煉，那種色彩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8]讀了畢奐午的《火燒的城》中的詩句：“是誰被拋棄于腐朽，熟睡/如沉臥于發賣毒液的酒家/在那里享受著夢境無涯/歡樂的甜蜜，吻的溫柔誰不期待/但那帶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指/將推你醒來”之后，何其芳深有感觸地對畢奐午說：“是的，我們不應該做夢，應該如詩中所說，讓帶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把我們推醒”[9]。畢奐午后來在給友人的書簡中也說：“只記得何其芳在準備為我選第二個集子時，他說：你的《火燒的城》一出，我也將不再畫‘夢’了。”[10]

《掘金記》和《雨夕》中確有許多直面現實、金剛怒目的詩。這也是畢奐午詩文創作的主要特色。詩人畢奐午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從不“畫夢”，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敢張金剛怒目。無論是寫農村的凋敝、農人的困苦，還是寫故鄉的礦工在“懷抱著煤塊的巖石上撞碎”了的幸福，都是如此。即便是遭遇侵略者的炮火，也敢于面對，毫不退縮：

在我們曲折的海岸，

開來了無數的戰船。

它們將我們的城認作

美好、寬闊、流乳與蜜之樂園，

……

于是戰車開始在我們的郊野馳驅，

那指向著我們的炮口，

都從容地脫去炮衣。

于是我們被解除了武裝。

我們居室的門戶

此后也須永遠敞開著

一如我們的心房。

而我們卻不曾離開我們的城。

我們正在青春，我們膽敢

坦然地審視那閃爍

在我們頭頂的燦燦的刀鋒。

艾青說他這首《火燒的城》，保持了他此前所寫的《滅亡》一詩的“情感的深沉和語言的樸素與有力”，刻畫了“土地淪亡的痛苦”和抗爭。[11]除了這些直面現實、金剛怒目的詩，畢奐午另外有一些詩，如何其芳所說，要在苦難和勞作中“尋一分意義”，讀來也質樸雋永，耐人尋味：

一個鞋匠，

以麻縷維系其生命

摸索于人類之足底，

向炎夏走去。

六

畢先生從牛棚出來，“改業”當教授以后，鄰居問他，像他這樣，放牛的當教授，工資怎么給，他說，放牛人自古就是有定價的，這價錢就是“百里奚，五羊皮”。他說的是秦穆公用五張黑山羊皮換得了百里奚這個放牛人，百里奚后來成了一代名相，幫助秦穆公成就霸業。畢先生講這個故事，只是說自己身價不高，并沒有拿自己和百里奚相比的意思。相反，他常常覺得自己拿著一份教授工資，心中有愧。有一次，他很認真地對我說，我怎么也是教授呢，像陳先生這樣的人才是教授。我充其量只是個“侍讀”，或者“侍講”，是侍奉學生讀書的，是侍候教師講課的。他說的陳先生，是指陳寅恪，隨后又說了幾個“才是教授”的名家。幸好我當時還沒有當上教授，否則要當場愧死。

畢先生落實政策后，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最明顯的標志，是從蝸居的“牛棚”，搬到一間二層的連體樓房。下二區有兩排這樣的連體樓房，都是武大的早期建筑，曾住過如蘇雪林、凌叔華這樣的名人。剛好我不久也因為調到教務處工作，從湖濱的筒子樓搬到上二區的一棟小樓里。我說，我用一個副處長換了一套住房，你放了十年牛才分到一處房子，這太不公平了。畢先生笑笑說，那不同，你是自己掙的，我是大家幫的。他說的大家幫的，是指有許多人呼吁為他落實政策，改善住房。接著，就跟我講起了我住的那棟樓，曾經住過一個名人，就是被魯迅罵為“昏蛋”的徐懋庸。又說了許多徐主政武大時的往事，說，這個人對教授也很不客氣，逼教授下跪，整了很多人。我知道，被逼下跪的教授就住在我隔壁的那棟樓，老先生已八十多歲高齡了，想想當年的情景，真讓人不寒而栗。

畢先生心善，不光對人和氣，對動物也有愛心。我的兩個女兒至今還記得畢爺爺家收養了很多流浪貓，一進他的家門，就見這些流浪貓像幼兒園的小朋友一樣，在樓上樓下自由玩耍。有時畢先生和趙師母一人懷里抱著一個，就像西洋畫里的圣母圣嬰，中國畫里的送子觀音，樣子煞是可愛。我的兩個女兒因此常常喜歡到畢爺爺家，跟這些流浪貓一起玩，還領養過一只新生的小貓崽。我們家有些小貓喜歡吃的小魚小蝦什么的，也常常拿去喂這些小貓。畢先生也跟我的兩個女兒成了好朋友。

畢先生的生活十分節儉，他的工資有一大半都用來買書。我常跟他一起買書，知道他只要是想買的書，從不計貴賤，但平時買菜卻要跟服務員討價還價。有一次，我看他與菜場的一位年輕的女服務員發生爭執，上前一問，原來畢先生要買的那顆大白菜上黃葉子太多，畢先生認為應該少收幾分錢，服務員說所有的大白菜價錢都是一樣的，不能少收，最后還是我折衷買下了。畢先生把大白菜放進裝書的菜籃子里，很滿足的樣子。那服務員卻轉身咕噥了一句說，沒見過這樣的老教授，買顆白菜也要還價。我本想回她一句，但望望她年輕的背影，又把話咽回去了。

晚年的畢先生很寂寞，他放牛的時候，除了師母與他相濡以沫，無人敢與他接近，也無人愿與他接近。出牛棚了，來看望他的親朋故舊熱鬧了一陣子，復如游魚入水，相忘于江湖，只有滿屋子的書，是他不離不棄的朋友。但教學與科研，又似乎與他這位退了休的教授無甚干系，讓他頗有一種惶惑之感。他曾對李輝說，他這頭牛仍在拉車或推磨，只是年紀大又笨拙，走不了多遠的路，也推不出多少面粉來了。有一陣子，他常跟我談起“壽則多辱”和“老而不死是為賊”。說他已受過“多辱”，現在是偷了別人的壽在活著，所以是在做“賊”。我開玩笑說，你不是無德之人，不能稱之為“賊”，他說，偷了別人的壽，是大無德，豈謂非“賊”。我那時不了解他的心境，只當是純粹的玩笑話。后來聽說他臨終前幾年被前列腺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才多少能體會一點畢先生所說的“老”、“壽”之苦。佛言，生苦，死苦，其是之謂乎。

關于死亡，畢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說，他不愿像豬一樣，“死在汚濁黝暗的地方”，還要忍受那些可惡的狗圍著畜欄吠叫，“發出深意的譏嘲”。也不愿死于突然襲來的“各種奇異的疫癘、病災”。他愿像成熟的果實，“隨著園丁的手沉重地落地”，或像田間的稻粱，讓農人脫粒后，“把飽滿的谷粒填進糧倉”。再或者：

像一片綠葉也可以，

承受雨露陽光，日日夜夜，

養育樹干枝條的成長。

工程完了，綠葉轉成紅葉的深秋也

來了，

那時，我這衰竭、枯焦，

裸露著葉脈的軀體，

將坦然地隨風飄去。

畢先生去世之前，他已經成了我的高鄰。我們都搬到了北三區，前后棟住著，他那一棟離山更近，地勢比我這一棟要高一點。這樣，我們再去書店的時候，他就不必像在二區時那樣爬坡。那時節，我總是先看到一個白發蒼蒼的頭頂露上來，而后才見他的身軀升出地面。只是這時的書店早搬到了校外，被人承包了，已沒了“新華”二字，也不見人潮涌動的景象。

畢先生有子嗣，但似乎不常見有膝下之歡。所以我的兩個女兒放學之后，常常要到畢爺爺家去玩。平時有什么特別的吃食，我愛人也打發孩子送過去。每逢大年初一，我必帶著兩個女兒上門拜年。1989年春節，畢先生示我一冊新出的《金雨集》，是《掘金記》和《雨夕》的合集，也是畢先生一生心血的結晶。翻開封面，見扉頁上寫著“可訓哂（審）正（不可外傳）奐午八九年春”。我自然是得著了一分驚喜，只是不甚明白，畢先生為何要說“不可外傳”。是要我什襲珍藏，秘不示人，還是說他的生平創作不足為外人道，抑或如他的詩所說“坦然地隨風飄去”，不留蹤影，我至今不得其解。今人說，畢奐午是現代詩壇上的“失蹤者”。你的“失蹤”，已讓人欲道不得，難道先生連一點雪泥鴻爪也不愿留下，連我寫的這點人生片斷也不可以！

注釋：

[1] 見李輝：《我與“老八舍”的集體回憶》，《南方都市報》2010年4月4日。

[2][7] 見易竹賢、皮遠長：《<金雨集>（重印<掘金記><雨夕>）讀后記》，《金雨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3][4][5] 見《關于讀“天書”寄友人——牛棚小簡雜抄》，《金雨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6] 見巴金：《掘金記·后記》，《金雨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8] 轉引自易竹賢、皮遠長：《<金雨集>（重印<掘金記><雨夕>）讀后記》，《金雨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9] 轉引自馬希良：《老詩人畢奐午今昔記》，《金雨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0] 見徐魯：《畢奐午，現代詩壇上的“失蹤者”》，《中華讀書報》2010年12月8日。

[11] 見艾青：《抗戰以來的中國新詩》，《艾青全集》第三卷第142頁。

 

 

 

於可訓，1947年3月生，湖北黃梅人。現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長江文藝評論》主編，曾任中國寫作學會會長，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於可訓文集》10卷，近年來發表小說《地老天荒》《特務吳雄》《才女夏媧》《幻鄉筆記》《鄉野異聞》《金鯉》和散文《淡水的詩意》等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