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詩歌創作要更好地反映現實生活、時代社會，這是詩歌界長期以來的強烈呼聲。這種聲音的出現，主要源自這三個方面的原因和背景：（一）個人化寫作的盛行，讓很多詩歌沉迷于瑣碎的生活經驗之中，詩人由此喪失了對世界的整體把握能力，詩歌變成了對生活碎片的簡單記錄，卻無法對時代和社會的總體狀況進行言說；（二）相對于上世紀80年代，詩歌已經不再居于輿論場域的中心，是否能夠通過對公共事件的介入，讓詩歌成為建構情感共同體的媒介；（三）伴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人民群眾正在進行偉大的創造實踐，精彩的中國故事不斷上演，我們的現實生活比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都要精彩、復雜，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呼喚那些能夠反映時代氣象的大詩、史詩。

因此，這種呼喚詩歌更好地反映現實生活的聲音，有著詩歌發展內部的必然性。在上世紀80年代，有一些人認為，詩歌和政治挨得太近了。進而朦朧詩、第三代詩等一代代新詩人站起來，提出了不一樣的觀念，從關注、表達集體經驗，轉到關注個人價值、書寫個體的日常生活。“個人化寫作”、“及物性”也成為了90年代詩學的重要概念，并一直影響至今。如今，我們似乎厭煩了這瑣碎的一切，又呼吁要“整體把握時代”。但很顯然，這并不是回到原點，因為時代不一樣了，詩人也不一樣了，詩人的主體已經嚴重分化，他們面目各異，有著不同的詩學理念和技法。但無論如何，這必然要求詩人穿過碎片化的現象找到背后的“總體性”。

這的確是不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作家、詩人的宿命。詩人從具體的事物入手，通過完整的詩意呈現，總能夠抵達一些共通的經驗。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詩作，從具體的人和事寫起，但卻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象。當然，“詩人的個體寫作”和“詩歌的社會性”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當我們一再強調，“詩歌要更好地反映現實”，“詩歌要有公共性、社會性”的時候，并非是基于對“個體化寫作”的完全否定，而是說，我們目前在詩歌的個性化、個人化方面做得不錯，但在詩歌的時代性、社會性等方面還需要加強。實際上，優秀的詩歌總是能夠用個性化的視角和語言去呈現具有公共性的經驗。這正如盧卡奇在《現實主義問題》中說過的：“任何偉大藝術的目標，都要提供這樣一幅現實的圖像，在那里看不到現象與本質、個別與規律、直接性與概念等的對立，因為兩者在藝術作品的直接印象中匯集成為自發的統一體，對接受者來說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可以看到，新世紀以來，傳播得比較廣的一些詩歌，大都是無意中暗合了某些時代心理的作品。這個時代性是豐富的，它有多重面孔。如果每個詩人都能夠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抒寫好這個時代總體性的每一個側面，匯總起來，就是這個時代真正的總體性。

當前詩壇存在很多具有擔當意識的詩人，他們關心底層的弱勢群體，關注社會的熱點事件，體現出強烈的人文精神。但是，隨著熱點事件一過，很多詩歌就不再有人去讀了。他們的詩歌創作，是為了“介入現實”而“介入現實”，有的詩人把詩歌寫得跟新聞報道一樣。特別是在當下，網絡非常發達，網絡瀏覽代替了實際的生活，很多寫作者瀏覽幾條新聞、幾張照片就開始寫詩了，其詩歌中就會缺乏情感的嵌入和沉淀，也沒有什么精神內涵和思想力度。有一次，有一位詩人寄給我一本詩集，恰巧同事也認識這位詩人，就隨手拿去翻閱。他看了之后說：“這就是把一段新聞，分行排列就可以了！這我一天能寫個幾十首！”如果我們的詩歌不能夠就現實細節進行詩意提升，就不可能獲得更多讀者的支持。詩歌介入現實有其獨特性，它總是跟現實好像隔了一層，但卻能真正抵達現實的本質。這就如同中國古代文論中所講的“詩酒文飯”，詩人要把“糧食”轉化為“酒”，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飯”、甚至是還沒熟的“米粒”。詩人在創作中要將寫作素材進行心靈化、體驗化，內化成自己生命的有機部分，然后再用語言將之生動呈現出來。

“藝術中意識形態的真正承擔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來的內容。”伊格爾頓的這句話鮮明強調，詩人用詩歌來反映現實，終歸到底必須通過藝術的方式來實現。通過喊口號的方式來傳達主題、思想，可能看起來很大聲、很熱鬧，但其影響力也會很快消散的。詩人必須依托高超的藝術轉化、藝術傳達能力，將現實生活真實反映出來，進而才有可能沖擊廣大讀者的心靈。因此，在強調詩歌要反映現實的同時，我們一定要警惕，有人借此而把詩歌書寫變成一種策略寫作或社會學層面的庸俗化寫作，故作高調、故作姿態。詩歌的社會性，不應該只是從詩歌寫作所涉及的題材和作品的數量來考量，還應從詩歌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來考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詩歌的社會性被庸俗化。

詩歌要反映好現實，詩人的主體人格必須建立起來。面對現實，詩人不能妄加歌頌或批評，而是必須首先做到如實地記錄，在此基礎上再作出感性、理性的判斷。詩人要捍衛人格的獨立、捍衛真實的記憶，這是詩人保持言說有效性的基礎。詩人要忠實于自己的內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說謊（哪怕用沉默來代替），正如索爾仁尼琴所說，“假如我們連不參加撒謊的這點勇氣都沒有，我們真的就一錢不值，無可救藥了……”在詩歌創作領域，尤其能夠體現人品、文品的同一性。在這個時代，詩人要重新樹立起“知識分子形象”。他也許無法像以往那樣成為一個高大的“立法者”，但應該成為一個理性的“記錄者”、“闡釋者”。這是一個網絡化的時代，網民容易形成情緒化的反應，但詩人必須保持清醒，站在一種總體性的視野之中，去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情動人、以理服人。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詩人要反映現實生活，需要他具備較好的同理心。當一個詩人置身于現實社會之中，其實是置身于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聯之中。正如詩人沈葦所說，“遠方的不幸常會刺痛我們的心靈，身邊的悲劇更是傷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類之死，是我們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這就是人類美德中的‘一體同悲’，它同樣是詩歌的美德之一。”詩歌僅僅表達自我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表達他人的處境。對他人苦難的同情，并非使我們顯得高尚，其實僅僅隱含了強化靈魂之活力、體驗自我之力量的樸素愿望。因此，在當下的語境中，詩人要成為“時代的感應器”，深化自身對時代的感受力和回應能力，增強用詩歌來處理復雜社會現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