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到獨特: 王永剛繪畫的“四種美”
金風萬籟
安樂圖
國寶圖
初心
歡喜春華
中國的繪畫藝術、書法藝術與京劇藝術相近似,它們都有一個相對固定的、程式化的審美系統,在這個審美系統里有精致而苛刻的“法度”要求,有自覺的譜系性風格訴求,有強化和不斷被強化的“共性趣味”和寓意編碼,有它自覺自恰的“言說”樣式……這個系統的完備程度讓人驚訝,然而也不得不承認,它的“過于程式化、規范化”的程度也讓人驚訝。“亦步亦趨”是進入中國繪畫藝術、書法藝術和京劇藝術(其他劇種也大抵如此)的必要步驟,它需要學習者要以百分之百的努力鉆進去,要獲得形似,進而是神似,然后是吸納到藝術的精髓,體味到高妙。“亦步亦趨”的過程會用掉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非如此不可,這個過程絕無近路可言。多數的藝術從業者會滿足于此,當然他們因為對審美系統的精確掌握也會相應地獲得名聲、地位和利益,只有極少數的人才會像李苦禪說的那樣“以百分之一百二的力量再打出來”。是的,要打出來,我極其認可這個“打”字,它完全是一個化蛹為蝶的過程,是以一種最為柔弱的狀態向堅硬和固定發起的沖擊。它,實在是太過艱難了。
具體到中國工筆畫,它的程式感則更強,鳥的畫法、獸的畫法、花和葉的畫法都有一套成熟而嚴苛的要求,對它的半點兒“變更”都是冒險性的,很可能會遭遇傳統審美系統的“排異”;然而更為固定和強化的是它在審美性的“共性趣味”:典雅、安靜、超俗,一種非物質性的、略有裝飾意味的幻覺之美。它所折射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訴求。在這樣的繪畫中,鳥是靜的,魚是靜的,流水是靜的,它排拒著一切的喧囂和世俗氣。在題材的選擇上它也有自己的嚴格,入畫的人與物、花與草都指向精神,都是具有高潔、祥和與美好寓意的……是故,中國繪畫的象征性很強,精神指向很強,寓意性很強,因此選擇性也很強,尤其是工筆畫。
無疑,王永剛是曾經“亦步亦趨”進入到中國繪畫的審美系統并經歷過刻苦訓練的那個人,他有精湛嚴謹的繪畫技術,有準確靈動的造型能力,也熟諳傳統繪畫的種種設置和“計白當黑”的經營——在對傳統系統的進入上可以說他是用足了“百分之百”的力氣并且深得其法,沒有任何的匱乏。然而。在這里我要談的,或者更要談的卻是他的“出”和“變”,那種“以百分之一百二的力量再打出來”的努力,以及個人系統的標識性建立。
王永剛不希望自己困囿于一個缺乏時間和時代感的舊有程式系統,他希望有種博采,希望有新的納入。是故,在他的繪畫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筆畫和技法的影響,但我想我們還可以看出來自于劉奎齡、郎世寧和日本繪畫的影響,來自于西方繪畫的影響——他學習了其中的技巧,是的,王永剛的動物繪畫明顯借鑒了劉奎齡,花鳥和樹石、動物身體的明暗則有郎世寧和西方繪畫的影響,那種氤氳著的、推向遠處的背景性構成,則是對日本畫的吸納(《露華濃》中花樹的畫法,《仁者無敵》中柳葉的畫法等等)……在繪畫中(尤其是規范性最強的工筆畫中)所謂的“兼容中西”其實是說易行難,因為它們之間的審美趨向不同,審美樣式不同,內含負載不同,構圖和透視方法不同,而在這些不同中有些點甚至是完全相悖的,王永剛當然了解這一點。他要的、取來的,是可以兼容而并不構成“破壞”的因質。我相信,現在我所見到的王永剛的工筆繪畫,是他不斷調整和實驗之后逐步完善的結果。傳統的中國工筆,因為寓意上、趣味上的限制多是繪畫一隅的小景,多繪花和鳥,動物題材很少而且集中于牛和馬,王永剛則多以動物繪畫為主,讓傳統中少見的題材居于主體與核心。傳統的中國工筆,追求的是典雅、安靜、超俗,它有一種非日常性和幻想性,其中的鳥、蟲、魚和獸都是靜態的,有一種“不褻玩”的裝飾性成分:它折射的更多是傳統理念中的儒、道思想,是人的自我精神塑造和預期。而在王永剛的筆下,他讓自己繪下的動物有了動感,有了活潑和“日常性”,有了更具體的親近和可愛。他為中國工筆畫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氣息。
因此上,王永剛的繪畫是傳統的也是獨特的。
是故,在我看來,王永剛的繪畫在褒有傳統筆墨意趣的基礎上兼有“四美”。這四美分別是:靈動之美,精確之美,寓意之美和親近之美。
先說靈動之美。王永剛的繪畫中,居于核心的那些動物,或禽或獸,都有一種靈動的、讓人能夠直接感受到的“活力”在,他弱化了舊有傳統繪畫中的程式感和裝飾意味,而將它們的“活力”呼喚了出來。在觀看王永剛的繪畫的時候,我們似乎面對的不是平面的、二維的畫稿,而是一個多少具有3D效果的“場景”,而這種場景性又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繪畫表現,它仍然是東方式的。王永剛為自己筆下的動物們(尤其是兔子,狗和貓)賦予了極為可愛的活力,它們似乎隨時可以跳出畫幅。這種可愛的靈動取自于民間繪畫,也取自于劉奎齡和米春茂,而王永剛則更為“風格化”地強化了這一點。王永剛為自己筆下的動物們注入了很個性的“氣息”和“表情”。而且,必須要談到王永剛的繪畫藝術在題材上的開拓,他的工筆繪畫的題材選取并不僅僅局限于傳統性的選取,而是可以將之前陌生的、不被注意或有意剔除的動物、禽獸納入自己的畫幅,并讓它們能夠保持妥帖、靈動和美感,這當然尤其不易。《五瑞圖》,蛇、蟾蜍、蜈蚣、蝎子和靈芝同居于畫幅之中,蛇、蟾蜍、蜈蚣、蝎子都是傳統工筆繪畫中被有意剔除的,它可以見于民間美術,偶爾會有寫意繪及,但工筆畫則幾乎從未表現。《仙境修身》中是兩條蛇,一幅只有窮款的繪畫中則有三只鼠……在賦予這些動物以靈動的同時王永剛還賦予它們可愛的美,讓它們在畫幅中的再現能夠被我們接受,并且樂于接受。
之所以有這樣的靈動之美,一是和王永剛的心性、審美趨向有關,更為重要的則是,王永剛具有極為準確的造型能力,在造型上的精確之美使得他所欲求的靈魂之美才得以更好的表現,更為有效的保證。這是繪畫的“內功”,但并非所有的繪畫者都具有這樣的內功,尤其在中國繪畫輕寫實、重寫意的文化氛圍里。這一點,王永剛表現得極為突出。他畫的牛、馬、鹿、猴,都具有很強的寫實性,它們有明確的骨骼和血肉,有重量,有呼吸。造型上的精準是王永剛繪畫耐看、經得起推敲并具備強烈立體感的重要組成。《安樂圖》,兩只白色的兔子,其中一只踮起腳似乎在試圖夠到高處的竹葉……且不說這只兔子讓人可憐的神態,單說它落在后腿上的力量支撐,透過它身上的長毛你甚至能感受到肌肉的繃緊;《仁者無敵》,柳岸旁,一只壯年的臥牛和一只帶有忐忑眼神的牛犢,在王永剛筆下,臥牛的身體重量是能讓我們感受得到的,它臥著的動作中那些骨骼的支撐和彎曲也是我們能夠確切感受到的——我甚至以為,有過西畫訓練的王永剛真的解剖過牛,他熟悉牛身上的骨骼和肌肉,懂得關于牛和每一種動物的解剖學。
是的,靈動往往以準確為基礎,即使我們寫意,即使我們只抓住其中的一點而“不計其余”:問題是,那種準確必須事先地了然于心,胸有成竹。在所有的美中,精確往往是基礎也是最為有力的保障,也是藝術變化得以施展的前提。但這一點兒,真的不是每個畫家都具備的。
寓意之美,它所映射的是中國民族傳統中對于生活富足、家庭和睦、平靜安康和一切美好的期待,映射的是精神上的高潔訴求,超脫和堅守,映射的是精神向往和對家人后輩的期許……是故,中國繪畫中的事和物并非是單純的事和物,而往往具有教化和愿望的多重含意(也正因如此,中國繪畫對事物的描繪趨向了規范化、程式化和裝飾性,它并不特別地要求相似,準確)。無疑,在王永剛的繪畫中有意保留了這一點,他往往在自己的繪畫作品中賦予寓意之美,彰顯寓意之美。《仁者無敵》表現的是親情與呵護,畫有兩只猴子和一株桃樹的《碩果累累》自然有收獲豐碩的象征,而猴和“侯”的諧音則暗示顯赫的期許,《金雞報曉》《馬到成功》更無須多言……具有寓意之美的繪畫,在王永剛的繪畫中占有相當的比例。
親近之美,是王永剛在工筆繪畫中的個人特點,是他的繪畫非常具有獨特性的地方,在這點上,它和傳統的中國工筆繪畫略有拉開。中國的繪畫藝術,甚至中國的詩歌和文學多數都是有距離性的,它要求莊重甚至包含著敬畏地“觀看”,它重教化,而傳統的教化中包含有師道的尊嚴,距離感便由此產生。而王永剛的工筆畫則強化了觀畫者和繪畫主體的親近,那些躍然紙上的小動物們,它們那種具有強烈真實性的毛發,它們身體里活躍著的靈動,它們眼神里充溢出的可愛和可憐,自然會拉近你與它的親近,甚至讓你忍不住想走近它。它是另外一種喚醒,它不以一種莊嚴感完成教化而是采取親近的方式,強化你感受力的方式……這份親近之美的出現,或多或少會減弱它的超拔性,甚至會引發“輕微媚俗”的詬病。是的,毋庸諱言,這種相互的對立性王永剛自然想得清楚并且經歷了取舍,或許在他看來,由親近而喚醒的悲憫心和對美的感受力,更是他的繪畫所要傳達的。這其實也更符合現代人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