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說到新時代詩歌的發展，就會自然聯想到新詩的發生和起源。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關于“新詩”的特征和屬性的討論就沒有停止過。百年來，討論來討論去，核心的問題還是什么是“新詩”，它的規范性特征是什么？這其實也關系著對詩歌發展的思考。

無論從漢語詩歌的歷史還是英語詩歌歷史來看，音樂性、韻律、聲調、格律，都是詩歌的一個規范性特征，但這些已經不是當代漢語詩歌的特征。中國古詩使用的并非自然語言，需要借助朗讀、吟誦、歌詠等各種手段，傳達和體會作品的氣韻、精神，從而實現情辭聲的統一。朱自清先生說，大約漢朝以后士大夫已經不會唱歌，用諷詠或吟誦代替唱歌。而在白話文興起之后，對詩歌的消費主要是依賴看、閱、讀。盡管在新詩的發展中，有過堅持詩歌的音樂屬性的嘗試，如朗誦詩運動、政治抒情詩、新民歌運動，但最終都未能形成為新詩的本質屬性，新詩更多地依賴于視覺，而不是聽覺。當然，新詩無論怎么寫，不可否認仍然有內在的韻律和節奏，而且，在當下的新媒體助推下，各地開展的詩歌朗誦再次凸顯了詩歌對聽覺的青睞，但從作品的形式來看，新詩追求的是根源于詩人內心和情感的韻律，而不是格律、音節、押韻和聲調。現代生活的快節奏、高緊張和個體追求的自主、豐富，決定了當代的詩歌不可能仰仗于廣場和集會上的群體響應，它更專注于每個個體的閱讀和感受，并從具體的閱讀者的內心獲得情感共鳴。如果說，歷史上的詩歌是向不特定的許多人發出號召，當代的詩歌則是詩人對具體的個人的傾訴，是“對歌”。因此，新時代的詩歌毫無疑問需要鮮明的節奏，不管是鏗鏘抑揚的，還是溪流淙淙的，它必須是能引起讀者心靈翕動的。也就是說，詩歌依然需要情辭聲統一的品質，不同的是“聲”已經演變為讀者個人的內心閱讀或有聲閱讀。所以，無論如何，詩歌不會把讀者的沉思冥想作為訴求對象，它是傾訴而不是傳道解惑或辯論講學，它是心靈的感受而不是關于生活的語錄、警句或關于世界的真理、斷言。

在文字上，新詩不再拘泥于用典、排偶、諧調，也不用文言，口語、自然語言、生活語言、散文化的語言成為新詩百年的重要成就和共識。廢名先生曾經比較新詩與舊詩，他認為溫庭筠的長短句具有“詩體的解放”性質，這是白話新詩的一個重要發生學的根據，其實質就是用散文的文字自由寫詩。他強調的是符合散文的句法規范，而不是把詩歌寫成散文，但正如詩壇內外都意識到的，當下的詩歌寫作中，很多詩歌就是不同程度的分行和分段的散文，詩歌的散文化傾向已經成為令人懷疑新詩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現象既與近幾十年來對歐美詩歌的學習借鑒有關，也與寫作者自身的語言文字素養有關。毫無疑問，新時期文學以來，對歐美詩歌的翻譯、傳播的規模和速度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在互聯網時代，歐美詩歌對中國詩歌寫作者不存在時間上的隔膜，中西詩歌交流基本上同步，許多詩歌寫作者可以在第一時間了解歐美詩歌的面貌。但這一學習借鑒的過程大多數仍然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大多數寫作者仍然是憑借翻譯來閱讀、感受和學習西方一流詩人的作品。換句話說，我們學習借鑒的不是歐美詩人的原作，而是翻譯者理解后用漢語轉述的作品。影響當代詩歌寫作者的不僅僅是翻譯者的外語水平，更重要的是翻譯者的文學素養尤其是詩歌素養。以英語為例，在閱讀翻譯詩歌的過程中，讀者無法感受詩歌原文的音節、重音、音步、韻腳，也無法感受原作者對不同時代英語詞匯的修辭上的選擇和使用，讀者吸取的更多的是歐美詩人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態度以及漢語轉述出來的表現效果。因此，借鑒和學習的其實是哲學和邏輯，這樣的學習反過來推動和加強了中國當代詩歌的敘事和散文化特色，在強大的邏輯秩序中對生活世界的精確描述，充斥在許多詩歌作品中。這是當代詩歌一個鮮明的現象，并為大多數寫作者接受，但它是否是新詩的規范性特征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呢？我想不是。因為詩歌作為文體的獨立價值更在于語言的精煉、簡潔、跳躍以及非日常生活思維習慣的表現方式。

我們正在經歷的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對人類的文明史將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值此時刻，詩歌的精煉、敏銳、生動，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體優勢，詩人無疑可以在現代化、全球化的浩蕩席卷中，觸摸每一個個體的脈搏，走在書寫人的精神和心靈的前列。當然履行這一使命需要詩人建構新時代的話語形式，發現和創新我們理解、感受當下世界的途徑。新時代詩歌的發展和成就，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詩人和詩歌為讀者對當代世界和當代生活的理解是否提供了有效、有價值的感受方式。由此它要求詩人具有現代視野，學習歐美詩歌的表達，更新傳統的思維方式。對當代詩歌的發展而言，仍然需要處理好情辭聲的統一。真實、真誠，也要真摯，如此，自有韻律。以現代意識構建的新的話語，以情辭聲的統一，為置身現代化潮流的渺小生命提供心靈的撫慰、詩意的精神空間，讓每個人對自己、對世界有情有義，我想，這是詩人可以做的，是新時代詩歌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