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振江，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北大西語系主任，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會長。著作主要有《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西班牙語國家卷》《拉丁美洲文學史》《西班牙與西班牙語美洲詩歌導論》《西班牙20世紀詩歌研究》《山巖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等，譯著有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拉丁美洲詩選》《西班牙黃金世紀詩選》《西班牙語當代女性詩選》《墨西哥詩選》《西班牙在心中：反法西斯詩選》以及米斯特拉爾、聶魯達、帕斯、魯文·達里奧、塞薩爾·巴略霍、胡安·赫爾曼、希梅內斯、阿萊克桑德雷、加西亞·洛爾卡、安東尼奧·馬查多、阿爾貝蒂、米格爾·埃爾南德斯等人的詩選。與西班牙友人合作，翻譯出版了西文版《紅樓夢》。曾在國內外多次獲獎。

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趙振江是最沒架子的老師之一。有一年參加迎接新生的活動，碰巧沒有人幫新同學運行李，他就蹬起了三輪車。旁邊歷史系的同學看見了，沖他喊：“師傅，回來幫我們也拉一車！”

等到開迎新會的時候，新同學才發現，那位運行李的師傅原來是他們的系主任。

從1983年翻譯出版第一部作品——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世界末日之戰》開始，趙振江翻譯出版了三十余部西班牙語文學作品、多部研究西班牙語文學的專著，西班牙語國家共有11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其中的5位詩人（米斯特拉爾、聶魯達、帕斯、希梅內斯、阿萊克桑德雷），成為國內西班牙語文學翻譯界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之一。

鑒于他在翻譯介紹西班牙語文學方面的杰出貢獻，智利—中國文化協會于1995年為他頒發了魯文·達里奧最高騎士勛章；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于1998年為他頒發了伊莎貝爾女王勛章；阿根廷總統于1999年為他頒發了共和國五月騎士勛章，2004年，智利總統又為他頒發了聶魯達百年誕辰紀念獎章。2017年，為紀念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周年，中國詩歌萬里行組委會發起百年新詩貢獻獎評選活動，趙振江榮膺百年新詩翻譯貢獻獎。

1964年留校任教，四十年來，趙振江兢兢業業，堅持在教學第一線工作，“不問收獲，只求耕耘”。在他臨近退休的那一年，卻被評選為全國模范教師，這是對他四十年來教學生涯的褒獎。

翻譯《馬丁·菲耶羅》純屬自娛自樂，結果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出版了這部當時堪稱豪華的高喬史詩

中華讀書報：《馬丁·菲耶羅》是您正式翻譯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嗎，翻譯這部作品有何背景？

趙振江：“文革”十年后，有一種文學饑渴，上世紀80年代，國內對拉美的“文學爆炸”很感興趣，我最早發表的譯作是和北大趙德明、段玉然兩位同事合譯的巴爾加斯·略薩的《世界末日之戰》，而我獨自翻譯的則是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到現在我也認為，翻譯《馬丁·菲耶羅》的過程對我是非常有益的。這是一部阿根廷高喬人的史詩，共7200行，可以說，我一開始就給自己選了一塊難啃的骨頭。這部史詩講的是草原上的生活，是馬丁·菲耶羅捍衛自由和尊嚴的斗爭，我很喜歡，時不時就翻幾行，日積月累，到1979年就翻譯完了上部。1979年我去墨西哥進修，就把下部也翻譯完了。回國后便束之高閣，并未奢望出版。

1984年，恰逢《馬丁·菲耶羅》的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150周年誕辰，阿根廷要展覽各種文本的《馬丁·菲耶羅》。當時臺灣當局在外交上非常孤立，當然現在更孤立了，他們搶先出版了《馬丁·菲耶羅》并送到阿根廷。我駐阿根廷的大使館知道后，時任文化參贊的張治亞先生就往國內發消息，希望國內盡快出版此書。

這時距離展覽只有4個月的時間了，雖然我有現成的譯稿，但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激光照排，時間緊張，又無利潤，因此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時任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的陳光孚先生就給中央領導寫信，結果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當時堪稱豪華的《馬丁·菲耶羅》。

中華讀書報：《馬丁·菲耶羅》對您來說有怎樣的意義？

趙振江：翻譯《馬丁·菲耶羅》，我花了6年時間，這是在我所有的譯著中，花時間最多的一部。在翻譯過程中，我不時想起書中綽號“美洲兔”的老人的話：誰若想成就好事/急性子那可不行：/奶牛要反復倒嚼/牛奶才又純又濃。慢工出細活，一點不假。而眼下，蘿卜快了不洗泥的情況時有發生。

首先要考慮形式和語言風格的近似，因此，我采用七言，和原詩的每行八個音節大體相當。有一次我去阿根廷大使館，送大使先生一本我譯的《馬丁·菲耶羅》，他讓我念一段，我便讀了史詩的開頭：“我在此放聲歌唱，伴隨著琴聲悠揚，一個人夜不能寐，因為有莫大悲傷，像一只離群孤鳥，借歌聲以慰凄涼。”他聽了后很認可，高興地從櫥柜里拿了一把高喬人用的刀送我。我說：“中國人一般不送刀，送刀表示一刀兩斷”。他聽了哈哈大笑。后來，因為我翻譯了《馬丁·菲耶羅》，阿根廷總統還為我頒發了五月騎士勛章。

中華讀書報：您做翻譯有怎樣的標準？怎樣才能達到好的譯本？

趙振江：首先當然是要選好作品，無論內容還是形式，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至于翻譯，如果是西譯漢，對西語理解應該到位，漢語表達應盡可能做到準確、鮮明、生動。我認為，漢譯西，應是國外漢學家的事。因此，當國內詩人找我翻譯時，我一般不接受，道理很簡單，我不能用西班牙語寫詩，如何能把他們的詩翻譯成西班牙語呢，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如果我做，一定是和西班牙語國家的詩人合作才行。

中華讀書報：您共翻譯出版了加西亞·洛爾卡7部作品。為什么會重點選擇他的作品來翻譯？您愿意對他作何評價？

趙振江：加西亞·洛爾卡是偉大的詩人，但是在20世紀西班牙劇作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當然，他有的劇作也多是詩劇。他的劇作有兩大特點：一是濃厚的生活氣息，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接地氣。他的題材多是鄉村和女性題材。加西亞·洛爾卡一向同情弱者，同情受壓迫最深的吉卜賽人（《吉卜賽遙曲集》）、婦女（《血的婚禮》《葉爾瑪》《貝納爾達·阿爾瓦之家》）和美國黑人（《詩人在紐約》）。無論是作為詩人還是戲劇家，他從不把自己局限在個人的狹小天地里，既不孤芳自賞，更不顧影自憐，而是站在人類、人性、人情的高度，有了這樣的大氣，才使他成了大家。二是他的劇作既深深地植根于傳統，又不乏超現實主義因素。此外，他還創作了一些具有實驗性的劇作，只是這些作品幾乎無法演出，所以至今尚無人譯介。

對于他和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的同性戀，許多人津津樂道。但在介紹詩人的創作生涯時，卻要么含糊其辭，要么諱莫如深。我們知道，1928年出版的《吉卜賽謠曲集》為加西亞·洛爾卡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但他卻在一片贊揚聲中，產生了情感和創作危機，其原因之一就是達利對這部詩集頗有微詞；作為超現實主義繪畫大師，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喜歡謠曲這種傳統的詩歌形式。因此，加西亞·洛爾卡借機去了美國，并在那里創作了具有鮮明超現實主義特征的《詩人在紐約》。至于他的遇害，有一定偶然性。在思想上，他站在共和國一邊，但并非堅定的共和國戰士，否則內戰爆發后，他也不會回格拉納達。當時的格拉納達非常保守。憲警們為什么如此仇恨一個當時已是如日中天的詩人呢？一是他在作品中強烈控訴和抨擊了憲警們欺壓弱者的行徑（如《憲警謠》），二是保守勢力認為同性戀是離經叛道、傷風敗俗之舉。這或許是他遇害的主要原因吧。

我譯《紅樓夢》，既沒有版權，也沒有稿酬。但是我覺得，一生能做一件這樣的事，很難得，很幸運

中華讀書報：以您的翻譯原則，就比較容易理解您當時翻譯《紅樓夢》時的猶豫了。

趙振江：1987年3月，北京大學外事處轉給我一封信，是格拉納達大學前秘書長卡薩諾瓦教授寫的，大意是：“經與我駐西班牙大使館文化處磋商，認為我是西文版《紅樓夢》定稿的最佳人選。”我既不是紅學家，西班牙語水平也和翻譯《紅樓夢》搭不上邊，所以很猶豫，有位深知“內情”的朋友告訴我說，出版西文《紅樓夢》是北京外文局與格大的合作項目，已有成稿，我的任務無非是對照中文校閱一遍而已，我這才應承下來。

到格拉納達以后，才知道格拉納達大學并不滿意那本由秘魯人從英文轉譯過來的西文本《紅樓夢》，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也不僅僅是校閱一遍，而是要大改乃至重譯。第一次會見大學的秘書長，就提出“西班牙語不是自己的母語，無法獨自勝任這項工作”，因而希望對方為自己聘請一位文學修養好、語言水平高的合作者（最好是詩人）。翻譯過程中碰到的難題就太多了。比如“香菱”的名字，因為西班牙沒有菱角這種植物，自然也就沒有“菱”這個詞，在外文局提供的譯稿中，把菱角譯成了“荸薺”，這顯然和一位楚楚動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遠。最后我們考慮再三，把香菱的“菱”譯成了“睡蓮”，并在頁下加了個注釋。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翻譯《紅樓夢》的具體過程？翻譯這部作品給您帶來了什么？

趙振江：我們下功夫最多的是在詩詞翻譯方面。我們是這樣做的：比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我先將詩歌注上漢語拼音，把每個詞的意思寫在下面，再用規范的西班牙語說明這句話的意思。然后由我的合作者（他也是詩人）把譯文加工成詩。還要把他的譯稿分發給幾位詩人朋友，請他們潤色，最后再對照原文定稿。

這本書出版以后，得到了評論界的認可，也受到了讀者的歡迎：第一卷印刷2500冊，一個月就售完了，并被西班牙圖書雜志推薦上榜。我在1998年獲得了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授予的伊莎貝爾女王騎士勛章。2005年，120回的西文版《紅樓夢》全部出齊，成為西班牙文化界的一樁盛事。

我譯《紅樓夢》，既沒有版權，也沒有稿酬。但是我覺得，一生能做一件這樣的事，很難得，很幸運。弘揚中華文明不能停在口頭上，要做點實事。

詩歌翻譯就是看懂原詩后，自己用母語寫一首與其近似的詩。完全等同是不可能的。詩歌翻譯要像優秀的創作，而詩歌創作千萬不要像蹩腳的翻譯

中華讀書報：“新詩百年”和“譯詩百年”幾乎在同步前行。新詩百年，北大新詩研究院院長謝冕主編了《中國新詩總論》，其中的詩歌翻譯卷是您主編的。

趙振江：我做了幾十年詩歌翻譯，卻很少關注翻譯理論，借機補了一下課。我國新詩的發展幾乎是和西詩漢譯同步進行的。西詩漢譯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程。所謂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即中國文學“西化”的問題。就詩歌而言，其“現代性”的表現集中于“去古典化”，表現為文言向白話的轉變以及詩歌格律與意象的革新。胡適翻譯的《關不住了》與其創作的詩歌《蝴蝶》，算是新詩的破繭而出。蘇曼殊所譯的《拜倫詩選》成為第一本外國詩歌翻譯集。從某種意義上說，西詩漢譯成就了中國新詩，但同時對中國詩歌的文化主體性也有所傷害。

中華讀書報：請您談談對詩歌翻譯的看法。

趙振江：從根本上說，我同意墨西哥詩人帕斯對詩歌翻譯的看法。他認為“翻譯與創作是孿生行為”，區別在于“詩人開始寫作時，不知道自己的詩會是什么樣子；而譯者在翻譯時，則已經知道他的詩應該是眼前那首詩的再現”。就是說，詩歌翻譯，尤其是西詩漢譯，實際上是二度創作。我認為：詩歌翻譯要像優秀的創作，而詩歌創作千萬不要像蹩腳的翻譯。

詩歌翻譯就是看懂原詩后，自己用母語寫一首與其近似的詩。完全等同是不可能的。現在有人大力提倡詩人譯詩，最早翻譯詩歌的譯者，確實都是詩人，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馮至，他們首先是詩人，同時也做詩歌翻譯。但并非只有詩人才能譯詩，也并非詩人譯詩就一定譯得好。好與不好，還是要看文本，要看對原詩的理解是否準確，要看譯出來的詩與原詩的近似度。

我個人覺得，譯詩的人應該會寫詩。但即便懂外語，也會寫詩，當代的詩也不好譯。尤其是后現代、先鋒派詩人寫的詩，主要是因為其過于個性化、碎片化和私密化。如，我譯的一首詩里有這樣的詩句：“深海里/預感到我的小活塞機/要擺脫綱領性的兄弟情誼”。我實在不明白這是什么意思，就去問詩人自己，他告訴我：“就是我想在大海里撒尿。”謝天謝地，我無話可說！

中華讀書報：詩是不是可譯，您的觀點是？

趙振江：可譯又不可譯，有可譯的部分，也有不可譯的部分。簡言之，內容是可譯的，形式是不可譯的。當然，這里說的是西詩漢譯或漢詩西譯。如果是同一語族之間的互譯，則另當別論。如西班牙語和法語或意大利語詩歌之間的互譯，要做到“形神兼備”就容易多了。

記得齊聲喬教授（他曾是彭德懷元帥在板門店與美國談判的首席翻譯）有一次對我說：“王勃有一首題為《山中》的五言絕句：大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落葉飛。我去問朱光潛先生：‘這首詩如何翻譯？’朱先生回答說：‘沒法翻譯’。”

我上北大時，西方語言文學系有兩位一級教授，一位是系主任馮至先生，另一位就是朱光潛先生。連朱先生都說“沒法翻譯”，還有討論“詩可譯否”的必要嗎？

學過外語的人都知道，在外語的寫作里，最忌諱的就是重復使用同一個單詞；而在漢語里，有時這卻是一種修辭手段。當年翻譯《紅樓夢》時，這使我們吃盡了苦頭。諸如“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請問，七個字里三個“花”，如何逐字逐句地翻譯呢？硬是那樣翻譯出來，恐怕非但不是詩，簡直就不是“人話”了！我想，朱先生所謂的“無法譯”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這和西方人說的“翻譯即背叛”是同樣的道理。

中華讀書報：這么多年來，您對翻譯的理解有過變化嗎？

趙振江：譯詩，首先要理解原詩。理解原詩，首先要“設身處地”，要“進入角色”，要體會詩人在彼時彼地的情感和心態。這樣，對原詩的理解就不會有太大的偏差。《馬丁·菲耶羅》詩歌中有一句“窮人的道理是木鐘”。當時教我們我西班牙語的老師是阿根廷律師協會主席，他講，每次給窮人寫辯護詞，開頭都要引用這句詩。但如果就這么譯出，給人的印象并不突出。所以我在翻譯時加了一句：窮人道理是木鐘——干敲不響沒人聽。不能說加上這一句就不忠實原文了。因為在原文中，這是言外之意，可是在譯文中，如果不加上，讀者可能體會不出原詩的原汁原味來。說“進入角色”，是因為譯者有點像演員，是二度創作。比如，人藝的舒繡文和李婉芬都演虎妞，但她們的扮像、神采、韻味，各有千秋，卻都沒有離開原作，都是老舍先生《駱駝祥子》里活靈活現的虎妞。你一定要說哪一個更像，恐怕就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了。

聶魯達在致米格爾·埃爾南德斯的詩中說：“通過你的死，我學會了生：我的眼睛幾乎沒有模糊過，我有的不是慟哭的淚水，而是無情的武器。”這也是所有正直、善良的人們共同的心聲

中華讀書報：在拉美詩人中，您很看重聶魯達，為什么呢？

趙振江：毫無疑問，聶魯達是20世紀最杰出的詩人之一。2004年是他的百年誕辰，我和我的學生滕威一起出了一本《山巖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希望更全面地介紹他。上世紀50年代，聶魯達在中國雖然非常流行，但翻譯過來的是清一色的革命詩歌（政治抒情詩），而實際上他的詩歌是由愛情詩、政治詩、超現實主義詩歌這三部分組成的。在這本書中，我們全譯了他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這是他的成名作，1924年出版，他還不滿二十歲。愛情和大自然是貫穿這部詩集的兩個主題。這些作品自然、流暢、節奏鮮明，將樸實無華的語言與鮮明生動的形象融為一體，表現了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對愛與美的渴望與追求，尤其受到青年讀者的喜愛，成為世界詩壇發行量最多的詩集之一。

聶魯達的作品之所以長期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與他寫人民的題材是分不開的。尤其在進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寫的都是時代的重大題材，如西班牙內戰、智利人民的斗爭、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拉丁美洲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各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等等。在將政治轉化為詩歌的過程中，他注意保持語言和形象的藝術魅力，注意將現實主義的政治內容與他所熟悉的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比亞當還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詩卻要穿戴整齊，這種創作態度是一點也不能打折扣的。”

至于聶魯達的藝術風格，很難將它劃入某一個流派。如果一定要說它屬于什么“主義”，只能說它屬于“聶魯達主義”，因為他的藝術風格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各種流派相互融合的產物。

中華讀書報：您翻譯米格爾·埃爾南德斯的《人民的風》，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能談談這本書的翻譯嗎？《人民的風》對您來說有何特殊的意義？

趙振江：首先，任何時候，翻譯都不是為了獲獎。2010年西班牙詩人米格爾·埃爾南德斯誕生一百周年。我一直非常喜歡這位詩人。他十一歲開始自學，閱讀了大量的“黃金世紀”詩歌。十四歲輟學，在家牧羊，為居民送奶。十六歲開始詩歌創作，1931年到馬德里，其文學才能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注意。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月亮上的能手》。1934年他再次來到馬德里，結識了聶魯達和阿萊克桑德雷等詩人。1936年他加入西班牙共產黨并親臨前線，參加了保衛共和國的戰斗。戰后，他被佛朗哥政權判處死刑，后改為三十年監禁，1942年病死獄中，年僅三十一歲。《人民的風》是鼓舞人民的號角，聲討法西斯的檄文。書中還選譯了一些別的詩作，如《思念的歌謠》（選31首）是詩人在獄中寫成的。它揭露了敵人的兇殘，更表現了詩人對生命、愛情、親情和友情的無限眷戀。聶魯達在致米格爾·埃爾南德斯的詩中說：“通過你的死，我學會了生：我的眼睛幾乎沒有模糊過，我有的不是慟哭的淚水，而是無情的武器。”這也是所有正直、善良的人們共同的心聲。

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普遍感到：在我們的生活中，物質層面的東西越來越多了，精神層面的東西似乎越來越少了；人們談金錢的時候越來越多了，談理想的時候似乎越來越少了。《人民的風》集中體現了詩人熱愛家鄉、熱愛勞動、熱愛和平的品德和捍衛正義、捍衛自由、捍衛理想的精神。因此，我決定翻譯這本詩集，將它獻給詩人的百年誕辰，以表自己的深切的緬懷與崇敬之情。

我從不用翻譯軟件，我認為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計算機是代替不了的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使用電腦的？

趙振江：我用電腦不算太晚，1989年，我從西班牙回來，就買了一臺電腦（286），向一個計算機系的老師（也是鄰居）學了一下，就摸索著使用了，當時主要是打字。后來又收發郵件，從網上查閱相關資料，僅此而已。

中華讀書報：現在新媒體的使用對您有哪些影響？

趙振江：至于新媒體，只是寫寫或轉發微信而已。

中華讀書報：您翻譯過程中會使用電腦查詢嗎？現在有很多翻譯軟件，使得翻譯變得非常便利。您認為這些翻譯軟件對翻譯帶來怎樣的影響？翻譯會被取代嗎？

趙振江：在翻譯和寫作過程中，我會在網上查閱資料，但從不用翻譯軟件，我認為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計算機是代替不了的。目前是否有類似的西班牙語軟件，我也不知道。但我曾收到過外國朋友通過翻譯軟件給我寫的漢語書信，根本看不懂，更甭說翻譯詩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