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於可訓，1947年3月生，湖北黃梅人。現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主席，《長江文藝評論》主編，曾任中國寫作學會會長，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個人專著有：《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當代文學：建構與闡釋》《王蒙傳論》《新詩體藝術論》《當代詩學》《小說的新變》《批評的視界》《新詩史論與小說批評》《新詩文體二十二講》《新世紀文學論集》《文學批評理論基礎》，主編著作主要有：《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中國文學編年史·當代卷》《小說家檔案》《寫作》等。曾獲屈原文藝獎、湖北文學獎、湖北文藝明星獎、湖北文藝論文獎、中國文聯文藝論文獎、教育部、湖北省、武漢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多種。近年來發表有長篇小說《地老天荒》，《幻鄉筆記》系列短篇及散文《淡水的詩意》等作品。

在許多人看來，現實主義是一個陳舊的話題。與現實主義有關的理論，在一些人眼里，也是一些過時的理論。現在來討論這個問題，更屬不合時宜。但是，也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當代創作在遭遇困境的時候，首先想到的解困之法，又往往是現實主義，或與現實主義有關的創作方法。遠的不說，就以最近40年而論，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告別“文革”文學模式，靠的是恢復和重建現實主義文學傳統；’80年代中期以后，當各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文學實驗難以為繼，又是現實主義以“新寫實”的名義拯救了這場創作的危機；到了上世紀90年代，面對市場經濟轉型初期的各種社會問題，敢于揭發亂象，對丑德惡行發動“沖擊”的，還是一股名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創作潮流。凡此種種，當代創作之所以在遭遇困境或面對新的社會人生問題時，都要祭起現實主義的“亡靈”，“借用它們的名字和戰斗口號”，“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文學歷史的“新場面”（馬克思語），那是因為，現實主義不僅僅是作為十九世紀崛起于歐洲而后又流傳于世界各地的一種文學創作方法，同時也是文學在誕生之初就與之俱來的一種原初精神和文學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是作家對社會人生的一種基本態度和從事文學創作的一種基本原則。就后一種意義而言，所謂現實主義本可以有另外的命名，但因為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在文學史上創造了許多經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當代中國一個時期的文學理論，甚至是依托現實主義的創作經驗，參照現實主義的文學經典構造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已然超出了一般創作方法的含義而成為文學創作的一種普遍的理論原則，同時也是這種理論原則的一個約定俗成的共名。因為這層原因，所以，當文學創作遭遇困境的時候，現實主義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振弱起衰的利器，這幾乎成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現實主義就是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或原始意象。

基于這樣的認識，筆者認為，現實主義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今天在我們的頭腦里再度顯現，無疑是與文學當前遭遇的創作困境有關。這種創作困境可能有許多方面的表現，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還是如何處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歷史上的現實主義，就其處理與現實的關系而言，各有側重，有側重真實性的，如古典的現實主義，或曰樸素的現實主義，有側重批判性的，如批判現實主義，或曰經典的現實主義，有側重本質性的，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曰革命的現實主義等等，但無論其處理與現實的關系側重哪一方面，都有一個主導的觀念支配和引導作家對于現實的藝術描寫，這個主導的觀念，又往往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一個時代的文學理念，一個時期的現實問題有關。這種主導觀念盡管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歷史局限，但沒有這個主導的觀念起支配和引領作用，現實主義藝術描寫就很容易流為刻板的照相，或滿足于掇拾舊聞，記述近事，道聽途說，拾荒獵奇，成為一本巨細無遺的流水賬，或聊充談資的傳奇故事，而不可能以其思想的力量洞悉現實，成為引導國民精神前進的火光。常聽有人說，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急劇變動的現實世界之中，這樣的現實，最容易孕育和產生偉大的作品，但事實是，不但偉大的作品尚未見出現，相反卻經常聽到量勝于質、有高原缺高峰之類的抱怨。究其原因，不是今天的作家缺少對現實的觀察、了解和體驗，也不是今天的作家沒有足夠的文學功力和創作經驗，而是今天的作家普遍缺少一種燭照現實的思想的力量。這種思想的力量不是來自脫離現實的冥思苦想，也不是來自圣哲先賢的鴻篇巨制，更不是某些形而上的抽象理念或流行的心靈雞湯，而是基于對現實的深切了解之后，對現實問題深入研究、思考的結果。從前有一個“時代精神”的說法，今人聽起來或許覺得陳舊，但一個時代，又確有屬于這個時代所特有的、為這個時代的現實條件所決定的精神特質。這種精神特質或曰時代精神可以是多元的，但其核心內容和本質特征，卻應當是這個時代現實生活的本質和精神訴求的反映。恰如時下流行的現代性，雖然學者對它有種種不同的界定，其實也就是或者也可以理解為西方在現代化歷史中凝聚形成的一種時代精神。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文學在不同時代所顯現的精神特質，都與這種被稱為現代性的理念有關，沒有這種理念的支撐，西方文學就不可能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對社會歷史和人自身的問題進行持續不斷的反思，從而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保持人的精神的獨立性。筆者上世紀90年代曾著文討論“人文現實主義”問題，提到《上海文學》當時正在提倡的“文化關懷”小說。《上海文學》的編者把“文化關懷”小說的本質設定為“90年代‘人間關懷’精神”，認為在中國社會正向市場經濟轉型的90年代，文學應當“關懷社會的精神環境，關懷人的靈魂，關懷人的價值追求”，讓“中國當代文學煥發出新的人文精神”。我覺得這個說法在今天并不過時，且寄望于今天的作家對今天的現實具有這種“人間關懷”精神。如果說今天的現實主義需要一種主導精神的話，我以為這種主導精神就應該是這種“關懷社會的精神環境，關懷人的靈魂，關懷人的價值追求”的“人間關懷”精神。為此，我也想借此機會重提“人文現實主義”的主張，以期引起大家的討論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