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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9月26日，英國詩人T.S.艾略特出生，今天正是他的130周年誕辰。從《荒原》到《四首四重奏》，這位偉大的古典主義詩人在文學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在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訴諸古典主義，他寫做愛，寫繁殖，寫現代人的空虛。他用文學表達對現代社會的擔憂，他倡導以宗教救贖世俗的罪惡，以文明拯救個體的空虛。

當時間來到2018年，艾略特所期待的救贖卻并未發生。恐怖襲擊、政治壓迫，經濟衰退，現代人的鋼鐵城墻從未如此堅固過，而個體的空虛和寂寞也從未消減。在艾略特130周年誕辰的今天，當我們身處“美麗新世界”重讀艾略特時，我們該讀些什么呢？

“四月是殘忍的季節，從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上個世紀，詩人T.S. 艾略特憑借《荒原》被許多讀者知曉，成為西方現代詩歌殿堂里一個怪誕而驚奇的名字，這個名字漂洋過海，甚至影響到穆旦、馮至等中國詩人的創作，一時間，在西南聯大，艾略特成了和奧登一樣炙手可熱的“偶像”，一個迅猛的先鋒詩人。

《荒原》被解讀出絕望的氣息，不過在艾略特看來，現代人精神荒蕪，卻并非無法重建。一戰后，西方社會短暫的秩序紊亂讓艾略特看到曙光，他盼望恢復一個美好的舊秩序，用文字促成現代人精神的改良。然而，歷史給艾略特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舊秩序沒有恢復，更大的災難反而降臨，身為古典主義者的艾略特，眼睜睜地看著歷史朝反方向疾步而去。

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者

1926年，艾略特評價自己道：“在宗教上，我是英國國教式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我是保皇派；在文學上，我是古典主義者”。這句話幾乎貫穿他的一生。艾略特將自己認定為一個古典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人文主義者乃至浪漫主義者，顯然有他的標準。在文學史上，古典主義（法語：Le Classicisme）是一個十七世紀流行于西歐尤其是法國的文學思潮，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拉辛、馬萊伯和海頓等人。古典主義者奉古希臘、古羅馬典籍為至尊，繼承了古希臘、古羅馬文學的審美準則。他們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對狂飆突進的啟蒙運動十分厭惡；在哲學上欣賞笛卡爾的唯理主義；在創作上則主張華麗、準確、典雅的語言。

艾略特出生在一個浪漫主義盛行、古典主義式微的年代。那時人們傳頌的是惠特曼、普希金的詩，青年詩人紛紛模仿恢宏壯麗、抒情濃郁的腔調，與此同時，詩壇彌漫著一股個人化風氣，個人感覺和情緒被視作創作的靈感來源，它醞釀出許多浪漫杰作，卻也導致了個人主義的泛濫和詩人對古代經典的遺棄。在大街之上，詩人們紛紛朝拜惠特曼的遺產，艾略特、龐德等寥寥幾人，卻反其道而行，對浪漫主義詩風發起進攻。龐德投入了意象的漩渦，艾略特則選擇訴諸古典。

作為一個“詩學本體論者”，艾略特主張“詩歌不是感情的放縱，而是感情的脫離；詩歌不是個性的表現，而是個性的脫離”，“詩人不是一個要表達的個體,而是一個媒介”，他理想中的詩歌是去個人化的，這也是他批評浪漫主義的原因。在艾略特看來，維多利亞時代的大部分詩人都因為沾染了浪漫主義而變得矯揉造作，只有回歸從但丁到德萊頓的“傳統”，才能創作出“更有價值的東西”。

這也是艾略特和一般的現代派不同的地方。后者不但厭惡維多利亞時代的審美風格，也不愿回到維吉爾、但丁那個古老的傳統，他們對抗那個所謂的偉大文學傳統，致力于打撈被傳統遮蔽的客觀對象和文學形式，如喬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像決堤的陰溝一樣淹沒整座城市”。但艾略特是皈依他信奉的那個傳統的，他的一次次創作都是對古典的再致敬，他的作品有時就是對經典的打亂重組，句句用典，又營造出巨大的陌生之美。

就拿讀者耳熟能詳的《荒原》舉例。《荒原》除去開頭，共有五個部分，分別是: 1.死者的埋葬（The Burial of the Dead）;2. 棋弈（A Game of Chess）；3. 火誡（The Fire Sermon）; 4. 溺水（The Death by Water）;5. 雷霆之語（What the Thunder Said），全詩除正文之外還有四五頁的注釋。《荒原》是艾略特前半生最重要的作品，也成為現代主義詩歌的里程碑，艾略特建造了一座打通古典與現代的長廊，他通過一整套完備的意象系統，揭示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荒蕪，并寄望于宗教的救贖力量。

《荒原》中不乏對宗教經典的引用，其中《圣經》是它最大的精神來源。譬如：《荒原》第1節“死者的葬儀”中，女相士、千里眼“梭斯脫里斯夫人”的紙牌暗指“命運轉輪”，相似的意思出現于《圣經·傳道書》第1章：“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無新事。”《圣經·詩篇》第137篇有“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在《荒原》中，敘事主人公也“坐在萊芒湖畔哭泣……”另外，還有一個很明顯的東西，那就是荒原這個意象本身。在《圣經》里，耶穌死后，大地上只有山，沒有水，只有雷，沒有雨，“死了的山滿山都是齲齒吐不出一滴水”，無獨有偶，艾略特筆下的荒原也是“這里沒有水只有巖石”“只有枯干的雷沒有雨”。

艾略特的宗教觀早在早期成名作《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就有體現。這首詩歌的引詩就出自但丁的《地獄篇》：“如果我認為我是在回答一個/隨時能回到陽世的人，/這火焰就不應再搖擺；/但是既然從未有過從這個深淵里/生還的人，如果我聽說的屬實，/我回答你就不怕丟人現眼了”。而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哈姆雷特》以及《新約·馬太福音》等經典也是艾略特的重點引用對象。在寫作意義上，這首詩可以看成《荒原》的習作版本，艾略特的荒原人觀念，在詩中已有雛形。

除了《圣經》以外，還有多部著作影響了《荒原》的創作，比如艾瑪·菲茨杰拉德的《魯拜集》、現代人類學的奠基之作《金枝》、奧維德的《變形記》。這些經典參與到塑造《荒原》的過程中，比如那個著名的“魚王”形象，如果不了解艾略特引用的作品，讀者將會一頭霧水。《荒原》里的魚王來自圣杯的傳說，最早見于魏士登的《從祭儀到神話》，傳說魚王是主管繁殖力的神，代表著生命力。但是由于他失去了性能力，導致人間干旱，五谷不生，牲畜不育，世界成了一片荒原。只有得到圣杯才可以救治漁王，使大地恢復生機。顯然，這個典故貫穿了整首長詩，艾略特借魚王的遭遇暗指現代人精神的衰弱，他描繪了一個道德淪喪、性愛泛濫，可人們又無法找到更高追求的荒涼境況。在詩歌中，艾略特描寫了被國王強暴的仙女、已經生了五個娃要把第六個打掉的婦女、赤裸裸躺在潮濕土地上的白色肉身、布滿皺紋的女性乳房、墮落的美麗女人、顧客和妓女的性交、由于縱欲而葬身大海的腓尼基水手等。做愛，不斷的做愛。空虛，不斷的空虛。現代生活不但沒有實現靈魂救贖，還把個人引向內心的荒蕪。

但是，艾略特對一戰后的災難性景象并非完全悲觀，他看到了推倒重來的契機。如特里?伊格爾頓在《T.S. 艾略特的<標準>》一文中所說：“如果文明已經是一片廢墟，那么也就會有一個把這堆破碎的形象一掃而空并重新開始的重大機遇。或者說，收拾舊時代的精華重新來過，面向未來前進到一個古典的、秩序的、根植于傳統的過去之中；......通過它，人們回歸到現代之前的資源里，以期向后運動而進入一個完全超越了現代性的未來”。

作為一個精英帝國主義者，艾略特希望借助戰后重建的契機，讓歐洲世界回歸到光榮的古典傳統，為此他創辦《標準》雜志、積極發聲，力求影響時人觀念，然而，他等來的卻是法西斯的橫空出世，暴虐的狂風，籠罩在歐洲的上空。即便艾略特對猶太人有偏見，但希特勒的所作所為還是讓他不寒而栗。法西斯的屠殺、回歸古典傳統的失敗，讓艾略特再度陷入精神危機。

1939年，他在《標準》雜志最后一期里無奈道：“那個人們曾經誤認為會被更新和加強的‘歐洲精神’已經消失了”。

《四首四重奏》讓他達到了詩藝的更高境界

縱觀艾略特的文學評論，傳統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對照物。那么，何謂艾略特眼中的傳統呢？ 特里?伊格爾頓認為“‘傳統’是詩人必須永久地為其放棄他的自我的那種秩序”，在艾略特看來，歐洲文學的傳統一古希臘、古羅馬文學為根基，“傳統并不能繼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須通過艱苦勞動來獲得它。”

艾略特繼承古典主義的傳統，但并沒有原地踏步。他敢于書寫妓女、娼婦、流浪漢、異教徒，那些在傳統的古典主義者看來下流之事，也可以融入到他的詩歌之中。艾略特有自己信奉的主義，但對他人的文學實驗，他也非常支持，比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本書還在龐德的雜志連載時，他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受拉弗格的影響，艾略特早期從事自由詩寫作，他說：“那只是長短不一的韻句加上不規則的押韻，雖然是“詩”，但并不那么“自由”，后來，艾略特和龐德開始一起探索四行詩，理由是自由詩已經被前人寫得夠出色了，他們要開辟新的領域。《荒原》之后，艾略特步履不停，《四首四重奏》讓他達到了詩藝的更高境界，這是他最好的作品。《四首四重奏》創作于1935年至1942年之間，四章分別是《燒毀的諾頓》《東科克爾村》《干燥的塞爾維吉斯》和《小吉丁》。在《四首四重奏》中，艾略特已不滿足于僅僅書寫現代人的荒蕪，他的筆尖直指時間。艾略特運用自己的基督教觀念，系統地闡釋了自己的宗教觀、時間觀。《四首四重奏》是艾略特寫作史上的高峰，也是他的古典主義文學觀的總的展現。

現世沉淪、宗教救贖的路徑在艾略特的詩中反復呈現。《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里，缺少宗教護佑的主人公內心虛弱，在愛欲的囚籠里無法解脫；《空心人》里，現代人“完全沒有意義，像風吹在干草上”；《四個四重奏》，艾略特在結尾宣揚了基督教的謙卑和靈魂自救；即便到后期的戲劇作品，如1950年的《雞尾酒會》與1954年的《機要秘書》，他所要宣揚的依然是宗教救贖。

在世俗層面之外始終有一個宗教層面存在

學者李兆前在《T·S·艾略特的保守主義政治文化觀》中認為的，艾略特自稱“政治上的保皇黨”，實際上就是一種“溫和的保守主義”。“‘溫和的保守主義’堅持傳統的連續性，保守基督教信仰，提倡社會的等級制，強調社會的有機性，支持私有制，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這些特點都與艾略特相匹配。在著作《傳統與個人天才》《現代教育與經典》《基督教社會的構想》中，艾略特更是把自己的精英傾向、對傳統和基督教的信奉、對社會等級制的堅持乃至對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厭惡表露無遺。

晚年的艾略特轉向詩劇創作，他的古典主義傾向更加明顯。表面看來，艾略特的詩劇多處理世俗題材，但如批評家喬納森在《T.S.艾略特的戲劇》中所說：“艾略特的戲劇只處理宗教題材。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世俗層面之外，始終有一個宗教層面存在，在那上面展開的始終是對罪愆、犧牲以及生命意義的探討”。代表作如1935年的《大教堂謀殺案》。《大教堂謀殺案》用希臘悲劇的形式呈現命運，但神話與歷史故事只是一層殼兒，艾略特表達的是自己的思想。這部劇探討人與命運的關系，但不是要人反抗命運，而是回歸基督教的傳統，意識到自己的局限，聽從主的意愿。

在《大教堂謀殺案》及后來的《合家團聚》中，艾略特試圖回到希臘戲劇的傳統，但磕磕碰碰，在成就上不如他的詩歌。《大教堂謀殺案》中古典端莊的遣詞造句，在現代顯得矯揉造作。而《合家團聚》在戲劇沖突和完成度上更好，但仍不乏對契訶夫的模仿。

艾略特說詩劇的五個層次是：情節、角色、用字、韻律、意念。他認為詩歌是娛己，戲劇是娛人，所以在創作詩劇時，他常常為無法平衡個人趣味和觀眾感受而苦惱。從《大教堂兇殺案》到《合家團聚》，再到《機要秘書》，從宗教劇到家庭劇再到政治劇甚至鬧劇，艾略特在詩意與戲劇的通俗間徘徊，他后期的作品比起《大教堂兇殺案》已經通俗許多，有人借此認為他背離了詩劇的道路，不過在艾略特看來，比起單個句子的詩意，戲劇整體流露出詩歌雋永的美感，可能更符合他的追求。

歲月變遷，如今艾略特已成為文學圣殿里的一員。2009年，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組織的一次網上投票上，他被觀眾票選為“全國喜愛的詩人”，足見他已經被大眾所接受，他的審美已經蛻變成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常識。然而，艾略特盼望通過宗教實現對荒原人的救贖，卻不曾想到“美麗新世界”接管了一切，歷史沒有順遂他的心愿，而是朝反方向——一個更深更虛無的荒原疾步而去。若艾略特泉下有知，這或許是一個尷尬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