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回家的路上，父親用扁擔(dān)挑著打來的年貨，我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到最大，小心地掛上扁擔(dān)的一端，搖搖晃晃地一路走來，連太陽下的身影，都手舞足蹈，浸潤著喜悅之色

那年春節(jié)，除了宰了家養(yǎng)的一只大公雞外，父親破例買了五斤豬肉，比往年多買了二斤。除夕的團年飯，魚是一定要有的，就圖個年年有余的吉利，只是，那兩條不足一拃長的干魚根本刺激不了胃口，倒是那一大盆蘿卜燒肉的香味在兩間土坯房彌漫開來，把一年一度的過年的味道闡述得淋漓盡致。

“媽，明年過年我們不買肉好嗎？”大約是十一、二歲的年紀(jì)，在一番大快朵頤之后，面對只有過年才能享受的肉的誘惑，此話出口也著實吊起了家人的另一種胃口。

“不買肉？那你想要啥？”在大家驚詫的目光中，母親率先問道。

“攢錢，買個收音機?！蔽沂怯袀涠鴣怼?/p>

母親沉默了，弟妹們倒是各自睜大了好奇的眼睛。

“那東西又不當(dāng)吃喝，來，吃肉。”還是父親對現(xiàn)實生活有一種客觀而尊重的審視。

每年的臘月，生產(chǎn)隊總要開一次總結(jié)會。那年的會議，父母讓我代表他們，只是反復(fù)交待，念到父親的名字時，一定要聽清并牢記。那是一個小雪紛飛的晚上，在生產(chǎn)隊的牛棚，昏黃的馬燈下，幾頭牛并沒有因眾人的到來而顯得些許的不適，照樣不緊不慢地咀嚼牛槽中用鍘刀鍘碎的干草。

會議的其他程序早已在記憶中消逝，當(dāng)會計念到父親的名字是，我倒是象兔子一樣把兩只耳朵豎的起來。我清楚的記得，會計在父親名字的后面，用的是一個“欠”字，停頓片刻，“一塊三毛四?！?/p>

我不知道“欠”是什么意思，我能做的就是如實的對父母作以匯報。當(dāng)我把“欠，一塊三毛四”這幾個字鄭重地讀出來的時候，我似乎看到母親的臉上掠過些許令人不安的云翳。

后來我才知道，正是因為這年我們“欠”生產(chǎn)隊的比往年少了些，父親才用他從每月兩塊五毛錢的民辦教師的酬勞中節(jié)下的錢，多買了兩斤豬肉。前些年，一個過年把肉用線串起來，每次來客都端上桌，卻只能看不能吃的橋段，就真實地發(fā)生在我的鄰居家里。鄰居有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兄弟，后來也考上師范，成了一名教師。在課堂上，他并不忌諱這個發(fā)生在自己身上近乎令人心酸的故事。

我對收音機的青睞也著實是在嚴(yán)重的精神饑荒下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

父親民辦教師的身份也還有些“特權(quán)”，學(xué)校訂了卻沒人看的報紙隔三差五地就能拿一撂回來，用糨子把報紙糊在墻上，既為了堵住墻上掉下的灰塵，也是為了房間美化的一種需要。在這些報紙完成自己的擔(dān)當(dāng)之前，自然要經(jīng)過我的“檢閱”。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對詩人郭小川的評論，它讓我頑強地記下了詩人郭小川的名字，以及對他評論最多的詩作《團泊洼的秋天》。那時根本沒有個人訂報紙的概念，也根本沒有個人訂報紙的經(jīng)濟實力，我只想有一臺收音機，來充實正在成長卻處于極度饑渴時代的心靈，也借以偷窺外面的世界。

以后的幾個春節(jié)，父母依然沒有采納我“過年不買肉，攢錢買收音機”的意見。畢竟，如此重大的節(jié)日，吃上肉是人們蓄謀已久的期盼，也是對家人對節(jié)日的尊重。限于當(dāng)時的經(jīng)濟狀況，收音機依然被列為奢侈品。

1981年，我?guī)煼懂厴I(yè)，分配在一所鄉(xiāng)鎮(zhèn)中學(xué)任教。從學(xué)校一個愛詩的老師手里，我借到了一本渴慕已久的《郭小川詩集》。于是得以完整地讀完《團泊洼的秋天》。郭先生的《青紗帳—甘蔗林》、《甘蔗林—青紗帳》、《祝酒歌》等令人蕩氣回腸的作品，讓我對文學(xué)、對詩有了切膚的敬畏。

這年的臘月，放寒假這天，父親特意來到我所在的集鎮(zhèn)辦年貨，我終于用自己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資節(jié)余下來的錢，花26元，買了一臺“長江”牌收音機。

回家的路上，父親用扁擔(dān)挑著打來的年貨，我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到最大，小心地掛上扁擔(dān)的一端，搖搖晃晃地一路走來，連太陽下的身影，都手舞足蹈，浸潤著喜悅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