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期，有關文物該不該“資產化”的話題可謂針尖對麥芒，在業界和輿論場引發諸多熱議。4月3日，《中國文物報》刊發《不可移動文物——從資源到資產》署名文章，強調促進不可移動文物資產化已勢在必行；在5月4日，該報刊載另一篇題為“文物不得作為資產來經營”的署名文章，針鋒相對地指出，“把文物當作搖錢樹，乃是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

不可移動文物究竟能否資產化？各有說辭，見仁見智。客觀地說，兩派觀點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基于不同視角的價值闡述。比如前者強調，“在有效保護不可移動文物本體及周邊環境的基礎上，通過合理評估資產價格，將不可移動文物用益物權部分權能推向市場”。很顯然，保護是資產化的前提。比如后者論證說，“把文物都變成資產經營，文物保護單位變成企業，國家文物系統變成國內最大的企業集團，豈不滑天下之大稽！”同樣的，也是強調對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才是傳承的永恒主題。

在保護成為價值共識的前提下，不可移動文物的資產化，似乎也是難以逆轉的趨勢。當然，我們不能以“存在即合理”的邏輯來自洽這個趨勢的合理性。但是，即便從規章制度或法律條文來看，文物資產化顯然不是洪水猛獸。比如《文物保護法》規定我國文物工作的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又比如《國有文物保護單位經營性活動管理規定（試行）》強調，“本著保護好、利用好、發展好文化遺產的原則”。可見，在保護之外，還有“利用”二字。換言之，文保工作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說后人在文物保護上除了保護就不能再有其他任何作為。

文物的資產化，就是有序利用的形式之一。這個既定事實，不是“潔癖式”保護能遮蔽得了的。一方面，文物保護僅靠一腔熱血不行，單單依靠基層政府更難。有數據顯示，全國2853個縣中單設文物局的很少，有近三分之一的縣甚至沒有文物保護相關的行政管理部門。這個時候，拒絕市場化、拒絕社會資本介入，對文物來說可能是滅頂之災。另一方面，文物資產化不是“文物賣身”，更不是監管部門撒手不管。部分使用權的有限資產化，并不意味著產權屬性的根本變化，更不意味著保護管理的失控與失范。如2009年以來，安徽省黃山市就以政府文物保護專項資金為引導，通過認租、認養、認購的方式，吸引社會力量參與古建筑保護利用，先后籌措資金50億元。江蘇蘇州等地，亦有不少實踐。可以說，資產化的文物，并未因此而在保護上出現巨大紕漏。

文物的利用與保護，亦非魚與熊掌的關系。當然，資產化的文物必須要把保護的功課做好、做足。文物確實不等于數字化的資產，老祖宗把文物交到我們手上，是為接續傳承。因此，文物的資產化之路，須慎之又慎，管理者與監督者須充分尊重其公益性與不可復制性，把保護放在首位、把安全視為圭臬，不出半點閃失、不能埋下隱患，以“保護第一”的原則守得中華文物的周全與安寧。

（作者：鄧海建，系江蘇南通廣播電視臺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