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月4日，九華立春祭在浙江衢州舉行。鞭春牛是九華立春祭一個重頭戲，是對農耕文化的再現。圖為兒童扮演的牧童，唱著《鞭春喝彩歌謠》，鞭打春牛耕作。 資料圖片

2月4日，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二十四節氣之一的九華立春祭，在浙江衢州市九華鄉舉行。異于以往的是，今年的立春祭已從傳統的民間儀式轉變為一個集歷史文化、民俗信仰、休閑娛樂、學術研討等為一體的復合型節日體系。這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熱議：中國傳統節日的生命力何在？我們又如何在急速變遷的社會中找到傳統節日傳承與創新的平衡點，從而安放大眾的文化自覺、安撫大眾的文化焦慮？

中國的傳統節日以歲時節日為主，是農業文明的伴生物，是受天候、物候、氣候的周期性轉換影響，在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具有某種特定風俗活動和儀式內容的時日。我國傳統的歲時節日有豐富多彩的節俗文化鏈，記載著祖先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與把握，顯示了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科技發展水平，也反映了我國民眾張弛有度、應時而作的自然生活節律。社會生活中，由于非常態的節日存在，才有了與日常的區別，人們在周期性的非常態體驗中獲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社會已逐漸被工業社會、互聯網社會所替代，科學話語的介入不斷地沖擊著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傳統節日創立和存活的原生態水土逐漸式微。用網絡流行話語來說，幾乎所有的節日都被過成了情人節和購物節。這句調侃隱喻了中國豐富多彩的傳統節日在當下步履維艱的原因——節日的同質化傾向嚴重。

不同的利益共同體，比如政府、社會資本、學者、媒體等在不同的目的導向下，積極推動傳統節日文化的復興，重塑民族文化自信。為了擴大傳統節日的影響力，“地方性”與“去地方性”的結合成為了當下地方社會復興傳統節日的最主要手段。比如在九華立春祭中，“地方性”指以向春神敬獻花籃、誦祭文、唱祭謠、鞭春牛等為核心的傳統祭祀儀式；“去地方性”則指以卡通角色扮演、春神冒險游戲、年糕制作體驗等娛樂性、消費性活動為主要內容的鄉村市集。

盡管“去地方性”的做法被一些學者批判為“偽民俗”，但是筆者認為，“偽民俗”不如“新民俗”準確，這是在原有的節日功能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情況下做出的積極調試，讓一些失去現代意義的傳統文化再發揮光與熱。需要警惕的是，這樣的做法僅僅是對瀕危傳統節日的“臨終關懷”，只能在短時間內起到作用。要想激活傳統節日文化的持久生命力，更需要重視文化自有主體的力量，充分尊重和發揮文化自有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力。

作為飲食文化、服飾文化、文學藝術、道德規范、民間信仰的集合體，傳統節日的復合性特點使其超越了時間限制，成為容納多種主體、多種社會資源的載體和運作領域的文化空間。在文化空間的多重參與主體中，文化自有主體——地域民眾是最重要的傳承者。地域民眾的認同何來？答案隱藏在節日的儀式感之中。

并不是只有傳統的、原始的儀式才能建構起我們對于傳統節日的儀式感，活態傳播和繼承往往能更好地滿足民眾的文化需求和生活需要。

首先，節日儀式的傳承應遵從活態性。正如鐘敬文先生所說：“節日，是民族社會生活中的創造物和傳承物。它是由于生活需要而產生的，是適應社會生活的發展而完善和變更的。”當節日發生的社會語境發生了轉變，其功能也應適應新的社會生產、生活機理和民眾訴求。春節作為目前生命力較強的傳統節日之一，其節日習俗的傳承與創新給予了我們復興傳統節日的啟發和經驗。自古以來，春節儀式的內容變化并不大，但形式卻日新月異。當下，微信紅包代替了紙質紅包，群發祝福代替了走親拜年……有人質疑這是削弱傳統儀式感的行為和現象，但這又正是不同時代背景下對原有儀式的傳承和發展。如果沒有這樣的創新和發展，原有的儀式不具備與時俱進、自我更新的功能，被淘汰、消亡也是正常的。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節日儀式的“本真性”“原生態”，不顧及當代社會的語境，傳統節日就無法嵌入當代民眾的生活。

第二，節日儀式的展演應重視公共性。一方面，節日文化通常是一個民族生活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儀式表達了地域民眾共同的信仰，具有創造民族集體感、社群歸屬感和群體認同感的作用和功能。另一方面，公共性來源于國家和社會的認同。在過去的20多年里，隨著國家對于傳統文化的重視，越來越多的傳統節日通過法定節假日的形式被正統化。

理想的傳統節日發展狀態是，利用節日儀式引發人們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思考，通過新儀式來解決當下的一些社會問題。比如今年支付寶推出的“集五福”活動中，新增了掃描親友的面孔和手勢來集福的環節，目的是讓大家能有更多的機會面對面地溝通，而不僅僅是沉溺于手機交流。這種利用傳統節日的時間和空間，憑借新的節日儀式來傳遞民眾情感、滿足不同社會需求的做法，是實現傳統節日經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