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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商報消息 2015年矛盾文學獎得主新作《望春風》問世

2015年，作家格非憑借“江南三部曲”以得票第一的成績摘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這一殊榮。今年6月，他的最新長篇小說《望春風》由譯林出版社推出。小說以1958年到2007年的儒里趙村“微縮”了江南鄉村的五十年時代變遷，通過人物命運、家庭和村莊的遭際變化，描寫江南鄉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和它可能的未來。7月22日，長江商報記者就新書《望春風》的創作心得電話采訪了格非。

在《望春風》里，格非用文字設置了許多隱秘的暗示。他說：“我通過《望春風》和前輩作家對話，當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說，還有喬伊斯、艾略特、福克納、普魯斯特等非常多的人。我可以開一個長長的名單，當然我覺得沒必要這么做，因為我對于那些具有很好文學修養的讀者懷有信心。”

格非說，對于自己這樣的人來說，故鄉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但是忽然有一天，這個承載著自己所有童年印記的村莊沒有了，讓他陷入了沉思。對于城市化，他說站在世界的舞臺上用歷史的眼光去看，這是一種必然的過程。

訪談

審視過去是為將來提供借鑒

長江商報：能談談您創作《望春風》的初衷嗎？

格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一次回憶老家的時候，突然想起來我記憶中的那個村莊竟然不存在了。原來回憶老家的時候，我會想起老家的村子，村里我的父母親，池塘、大樹、通向外面的大路，以及周圍許多相似的村莊，多少年來一直保持著這樣的模樣。這是我16歲以前以及上世紀80年代后多次返鄉看到的村莊。但是這樣一個村莊在2003年徹底消失了，我的父母親搬到了城市里一個封閉小區里去居住了。后來有一次我還陪母親專門回到那個村莊。村子已經搬遷一空，因為沒有進行商業開發，整個就是一片廢墟，四處是瓦礫，上面各種樹木長得非常茂盛，記得當時我還摘了一個桃子吃。這件事情對我觸動非常大，我就在思考村莊和城市的關系，為什么以前存在那么久的一個村莊會在2003年消失了呢？這就構成了我寫作《望春風》最初的動機。

長江商報：您在《望春風》里選擇上個世紀長達四五十年的這樣一個時間跨度來敘述，是對那個時代有特殊的感受嗎？

格非：兩個方面吧。一方面鄉村是一個載體，它承載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在里面，特別是風俗人情。另一方面這50年的跨度里幾乎濃縮了中國鄉村的一個裂變過程。我對這段歷史是熟悉的，對這個時間段里的村莊也是熟悉的。除了從小生活在這里，大學畢業以后也每年都回去，從無間斷，在上海工作的時候回去的次數還多一些。所以說我對生活過的江南這一帶的村莊相對來說是比較熟悉的，把這個時間段作為寫作的對象也就不奇怪了。

長江商報：《望春風》里主人公“我”的成長經歷和您在時間跨度上相吻合，小說里的“我”和您本人有什么聯系？

格非：小說里的“我”是一個完全虛構的人物，和現實中的我沒有共同之處。這不是一個非虛構的紀實作品，我的父親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也沒有到南京去生活的經驗。但是我把自己的許多生活經驗放到了小說中的“我”身上去。這種經驗不是原封不動挪移過去的，它是經過了變形的。所以把小說里的人物、事件和現實中的我去一一對號的話是不對的。

長江商報：《望春風》里有關鄉村的敘述都是您的故鄉記憶嗎？故鄉在您的寫作中占據一個怎樣的位置？

格非：這些鄉村的感受肯定來自我的童年記憶。對于任何人來說，童年記憶都是最重要的人生經歷。故鄉是生活在外的人專有的一個詞語。假設一個人一直生活在他的村子里，那他就沒有故鄉，那里就是他的家。我從小生活在這個村子里，考上大學之后離開這里，然后一直在上海、北京生活。因為我的父母一直生活在農村，我就要不斷地返回故鄉去看他們。這樣一個不斷返鄉的過程對于我這樣一個人來說就構成了最重要的一個符號。

長江商報：目前來看，中國從鄉村到城市的進程正在如火如荼。作為一個小說家，您是一個怎樣的態度？《望春風》里您是用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來表現這個進程的？

格非：這種進程是一個歷史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必然的過程。畢竟鄉村的農耕生活已經不能滿足于今天人們的需求，它需要有一個向城市化進程邁進的過程，從這個世界歷史來看這也不是一個偶然現象。我正好趕上了這個從鄉村到城市轉變的時代，也有興趣去描述這個轉變。可能每個作家在這個過程看到的東西也不一樣。當然我也會去考慮傳統鄉村與城市之間的關系，當我們回過頭來去審視過去的時候，其實更多的是希望為我們的未來去提供一種可以參考借鑒的東西。

劉 勇

男，筆名格非。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憑借1980年代發表的小說《迷舟》、《褐色鳥群》成為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2014年以其中篇小說《隱身衣》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2015年以其“江南三部曲”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