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白瑪央金 走過神山 向往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800多名新兵走上了青藏高原。這些戰友后來有的犧牲了，有的留在西藏工作了，更多的則退伍轉業了，現在還留在部隊的只有我和另外一個戰友。那時，我們的任務是修筑青藏公路。后來又轉戰黑昌線、川藏線、中尼線、新藏線，足跡幾乎遍布整個西藏。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時就暈倒了，過了很久才蘇醒過來。后來翻越的次數多了，漸漸有了抵御高原反應的能力。有一次，我站在唐古拉山口那塊寫有“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讓戰友給我拍了一張照片，我在照片背面寫下一句話：“唐古拉在我腳下！”當年修路時，我們不時會在路邊看到一些散亂的骨頭，老兵告訴我們哪些是駝骨，哪些是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會帶著我們用鐵鍬悄悄掩埋。老兵說，那些很可能是當年老一代進藏軍人的遺骸。從那時起，我感覺腳下的公路有了溫度，有了生命。進藏的路上，幾乎每一公里都有一個軍人的忠魂在守護。30多年來，我先后40多次進藏，每進一次西藏，我的靈魂就會得到一次凈化、一次洗禮。

我如同虔誠的圣徒，用滾燙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們朝圣的是神靈，而我朝圣的是長眠在雪山上的戰友們的英靈。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艱難與死的容易。在西藏，我經歷過多次生死劫難。這些劫難，后來都成為我生命中的一筆寶貴財富。我將這些劫難概括為7種死法：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度，我幾乎凍死；為了給駐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樣，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13.5小時，徒步58公里，繞著岡底斯山的主峰岡仁波齊走了一圈，幾乎累死；在黑昌線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黃豆，我幾乎餓死；在阿里無人區夜渡冰河，冰層突然坍塌，車子陷進河中，我幾乎被淹死；在川藏線怒八段遭遇山體崩塌，我幾乎被砸死；我在西藏得過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邊乘車行軍，邊手舉吊瓶自己給自己輸液，輸到再也輸不進去，后來病情惡化引起肺水腫，幾乎病死；在聶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嶇的山路上，車子的一只輪胎突然跑掉了，幾乎翻車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難不死，活了下來。

與那些犧牲了的戰友相比，我無疑是幸運的。他們走了，我還活著。我不寫他們，誰寫他們？于是，我將自己的經歷和戰友們的故事，變成了《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父親的雪山，母親的河》《西藏，靈魂的棲息地》《雪祭》等作品，其中《一路格?；ā犯木幊闪?0集電視連續劇，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我在頒獎典禮上說：這個獎不是頒給我一個人的，而是頒給我和我戰友們的！這些書也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是我和戰友們一起寫的，我用手中的筆，他們用青春、鮮血乃至生命！

我先是寫西藏，后來是畫西藏。西藏是我創作的源泉和主題。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別人家過年有姐姐剪窗花、貼窗花，我沒姐姐，沒人剪窗花，我只好拿起畫筆畫窗花。畫南瓜，畫玉米，畫魚蟲鳥獸。上小學時家里很窮，沒有買顏料的錢，而且父母也很反對我畫畫，我就利用暑假挖藥材、逮蝎子、捋柏籽，賺來上學和買顏料的錢，放學后關起門來胡亂畫上一氣。后來備考大學、投筆從戎，為“四個兜”(那時軍官才穿四個兜)而奮斗，“東北西走風為馬，南征北戰筆作槍”(我給自己寫過的一副對聯)，再也沒有摸過畫筆，三四十年沒有畫過一幅畫。直到2010年，有個朋友自己開了一家書畫院，請我題匾額，三番五次催要，被逼無奈，我才買回筆墨紙硯，硬著頭皮完成了任務。但是家什既然買來了，放著也浪費，便又開始胡亂涂抹。畫什么呢？當然是畫自己最熟悉的西藏。

我畫畫無宗無派，與天為徒。人在軍旅，東奔西走，不可能有條件和機會拜師學藝，只能抽空讀帖讀畫。這樣也好，博采眾法，歸于無法。我以為，無論“師古人”，“師造化”，皆應“師心不師跡”。石濤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之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這話很有道理，我很喜歡。文人字畫講究筆趣和意境，強調一個“魂”字。這些畫在行家眼里也許不夠水準，但皆“發我之肺腑”，畫的是我眼中的西藏、心中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