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國文學：新語境中的人道、啟蒙與“國民性”

阿來

須一瓜

路內

雙雪濤

　　當下中國社會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國人要解決的不僅僅是物質主義與精神生活，更糾纏在對于鄉土社會、現代社會和各類新媒體信息茫然與辨識的混沌之中。與此同時，深度植入日常生活經驗三十年的中國文學，也在2015年修生養息的平靜中呈現出了新的特質。

　　“時代新人”與常態社會的現代人格

　　“人的文學”和“人道主義”分別是上個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中國文學提出的重要問題。在生活欲求獲得基本滿足的條件下，現代中國人終于可以在非戰爭、非饑荒、非政治斗爭的社會語境中開始“現代人”的選擇，這也是現實生活對于中國文學提出的新命題。

　　新寫實以來近二十年的當代文學，更多在個體庸常經驗的生活層面回應市場經濟時代的物質和欲望表達，先天設定這種生活狀態的合理性，通過削平深 度、消解崇高來解構曾經異常強大的詩道傳統和政治意識形態對于文學的干預，同時也不自覺地遠離“人的文學”及其人文傳統——文學多是“時代庸人”的一地雞 毛，“時代庸人”成為文學所建構的“中國人”自畫像，群體性的功利主義和矮化人格竟然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共識。隨著常態現代社會的日漸形成，更多中國作家 開始反思“時代庸人”與個體人格、時代精神之間的關系：現代個體該有著怎樣獨立自主的選擇和判斷？如何在新的社會政治文化情境中建構“時代新人”？本年度 的幾位“時代新人”體現了中國作家對于中國人現代人格精神的文學想象，同時也表達了中國作家對于“人的文學”和“人道主義”等重要文學命題的重新思考和現 實回應。

　　阿來在中篇小說《三只蟲草》里，借助藏族少年桑吉，闡釋了一個大的轉型時代，中國個體所面臨的普遍困境——物質主義來勢洶洶又和實際生存境遇切 實相關，宗教靈性和現代知識文明還遠未相輔相成，個體該如何選擇自己踏實可行的未來？又如何給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啟蒙與心靈的安適？這種困境溢出了城市或 鄉土經驗對于個體人的限定，在一個更為遼闊的層面為時代構建一個靈肉皆備清新剛健的少年新人。阿來表達了信息時代科學依然為人類孜孜以求，同時又剝離了工 具理性的權威性，穿透時代的浮華進入到對于“人”的宗教、文化更深層次的內省。

　　石一楓則塑造了現實生活的傳奇人物安小南。安小南在日常層面是平淡無奇的，甚至于是一個非成功人士，但他無疑抵達了無數當下庸眾無法企及的人生 高度——有所選擇的生活，從而獲得一個平凡現代人活著的尊嚴。當時代庸人們以俗世的眼光和機巧在城市中麻木生存的時候，安小南就是那個試圖從沉淪肉身和墜 落靈魂中超拔的西西福斯。

　　在荊永鳴的《較量》中，主人公鐘志林終于從灰色小知識分子的命運悲劇敘事，轉向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世俗權力生存網絡的較量。這個人物之所以重 要，不在于他是否贏得了這種較量，而是在于中國知識分子以個人良知和道德開始反省犬儒生存和鄉愿冬烘。在沒有理想主義、政治信念乃至宗教信仰的支撐下，人 何以為善，何以判斷善與惡？如何自律和寬容？現代人文主義和理想啟蒙是否依然有效？作家在有傾向性的價值判斷中敘述了一個和現實邏輯抗爭的中國現代智識分 子形象。這一形象在當代文學中的確屬于稀缺物種。

　　“好好活著”與人道主義內涵的延展

　　本年度的文學文本以“慈悲”呈現出對于人和歷史內在和解性的解讀。如果說上個世紀以來的傷痕、反思文學是控訴活著的苦難和不公，那么同樣的題 材，當下的敘事則轉入對于生存自身的悲憫和寬容——“好好活著”成為人道主義新的內涵和意蘊。中國現當代文學對于灰色小人物的敘事，作家更多是以同情的筆 調敘述被壓抑個人的沒有尊嚴的生存，《駱駝祥子》堪稱代表作。與此同時，沈從文、汪曾祺筆下中國鄉土中的尊嚴和性情在當代歷史和當下情境中又僅僅是一個文 化的隱喻。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否就真的沒有可能去建構有尊嚴、有擔當、有心胸的小人物？這的確是一個難題。

　　路內的《慈悲》則提供一種敘寫灰色小人物的新路徑。《慈悲》呈現出對于上個世紀工人群體生活經驗的透視與剖析，體力勞動者的盲目和本能沖動呈現 出路內一貫邊緣敘事的風格。然而，在動物般糟糕生存的同時，作者又賦予水生和師傅堅韌靜觀中的寬厚與體諒。這是中國青年作家開始用一種同情之理解的筆調來 敘述和自己異質的生存樣態，在這樣的敘事中，時代新人水生正是在對于他人“不能好好活著的”堅韌同情中，由現代個體的孤獨荒涼走向人道主義。

　　女性在近三十年的文學想象中被欲望化為一個個扭曲變形的符號，從紅顏禍水到玉體橫陳，從妻妾宮斗到職場小三……寫盡了“女”和“性”，卻沒有寫 大多數女性在這個時代付出最多的事情——好好過日子。張策《宣德爐》中的女主人公張麗蕓不斷重復一句話：好好過吧。“過”字裹挾著太多的意緒和情感，對于 大多數無法傾訴苦難的人來說，沉默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隱忍那種埋藏在心里的苦難才叫堅強，這種隱忍讓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嚴和歷史感。張麗蕓是舊時代的姨 太太，屬于灰色小人物的底層，正是這樣一個女性在極端政治化的年代，以自己的堅韌和聰慧在重重苦難面前完成了屬于個體精神的歷史存在感。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是中國青年寫作又一個令人驚艷的文本。現實和歷史是扭曲糾纏的雙面透視鏡，作者更多是通過倒轉的望遠鏡來敘述暴力與苦 難，現代個體在人性救贖的路徑上依然可以有所作為，這種作為關乎智識，更關乎心性。雙雪濤筆下的“時代新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復歸了1980年代人道主義 的文學傳統，又有著中國古典美學哀而不傷的韻味。

　　“社會問題小說”與文學重張啟蒙之實

　　大眾文化時代，新媒體讓地球人幾乎同步獲知最新資訊，然而人類最恐怖的事件也僅僅維持幾天的熱度，就會被新的事件所替代。每一個人都會很快迷失 在新的問題中，從而對被刷過屏的舊問題熟視無睹。由此，新媒體盡管有著迅捷和海量的優勢，依然無法直擊社會問題深層的精神困境與人性維度的復雜性。文學作 為個體手工勞動具有“慢”的特質，這恰恰可以對當下的社會問題進行沉淀、打撈和梳理，從而站在一個更為人文的高度和以藝術的方式去重新呈現時代精神病癥和 時代問題。敘事文學以反觀世道人心和時代精神氣質為己任，所謂以文學的面目觸及社會問題，以文學之名張啟蒙之實。

　　相對于百年前的“社會問題小說”，當下文學更多面對的是傳統與現代轉型裂變中道德倫理和價值失范的中國人及其精神困境。飲食男女是中國世俗社會 最重要的現實問題，而恰恰在最根本的食品安全、老年化、婦女婚姻和智障邊緣人群中，社會問題更為突兀，其所暗含的精神文化問題就更加讓人不安。須一瓜的 《別人》通過女記者龐貝揭示出觸目驚心的食品安全問題之下，每一個“生活在別處”的人是如何回避自我、他者真實的生存狀態，從自欺與欺人延伸到個體與群 體、個人與體制之間的傾軋與傷害。在當下的商業環境中，東西方文化中的“童叟無欺”和“契約精神”竟然都了無痕跡，這無疑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觀心自省。于懷 岸《原路返回》從老年人個體的角度，去反思現實生活中如何“向死而生”的問題。面對著失落精神寄托的老病生活，中國老人們無力地抵抗著死亡黑暗的壓迫。姚 鄂梅《傍晚的尖叫》描述了老年婦女窮途末路的婚姻和精神狀態，帶著急迫中的狼狽和辛酸，卻有著一股堅韌中的硬氣和悍然。弋舟《我在這世上太孤獨》揭示了當 下幾類空巢老人生活上的孤苦無靠或精神上的孤獨無依。對于一個有著父慈子孝傳統倫理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文理想的中國人來說，老無所依和老無所養就不 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一個關于文化精神命脈的誅心之痛。申劍《白衣勝雪》借醫患題材提出了一個“信”與“不信”的問題，醫患關系問題歸根結底關乎功利主義 的人際關系，而其本質則在于人對于活著之上的“善”和“道義”的“不信”。醫者仁心依然是建立在醫德為先的基礎上。

　　現代文明讓更多的普通人獲得教育和知識，從蒙昧走向心智的清明和理性的成熟。然而對于智障人群來說，他們的生存境遇決定于社會對待他們的態度和 方式，一個社會對待智障群體的態度實質上折射出人們真正的文明程度和教養水準。鐘求是《找北京》、孫頻《圣嬰》和雷默《傻子和玻璃瓶》通過對于智障者精神 情感狀態的摹寫，還原了他們作為“人”的欲求，也透視“他者”對待智障者的不同鏡像，提供了對于人性更為豐富的觀察和考量。

　　中國人當下的婚姻狀態依然是暗流涌動，婚姻暗疾往往是社會隱疾最好的注腳。川妮《暗疾》和艾瑪《有什么事在我身邊發生》深入人性幽暗隱秘的路 徑，從婚姻暗疾觀人心的荒涼與頹敗。雨樺《母女》塑造了一個享樂主義女性梅姐，恰恰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出當下女性極其有限的精神生長能力。梅姐漂浮在當下 的婚姻和日常之中，身形在享樂主義中日漸委頓，精神之荒涼則如游蕩在荒原的鬼魅。當下婚姻暗疾和女性精神的困厄在于更為深廣的社會經濟文化原因，當資本和 傳統男權一起向女性和婚姻全方位侵入的時候，女性及其婚姻則陷入更加復雜困厄的境地。

　　城市經驗、鄉土懺悔與“國民性”問題的再敘事

　　嚴復最早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批判中國國民性：“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魯迅一代延續著中國啟蒙運動的思想 軌跡，著力于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深度摹寫和反省。當下對于城鄉生存經驗的摹寫并非在于批判性的揭露，而大多在同情之理解中探討國民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層問題， 這也可謂是現代文學“國民性”問題不同方式的延續。無論怎樣的國族與社會，接受功利主義生活邏輯的人往往淪落為心理陰暗、勢利逢迎、暗箭傷人的庸眾與小 人，實在如嚴復所言“作偽和無恥”。這種現象原本很正常，不正常處在于對于這種“作偽”的寬容和對于這種“無恥”的麻木。本年度幾個文本集中探討了職場生 活對于人性的侵害，表達的卻是當下中國人對于現實生存功利主義的懷疑和批判，從而凸顯出對于重構現代中國國民性的文學想象。尹學蕓《士別十年》提醒當下深 陷職場的閱讀者：當辦公室政治對人性進行侵蝕的時候，個體自我是否有過掙扎與反抗？在這個文本中，中國人面對所謂現代日常的兩難和尷尬以追問的方式呈現 ——世俗的成功是否以喪失常識和常態生活為代價？當下國民的劣根性恰恰是流行的精致利己主義，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自知嗎？李治邦《辭職》題材老套，所提 出的問題在于現代個體人面對職場和官場的職業倫理和操守。小說建構了一個選擇個體自尊的現代人形象，從而在文學想象的層面對深陷被動生活的懦弱者們施以精 神的援手。少鴻《石頭剪刀布》則彰顯了更多中國庸眾的生存現實，這些人不再是無知無識的祥子們或老潘們，他們知道自己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但是卻懶惰、軟 弱，在渾渾噩噩的慵懶狀態中也會涌起麻木中的自省與抗爭，但是最終會被強大的現實生活所裹挾，默默退回庸常的沉淪中，無力自拔。然而，這種妥協中的自省和 微弱的反抗依然給人以人性復蘇的希望與光亮。

　　本年度鄉土敘事依然有力。在鄉土倫理和價值坍塌的裂變中，新鄉土敘事更為重要的是提供了鄉土人物自身主體性的反思能力，中國國民性終于開始在鄉 土個體中生發出自我的覺醒和對個人自尊的維護(當然不能否認更大范圍麻木狀態的存在)。楊仕芳《而黎明將至》以懺悔意識驚醒鄉土敘事沉重的倫理重負，給予 鄉土人物以人性的自覺和尊嚴。陳繼明《芳鄰》重新敘述當下農村中的“失敗者”形象，其重要意義在于對農村巨變時代的失敗者予以足夠的理解與尊重。楊鳳喜 《玄關》以一個輕巧的象征，隱喻這個時代城市與鄉土之間的隱秘關系和撕裂的痛感體驗。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間深刻的隔閡內化到父子之間無法溝通的文化異質 感，同時深深刺傷無法隔絕的血脈親情。“我”——一個接受現代教育、生活在城市的小知識分子，因為鄉土血脈和農民兒子的身份，錐心地傾訴了作為一代人的懺 悔和哀傷。

　　“寫實與先鋒”的困境與青年寫作的難點

　　新寫實以來對于現實生存無間離的敘寫風格一直是當下文學寫作非常重要的一脈，這類寫作以傾訴療傷的方式低吟生活之下的具體疼痛。本年度大量文本 依然屬于這一類，例如姚鄂梅《天際花園的私房菜》、孫頻《無極之痛》、彭敏《北京歡迎你》等等，這些作品依然將筆墨集中在都市生活的漂泊感和無根性。十年 前，這類文學敘事承擔了中國社會新生存經驗的文學摹寫功能，其代表作品為《跑步穿過中關村》等。然而，十年之后，重心依然在于物欲的鋪敘表達，便很難在精 神性層面進入更深的維度。

　　1980年代先鋒文學培養了一大批作家先鋒實驗精神的寫作趣味，先鋒文學終結，然而先鋒探索始終沒有停止。本年度依然有著一批作家熱衷于探討和 日常經驗間離的人及其生存樣態。曹寇《在縣城》、武歆《比利時藥水》、哲貴《范老板的槍》、鬼金《鳥的禮物》、女真《一手好牌》和馬笑泉《荒蕪者》等，都 是和日常經驗有間距的創作。這種間離試圖在現實經驗之外撕開一條生存的裂縫，讓個人性話語和對于世界更為隱秘的感受滲透到同質板結的庸常經驗之中。這些人 無限延長的青春期特征讓他們脫離日常生存軌跡，在一路自我任情的路子上顯示出某種讓人唏噓的個人化精神特質。然而，有別于上個世紀80年代這種打破陳舊日 常規范的先鋒性，當下這類秉承先鋒余續的寫作，最大的困境在于如何處理個人化經驗的逼仄與時代整體性經驗的駁雜豐富，個人化的精神特質如何與時代精神氣質 找到真正的契合點。

　　無論是“寫實”還是“先鋒”，這類寫作大多是年輕寫作者，當下中國青年寫作者與古典時代詩學傳統斷裂，寫作既無法家國天下，又無法真正做到自娛 自樂。青年寫作仍需從個人化走向時代整體性經驗表達，從地域的民族抒情走向國際的民族精神建構，從現代中國人當下的生活走向人類精神價值譜系的思考與表 達。

　　抗戰勝利70周年與宏大歷史敘事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歷史大背景下，抗戰題材文學創作成為本年度矚目的焦點。通過對于二戰中國戰區歷史的重新敘述，無疑會加深中國當下寫作對 于歷史和人性雙向的深度思考。抗戰文學敘事在深廣度上繼續延伸，虛構與非虛構作品都呈現出對于中國軍隊和中國人在二戰中地位和作用的重新思考，且在新的敘 事方式中表達對戰爭中的人與苦難新的體認。 

　　報告文學方面，有王樹增《抗日戰爭》、徐錦庚《臺兒莊涅槃》、何建明《南京大屠殺全紀實》、余戈《1944：松山戰役筆記》和《1944：騰沖 之圍》等等。這些作品以歷史資料為經緯，重新建立起一個充滿硝煙戰火的敘事時空，讓歷史在漢字營造的真實情境中得以再現和延展。小說創作方面，范穩《吾血 吾土》、何頓《來生再見》、常芳《第五戰區》、卻卻《戰長沙》，蔣巍《血色國魂》等等，以文學的想象建構起大歷史觀照中的戰爭和戰爭中的人，讓人在歷史中 成為活色生香的個體與群體，在人物塑造和歷史情境的打造上都顯示出了獨特的視角。

　　茅獎的象征寓意與當下長篇小說的困境

　　2015年恰逢先鋒文學30周年，本年度先鋒寫作的兩位代表人物格非、蘇童以非先鋒寫作的長篇小說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似乎暗示著上個世紀 80年代先鋒文學的真正終結；王蒙獲獎無疑標志著1950年代與1980年代文學傳統式微中的微瀾；金宇澄《繁花》則暗示著中國話本小說傳統和敘事方式在 新媒體時代某種程度的復興。

　　本年度長篇小說創作呈現出無序的繁榮，也踟躕于重重困境。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好長篇小說最基本的評價標準依然沒有共識性判斷，這也凸 顯了當下批評理論界對于文本研究和批評文學性界定的局限和無效；中國經驗敘事如何面對日漸式微的鄉土傳統和人倫規范，在呈現坍塌鄉土的文學想象中如何進入 現代性敘事的內省和觀照；中國當下城市經驗駁雜豐富，個體經驗逼仄同質，作為個體該如何呈現豐富駁雜的城市經驗又能在人性的維度抵達悲憫；從傳統到現代的 轉型時期，中國作家該如何重新思考西方敘事傳統與中國話本源流的異同與流變。

　　最后還需提及中國科幻文學。本年度因為劉慈欣熱而引發了中國科幻文學熱潮，華語科幻文學異軍突起，在相當寬泛的意義上賦予中國當代文學闊大遼遠 的宇宙意識和對于現世生存本質的深刻反省。這種熱潮不僅僅反觀了當下類型文學寫作在中國的勃興，更為重要的是提醒更多的寫作者：寫作非但要有家國天下和全 球意識，還需縱觀宇宙時空和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精神境遇，這樣才有可能真正構建大格局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