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綜述:建構中國文學格局的“新常態”

　　新觀察·年度綜述

　　建構中國文學格局的“新常態”

　　□張  檸 等

　　2015年的中國文學，有佳作問世、有盛事 發生，許多新的趨勢性元素也已經浮現。中國文學的“混合動力機制”作用愈發凸顯：一方面，在文學的自我生產領域，作品創作和理論批評都持續活躍；另一方 面，國家政策的引導力度在不斷加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于發表一周年之際全文公布，新一屆“茅盾文學獎”也于年內評定頒發。此外， 資本市場深度介入文學創作，繼續刺激著類型文學的發展，并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運行模式，類型文學的創作也隨之出現了許多新變化。三股力量各有側重的同 時也在滲透交融，共同建構著中國文學格局的“新常態”。

　　張  檸：今天討論的起點，需要扣住文學生產、資本市場、國家政策這三個大的方面對文學生產的影響，盡管它們并不是2015年所特有的文學話題，但卻是我們對一個年度文學進行總體回顧的基本維度。

　　在這個框架之內，我們發現2015年長篇小說創作出現了新動向，特別是敘事形式的變化及其可能性；中短篇小說創作出現了經驗多樣性；詩歌語言出現了微變或新變；類型文學的傳播和生產機制也在發生改變等。

　　其中兩個問題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第一 是長篇小說的形式問題。長篇小說的現實主義回歸顯示出中國傳統敘事的種種特征，比如故事的傳奇性、民間傳說、故事因果關系強化，敘事中的“重復”，話本小 說語言等等。此外，用“有效性”概念處理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系，包括中心經驗和邊緣經驗、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的矛盾，這從今天長篇小說的總體創作狀況來 看，應該是合適的。這種回歸本身也是形式探索的疲憊而必然出現的一個結果。第二是關于類型文學本身的總結。不是簡單地將它視為“通俗文學”就予以否定，而 是將它作為一個值得重新對待的問題加以探討，或者說使之重新成為問題。尤其是從類型文學的內在形式切入，分析它的生產機制和傳播機制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 這種跟市場關系密切的類型文學，它的生產動力恰恰跟外部是有關聯性的，這種關聯性是什么，需要我們總結。

　　1 敘事問題：回歸傳統壓倒形式實驗

　　于文舲：2015年文學中的一件大事是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揭曉。5部獲獎作品是近4年中國長篇小說創作實績的代表。總體來說，這些作品無論在內容 還是形式上，都偏向傳統。作家與某片大地的情感關聯，賦予小說內容上的超越性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再加上人文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厚重底色，形成了一種比較經典 的寫法。類似的特點同樣出現在今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之中。今年幾部重要的長篇小說，在敘事上明顯地表現出向傳統回歸的特征。

　　小說向傳統回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就是注重故事性，并建立起一種特有的“講述的語調”。遲子建《群山之巔》描繪邊地小鎮的故事，在那個相對 封閉的小世界里，作者塑造出一系列詭異變形的人物形象，在他們之間，有殺人強奸案、逃亡與追捕、情感抉擇、陰謀與揭秘等故事性要素，這樣建構起來的小說， 讓我們聯想起古代的“奇書”傳統。東西《篡改的命》故事更加連貫，它講述的是兩代人的命運，敘事表現出極端化、戲劇化的特征。所謂的“命”，本身就是我們 文學傳統中故事建構的重要方式，小說用夸張甚至調侃的語言講述一個原本沉重的故事，也很有話本和說書的味道。“回歸傳統”的另一種方式，就是線性結構的弱 化，取而代之的是復沓回環、東方套盒、“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等古老結構。李杭育《公豬案》就是這樣一個很有意思的文本，小說采用時空交雜、往來穿梭的方 式，通過相似的要素，把三個時空的故事捏合在一起。

　　以上涉及的主要是古典傳統，而今年小說所回歸的也包括現代傳統。例如嚴歌苓的《床畔》，就是借用了“革命加戀愛”模式的變形。一個更重要的“現 代傳統”是現實主義。今年關注現實、書寫現實的作品不在少數。劉慶邦《黑白男女》、陳彥《裝臺》和路內《慈悲》等，都是將小人物的人生故事與人道主義情感 關懷結合起來；王安憶的《匿名》大致屬于現實主義混合現代主義的寫法。

　　當然形式的出新也沒有消失。比如周大新《曲終人在》以“寫傳記”和“采訪記錄”的形式來處理官場、反腐題材；須一瓜《別人》借助媒體記者工作的 特殊性，涉及了諸多社會熱點話題。傳統回歸的趨勢已浮現多年，它在今年體現得格外突出。其實，就文學形式而言，新舊并不是根本問題，關鍵在于它是不是有 效。如何處理傳統資源、如何運用傳統形式于當下經驗書寫，這才是更重要的、“舊”中見“新”的問題。

　　梁  豪：與長篇小說一樣，今年的中短篇小說仍以現實主義書寫為主，大膽的形式探索和語言實驗不多。在先鋒文學30周年這樣一個節點來看當下的現實主義寫作，仿佛見證了一場輪回。

　　今年較為出彩的中短篇小說，大多在此有著明顯的問題意識。它與整個時代的氣息和癥候聯系密切，同時關涉到作家對現實經驗多樣性與復雜性的捕捉方 式。有的直擊社會道德狀況，如石一楓的《地球之眼》、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馬金蓮的《一抹晚霞》、荊永鳴的《較量》等。在這些小說中，“小人物”成 為面對社會問題時最強有力的“發言人”。有的關注現代人的身份焦慮，例如王蒙的《仉仉》、劉心武的《煤球李子》、陶麗群的《母親的島》等寫老齡群體的身份 焦慮，陳再見的《回縣城》、陳倉的《墓園里的春天》等寫城鄉的身份焦慮。還有的與“全球化——全媒體”的時代大潮有關。在陳謙的《無窮鏡》、苗煒的《面包 會有的》等小說之中，頻頻出現新的名詞術語、邏輯方式乃至表達方式。醫學、科技、國際貿易等跨學科知識進入小說，為文學表達帶來了新鮮的語匯和邏輯。人物 內心情感世界的變異同樣重要：葛亮的《不見》中，道貌岸然的鋼琴家，實際上是囚禁性奴的變態；魯敏的《三人二足》則設置了一個“戀足癖”的套子。這些青年 作家，正在講述更激進、更新奇、更復雜也更個性化的情愛糾葛。“情愛”這個老話題，在這里很容易擦出新的火花。

　　2 經驗問題：現實社會與當下生活

　　李  壯：總體而言，針對當下經驗進行寫作，無疑是今日中國文學的主流；就處理方式而言，這個主流之下又可大致分出兩條支系。一是“打鉆頭式”：抓住一個點一直 往下打，下狠勁往深處挖；二是“滴墨水式”，如同在吸水紙上滴一滴墨水，它散得很開、很自然，呈現出一種彌散的狀態。

　　第一類的典型就是《篡改的命》和《地球之眼》。小說以一種強硬的姿態，對充滿問題的現實社會猛攻；但同時作者也在不斷地增加文本內在的復雜性， 來軟化這種“直”和“硬”。《地球之眼》中，石一楓思考的不僅僅是如何好還有“什么是好”。這就變成了一個道德的問題，形成了一種對讀者的精神拷問。《篡 改的命》寫的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或者道德的問題，而是深入到了血緣和文化倫理的領域。他的問題既不是“如何好”、也不是“什么是好”，而是“我到底好了還 是沒好”。從這里我們能看出一個趨勢，就是這些尖銳、直接、線性推進的作品，正在努力增添自己的復雜性，這種趨勢仍讓我充滿期待。

　　第二類“滴墨水式”的寫作，典型者包括顏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任曉雯《生活，如此而已》和趙志明《萬物停止生長時》等。在那種碎片化、彌散 化的經驗中，他們試圖捕捉當下生活的氣息。這里面也存在問題，比如說雷同感和模式化。以任曉雯的新長篇《生活，如此而已》為例，當作者書寫一個“80后” 的童年記憶時，任曉雯的松弛感和語言靈氣展現得淋漓盡致；她能夠通過個人化的細節，展示出微妙、細膩的情緒經驗。然而書寫一個當下社會中常見的小人物的失 敗生活時，她的文字卻失去了辨識度。這是當前小說寫作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當大量作家一頭扎進這種當下經驗和都市生活細節之中，他們自己的光澤會被磨損， 并且很容易陷入一種模式化、習慣性、充滿安全感的腔調之中。

　　行  超：近幾年我們一直在討論“70后”、“80后”作家的崛起，2015年同樣延續了這樣的趨勢。這一年我們看到的優秀中短篇小說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 他們之手。總體上看，“70后”、“80后”作家所寫的大部分是城市題材，好的城市文學，書寫的絕不僅是城市的生存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凸顯城市人的價值 觀、精神狀態和他們靈魂深處的問題，這問題是人在擺脫了物質困擾之后出現在精神領域的，是都市文化獨有的，與農耕文化和農業社會有著明顯的區別，比如孤 獨、憂郁等等。前幾年我們所謂的城市文學，寫的基本上是小鎮青年或者城鄉結合部的生活，大家熱衷于寫所謂的“底層”，好像越苦、越慘就越好。而2015 年，這樣的作品似乎沒有那么多了。幾部不錯的作品，比如石一楓的《地球之眼》、弋舟的《我們的踟躕》、金仁順的《紀念我的朋友金枝》等，都是寫普通城市人 的生活，小說中所呈現的城市人的心理狀態和精神問題，事實上也是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會遇到的，這樣的城市文學值得我們繼續期待。

　　與之相對的，在描寫鄉村現實方面，羅偉章的《聲音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本。小說以聲音的消逝與變遷來寫鄉村的發展變化，與此前書寫鄉村歷史變 遷這一題材的作品不同，羅偉章跳出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窠臼，在表現農村空心化等現實問題的同時，也對落后的鄉村文明進行了反思，進而肯定了歷史進步的合理 性。這些作品面對現實，選取了不同的視角和立場，為書寫現實社會開辟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所謂現實經驗也可以很豐富、很多元，惟其如此，才是真正的現實。

　　張  檸：我們一直在強調經驗表達的中國化、有效性等等，實際上這并不像一個文學話題，它是一個策略，即怎樣表達才能有更好傳播效果的策略。有人說現代主義文學 是精神衰變時代的衰變人物問題史，這實際上是一個很悲觀的命題。我們今天的文學呈現了太多黑暗的東西，但黑暗中的人們需要的是光亮。文學怎樣立足于藝術本 身而呈現出那種精神的光亮？這是我們期待的東西。如果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問題、對這個時代的黑暗很敏感，我們可以理解；但如果看到的全是黑暗，那么這雙眼睛 肯定也是一雙黑暗之眼。真正好的文學，它一定是提供光亮的東西，這種光亮并不是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而是靈魂賦予我們的，是靈魂對時代黑暗不認可的一個結 果。它可能是天外來物，也可能是作家的想象和靈感，或者是作家不認可“天命”的結果。作家為什么在卡萊爾筆下會成為英雄呢？就是因為他的筆、他的詞匯、他 的形式是不認可黑暗的。但這種光亮本身，一定要是一種藝術形式、藝術想象，是要屬于藝術本身的。

　　3 類型文學：新的文學生長點

　　李今玨： 2015年類型文學繼續吸引著來自各個方面的關注，創造著一個又一個新穎的熱詞。本年度類型文學作品開花結果、社會效應廣泛和生產機制大規模建設的常規特征之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態勢。

　　首先，是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對于類型文學的雙重介入。2015年，IP改編電視劇《花千骨》《瑯琊榜》的火熱，再次讓我們見證了類型文學的廣泛 的社會影響力。在這種背景下，主流體系對于網絡文學的整體態度開始由以往的輕視、拒斥轉向引導、規范，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網絡文化傳播的運行管理中來：國家 機構出臺相應政策支持引導網絡文學、主流媒體注資打造電子閱讀平臺，主流評論界也越發重視網絡文學研究。在商業領域，互聯網巨鱷注入巨資，試圖將類型文學 納入全媒體產業鏈運營。在政治和商業兩大力量的雙重強勢介入下，網絡文學面臨著自誕生以來最大的一次整編，主流力量和資本力量都試圖建立自己主導的規范體 系和評價標準，并已經開始著力打造模范作品。兩大力量之間也在互相協作交融：主流媒體欲借助資本的力量打造資源平臺，商業集團也需要主流的認可以實現作品 增殖。

　　以上態勢將使網絡文學的創作生態和文本風格發生變革。首先是網絡文學的扁平化發展。在泛娛樂化的體系內，文學作品只是整個商業流通鏈上的一環， 文學所倡導的獨立性和多樣性將讓位于整一性的運營原則。對網絡文學的類型化整編，不僅可以使整個產業鏈在短時間內推出一系列新的作品，在消費目標群體方面 也能更有針對性。其次，是創作群體的商品化變異。通過對網絡文學的大數據分析，可以有針對性地建立作家作品的開發價值模型；對于網絡新生寫手，網絡文學平 臺已經開始建立專業的寫作培養團隊，以導師機制等進行創作群體機械化生產，這些作者一開始便被納入到寫作——簽約——銷售的體制中來。

　　這就使網絡文學的風格開始發生變化。一是類型化、同質化作品集中出現。玄幻、修仙、言情、宮斗等類別各自精耕細作，網絡文學的基本類型框架已經 具備雛形。網絡文學中的人物形象也向經典的類型化人物靠攏，如正太型、御姐型、三無型、元氣萌等等。另外一個特點是作家的視覺化寫作。在文學創作成為全媒 體流通中的一環時，創作者本身會自覺將其他媒體樣式的需求(如影視劇改編和游戲開發)納入文學創作中來。例如作家將更加注重主線邏輯的順暢和支線情節的鋪 展，以便移動端上的影視劇觀眾能夠隨時開始或終止觀看，或是拖動快進條進行跳看。進而，故事橋段的類型化發展和情節的流暢推進成為了維持讀者粘性的重要方 式。

　　李  壯：類型文學已經構成了我們當今時代話語生產的重要場域。通過文本傳播和彈幕交流等方式，它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文化譜系，比如“基腐”、“瑪麗蘇”、“心機 婊”、“崩壞”、“高能”等術語，圈外人很可能聽不懂。也就是說，類型文學領域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話語生產場，它不斷在生產新的名詞、概念，乃至話語邏輯。 更重要的是，它們還是一種想象方式的生產，這里面潛伏了大量新的時代話題和文化因子。

　　類型文學正在出現新變，從某些角度來看，它們也在向純文學靠攏。例如網絡小說《瑯琊榜》在2015年拍成了電視劇，成為一個話題。與大多數網絡 文學作品不同，《瑯琊榜》在結構意識上是有自覺的。《瑯琊榜》講述的就是一個復仇故事，在有限的時間空間之內把敵人有計劃地一個個扳倒。這個結構緊密、清 晰，有自己完整的節奏，某些局部甚至有“草蛇灰線”的意味——它已經擁有了結構意識，雖然還比較簡單。

　　更值得注意的是，好的類型文學里面，已經開始涉及歷史文化的思辨和世道人心的反思。它寫的是現實嗎？好像不是現實，但它本質上卻是最真實的。很 多網絡文學作者都是白領出身，他們筆下的爾虞我詐，都是最真實的辦公室政治。這或許就是這類作品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既有現實的代入感，又有幻想的飛升 感，同時敢于用失真的故事架構來解決道德上的困境。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當下文學經驗的一種補充。

　　行  超：網絡文學的IP價值是2015年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但我們同樣不要忘了，純文學IP也有其特有的價值。2015年，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改 編成了電視劇，目前正在拍電影，胡學文的中篇小說《奔跑的月光》改編成了電影《一個勺子》，須一瓜的長篇小說《太陽黑子》改編成電影《烈日灼心》等等，再 加上2014年的《推拿》《黃金時代》，這些作品都對純文學在更廣大讀者中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讓我們回想起上世紀90年代文學與影視的“蜜月 期”。與網絡文學提供的快感和爽感不同，純文學提供的應該是一種更為深邃的、需要人們回過頭來思考的東西，在影視改編的過程中，如何將這兩者有機地融合在 一起，是文學創作和影視創作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類型文學方面，除了網絡文學，中國的科幻文學在2015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劉慈欣長篇小說《三體》獲得了第73屆雨果獎，這成為中國 科幻文學從小眾走向大眾的一個契機。從葉永烈、鄭文光、童恩正到王晉康、劉慈欣，再到現在更年輕一些的飛氘、寶樹、夏笳等等，中國科幻文學在過去的幾十年 中經歷了起起伏伏，到今天，中國科幻文學在世界科幻文學的舞臺上被發現、被關注，是可喜的成就，也可能是中國科幻文學發展的新機遇。但同時，一個雨果獎并 不能說明中國科幻文學整體上達到了世界水平，目前中國的科幻文學與歐美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4 自我認同：當代文學經典化

　　行  超：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一年涌現了不少與抗戰有關的文學作品，比如王樹增的三卷本《抗日戰爭》、徐錦庚的 《臺兒莊涅槃》、曹文軒的《火印》、何頓的《黃埔四期》等，這些作品從不同的側面入手，對那段即將遠去的歷史進行了回望與述說。

　　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我們有必要對中國抗戰文學進行一次總結與反思。不管是抗戰時期丁玲、蕭軍、蕭紅等人的作品，如《生死場》《呼蘭河傳》《八 月的鄉村》，還是近年來包括范穩《吾血吾土》、何頓《來生再見》、何建明《南京大屠殺全紀實》等在內的一系列反映抗戰的文學作品，中國抗戰文學一直缺乏像 《鐵皮鼓》《朗讀者》《第二十二條軍規》這樣偉大的作品。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戰場之一，中國人民經歷了多年的浴血奮戰。但是，面對中華民族歷史中 最為慘烈的一段過去，中國作家一直缺乏直面和反思的勇氣。這也許與中國文化中的“和解”與“寬恕”有關，但這種缺失無疑是令人遺憾的。

　　李  壯：今年理論界談得比較多的兩個話題，第一是紀念先鋒文學30年，第二是中國經驗問題。這兩個話題背后都指向同一個主題，那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 題。為什么要紀念先鋒文學？這其實是當代文學經典化在時間上的一個訴求：30年后，先鋒文學的精神在當下是否還存在？如何存在？它背后隱含著我們對自身的 體認和對未來的籌謀。至于中國經驗，其實是中國經典化問題的一個空間上的表達；隨著我們的大國崛起、軟實力的提高，如何走出去以及如何具備自己的特色，都 會引發關注甚至焦慮。今年我們集中討論地方性、本土性、傳統資源在當下創作中的運用等話題，都有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不僅是一個理論的話題，也是一個創 作的話題。

　　上述特征在2015年的詩歌上表現得比較典型。今年中國詩歌在國際獲獎、交流翻譯等諸多方面都有活躍的表現。詩歌是語言的種子，擁有為語言重新 注入生命的功能，而語言的歷史意識和自覺意識，恰恰是文學經典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今年有兩本詩集頗具代表性。首先是《山水課》，雷平陽的寫作象征著 一種新的美學期待。為什么雷平陽受到關注？我想這背后存在一種否定的動機，否定那種過度泛濫的歐化語言和綿密修辭。雷平陽的作品是對當下詩歌寫作中某些腐 朽腔調的反撥，所以我們喜歡他坦率、質樸、親近的詩歌語言，以及那些真正本土化的意象。這未必是說他的詩歌有多么空前絕后，更多是因為與其相反的那種詩歌 路數已讓我們覺得反感和厭倦。

　　與之相關的另一本詩集，就是蔣一談的《截句》。《截句》的形式結構乃至話語方式，類似于偈語和俳句的結合，但是作品的內部又充滿了現代精神、指向現代人的復雜情感。那種充滿東方美學韻味的形式，能夠同現代主義的靈活詩意結合在一起，這正是我們一直在期待的東西。

　　于文舲：今年詩歌經典化的趨勢非常明顯。今年詩歌的國際交流傳播和翻譯研究明顯增多，在國際幾大重要的詩歌節里面，中國詩歌和詩人的分量都有加 重。比如，馬其頓·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將最高獎項“金花環獎”頒發給北島，法國巴黎國際詩歌節今年的主題是亞洲，而其中的主體就是中國。同時，臨近中國新 詩百年，大型詩歌選本層出不窮，代表者如洪子誠、奚密主編的《百年新詩選》。作家出版社“標準詩叢”和楚塵文化“新陸詩叢”繼續推出，以出版“代表人物系 列詩集”的方式，勾勒著中國當代詩歌的版圖：前者似乎要樹立當代詩歌寫作多方面的標桿，后者則相對更凸顯探索性和“新”意。

　　總體看來，經過幾十年劇烈的發展演變，如今的中國詩歌已經回歸到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中。詩人主要做的不再是形式探索，而是面對層出不窮的新經 驗，不斷更新詞語和意象體系。探索性在當下詩歌創作中有所延續，然而表現形式不再極端，它更傾向于一種“經驗的先鋒性”，也就是說，如何用詩歌表達當下新 的個體經驗和感受。這既是一種探索，也是一種回歸，與今年文壇的整體狀況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