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人的一種嘗試

　　《繁花》開頭寫到：……陶陶說，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滬生說，我有事體。陶陶說，進來嘛，進來看風景……對話一來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忽然涌來。

　　話本的樣式，一條舊轍，今日之輪滑落進去，仍舊順達，新異。

　　放棄“心理層面的幽冥”，口語鋪陳，意氣漸平，如何說，如何做，由一件事，帶出另一件事，講完張三，講李四，以各自語氣、行為、穿戴，劃分各自環境，過各自生活；對話不分行，標點簡單——《喧嘩與騷動》，文字也大塊大塊，如夢囈，如中式古本，讀者自由斷句。但中式敘事，習染不同，吃中國飯，面對是一張圓臺，十多雙筷子，一桌酒，人多且雜，一并在背景里流過去，注重調動，編織人物關系，西餐為狹長桌面，相對獨立，中心聚焦——其實《繁花》這一桌菜，已免不了西式調味，然而中西之比，仍有人種、水土、價值觀的差異。

　　《繁花》感興趣的是，當下的小說形態，與舊文本之間的夾層，會是什么。

　　西方認為，無名講故事者，先于一切文學而存在，論及中國文學，“擺脫說書人的敘事方式”，曾是一句好話；中西共有的問題是——當代書面語的波長，缺少“調性”，如能到傳統里尋找力量，瞬息間，就有“閃耀的韻致”。

　　在一篇專訪里，貝聿銘問記者，能否說上海話，貝聿銘說：“說上海話好，因為我普通話說得不太靈，說上海話比較容易點，那講上海話吧。”接下來，貝聿銘想必是用“較容易點”的母語(“上海書面語”？)，詳談了他的專業——“世界建筑樣式之變”——“米芾山水畫之靈感”——“永恒建筑的意義”。

　　在國民通曉北方語的今日，用《繁花》的內涵與樣式，通融一種微弱的文字信息，會是怎樣。

　　《繁花》長時期在一個語境里徘徊，也使部分讀者長久陷入這個氛圍中，有一個朋友說，看書看報紙，“也用了《繁花》的口氣去讀，真受不了”。這是我沒意識到的結果。我的初衷，是想做一個位置很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取悅我的讀者——舊時代每一位蘇州說書先生，都極為注意聽眾反應，先生在臺上說，發現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艙，或小客棧菜油燈下，連夜要改，我老父親說，這叫“改書”。是否能這樣說，小說作者的心里，也應有自己的讀者群，真誠為他們服務，心存敬畏。

　　我希望《繁花》帶給讀者的是小說里的人生，雖然我借助了陳舊的故事與語言本身，但它是新的，與其他方式不同。(金宇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