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榮里:歷史文化與文化復興

　　一拿到鄧曦澤的《文化復興論——公共儒學的進路》，開卷便有一種直覺——這不是一本循規蹈矩的書，而是一本有理論勇氣和創新思想的書，且是一本有前瞻性的書。

　　從問題上看，此書處理的并不是新問題，而是甲午戰爭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社會一直面對的老問題：如何證明歷史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而實現文化復興？

　　提出問題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尋找有效方案解決問題。鄧曦澤根據他的“問題+方法+效用”這一方法論，考察了前人的解決方案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公共儒學的進路。公共儒學進路，乃是從公共交往的角度，論證以儒學為主的歷史文化的公共性，論證歷史文化對公共交往的促進功能。作者認為，我國的歷史文化(以儒學為主)的主要功能是作為中華民族的思想共源(即共同認可的公共思想)，促進人們形成公共價值，形成公共交往平臺，促進公共交往有效進行，并間接提高中華民族的公共道德，提升中華民族的公共精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文化家園與精神家園。

　　此書的與眾不同之處，還在于其嚴格的論證方式，其基本過程是如此展開的：首先從個體生活進入公共交往，然后從公共交往的四個預設出發進行推論，揭示有效的公共交往是如何建構的，最后論證歷史文化如何介入公共交往。歷史文化如何介入公共交往呢？在生活中，我們總會遇到各種問題，并采取各種方法解決問題，其中，有些老問題是古今都要面對的，有些老方法是古今都可以采用的，這些老問題和老方法就構成了古代的和現代的公共交往平臺。當我們面對老問題和采取老方法時，歷史文化就介入了我們的生活。于是，歷史文化就發揮作用了，實現其價值了，只不過我們時常遺忘了其價值。如果我們自覺主動地發揮歷史文化的功能和價值，文化復興就能實現。

　　鄧曦澤的論證集中在上篇，在方法上，大量使用邏輯推理，其中有些論證細節非常技術化、細節化，甚至繁瑣。這可能會產生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增加了讀者的閱讀成本，讀者需一步一步地閱讀，才能理解論證的連貫性。另一方面，對于邏輯推理較不發達的國人來說，這些技術化的論證有助于訓練推理能力。前者是成本，后者是收益，而任何收益都是有成本的。

　　作者說他從1989年就開始思考“歷史文化有什么用”這一問題，而從他的前期研究成果的確可以看出，他持續不斷地做了許多工作，并前瞻性地給出了一份與眾不同的解決方案——從公共交往角度發掘歷史文化的價值，與建設中華民族共有文化家園、精神家園是完全相應的。

　　《文化復興論——公共儒學的進路》鄧曦澤 著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