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識與愛國情愫 ——評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的時代意義　

　　近期，由北京人藝重排的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以下簡稱《吳》劇)在中國上海第十七屆國際藝術節上演。該劇首 演 是 在1983年，由白樺編劇，藍天野導演，時隔32年，該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仍歷久彌新，散發著濃郁的時代氣息，給觀眾以沉思啟迪和藝術熏陶，堪稱一部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正是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時代，從動輒得咎、如履薄冰的歷史劇創作狀態中解放出來的這部話劇，以其清醒的歷史反思精神和“古樸的民族色彩”受到了觀眾好評。在當前娛樂化浪潮沖擊下，在文化產業國際化競爭的格局中，該劇立足民族正史，講述中國故事，傳達中國價值，展現民族藝術的魅力，具有積極的社會效益和時代意義。

　　有別于娛樂歷史的古裝戲和神話歷史的所謂“抗日神劇”，《吳》 劇秉持了中國史述傳統的求真精神和反思意識，在舞臺上濃縮再現了吳越興衰輪回的十數年歷史。在這段歷史展演中，始終以越王勾踐及其謀臣、百姓的視角作為敘述視角，作為一個在歷史上與越王有同樣戲份的角色，吳王只是一個存在于上述人物敘述中的人物，在劇中自始至終沒有出場，更沒有與西施交會的機會(而按照當下娛樂劇的思維，荒淫帝王與美女西施的故事肯定會成為重點渲染的情節)。《吳》劇這種獨特的敘述視角，一方面有利于節省有限的舞臺時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集中傳達創作者的歷史意識：以越國國運的轉折和越王執政觀念的變化來總結歷史教訓，反映了民心、民意才是保障國之強盛的根本，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力量。

　　所以該劇的標題雖為 《吳王金戈越王劍》，其實真正的主角不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是以更孟等為代表的越國民眾，他們不僅貫穿全劇，性格鮮明，盡忠報國，在結尾更是處于舞臺的前景位置，悲憤地站在大雪紛飛的宮門外，與處于后景位置尋歡作樂的越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　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縱橫熒屏多年至今不衰的以帝王后宮為主角的某些歷史劇，將皇家風流奢靡的生活和權謀機心虛夸到極致，催生了一股帝王崇拜和“穿越”潮流；而某些所謂的“抗日神劇”，歪曲真實抗戰歷史的艱苦性，虛擬一些神化的人物、神化的情節，造成了不良社會影響，上述兩種歷史劇創作傾向，源自創作者沒有處理好“為誰創作”的根本問題，沒有進行認真的史料梳理和史實反思，只盯市場、閉門造車，不能反映真正的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既沒有歷史意識，也沒有現代精神，充其量只造出些麻痹和誤導大眾的精神鴉片。從這點來看，《吳》劇此次重演，無疑是對當下歷史劇創作中不良傾向的一次有力反駁，同時也是文藝作品追求市場效應和社會效應的一個較好的例證。

　　中華文明史中有許多內容已經凝練成家喻戶曉的故事和典故，在民間廣為流傳，并活在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中，成為民族共同的記憶，寄寓著民族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理想追求。吳越春秋中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之所以在不同時代被反復講述，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一種忍辱負重、發奮圖強的精神。

　　《吳》劇在當下選擇重述這段經典中國故事，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現和反思，也是對在歷史中綿延的中國精神的當代解讀。為了講好這段中國故事，劇作家當年不僅翻閱了大量的史料，而且曾經在紹興(即原越國都會稽)生活一年多，了解當地流傳的關于勾踐、文種、范蠡、西施等的傳說和一些古代遺跡，這些接地氣的工作使作者把握了文化傳統的血脈，激發了作者真正的創作激情。

　　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是家國同構，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理想，就反映了“家”與“國”之間這種同質聯系。家國思想源于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古代宗法社會，對民族倫理價值觀念的構建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著一代代的知識分子舍身取義、共赴國難，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共識和榮辱判斷的準繩。由家國思想衍生而來的愛國主義情操，是我們民族精神核心層面、也是最動人的內容，是民族凝聚力的所在。

　　《吳》劇最感人的地方恰是寫出了普通百姓的家國情懷：漁夫更孟一家因戰亂而陷入苦難的生活，深明國強才能民富的大義，因而更渴望國家的獨立和強大，他們響應越王號召，不僅努力生產，而且主動送子上戰場，最后其子仲耕英勇戰死，為國捐軀。劇中人物的家國情懷也是作者白樺家國之情的投射，他在談該劇創作感想的文中提到過，古時候，面臨國破家亡的匹夫匹婦的家國之情很深，并非只有現代人才愛國。1938年時，只有8歲的他也會經常為國難當頭而嚎啕乃至泣血。或許正是由于詩人的這種真情投入，才使得劇中越國百姓對國家的依戀、珍惜與熱愛之情，被表現得尤為動人。

　　以人民大眾為主角，以愛國之情作為情感線索的文藝作品將會超越時代，超越文化、地域，具有永恒的魅力。《吳》劇的成功給我們當下文藝作品如何扎根傳統、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