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的批評觀及其當代意義

　　隨著現代文學學科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文學批評逐漸成為課堂上可以傳授的一套文本操作方案，尤以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英美“新批評”為代表。在文學批評成為一門“技藝”的前提下，反思“何為批評”，遠不如磨練“批評技藝”來得更加“有用”。隨著文本與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系被切斷，“批評”逐漸喪失了在“主體形式—文化制度—社會關系”中的樞紐作用。在“批評”原本具有的批判性和社會能量日漸喪失的當下，閱讀新近出版的《林默涵文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版)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林默涵(1903—2008)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作家、藝術教育家。他早年參加革命，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從事革命文藝領導工作，這使得“批評”在他的筆下包含著現實經驗的汁水，擁有著嶄新的實踐品格。林默涵的批評實踐并非單純地囿于文學文本內部，而是內在地打通了文學文本與時代精神的藩籬。若論他的批評觀對反思當下文學批評的作用，與其說是提供了一種“視差”意義上的新鮮刺激，毋寧說對重構當下的“批評觀”具有本體論的意義。

　　《林默涵文論》中散見多處關于文藝批評的論述。“批評”在他的筆下，大致有兩個層次的用法：既包括具體文本的批評方法，更指向一種作為文藝工作方法和革命總體戰略的“批評”。如他在《關于文藝工作的過去和現在》中所言，“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推動革命事業前進的主要方法。文藝是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文藝要前進，也必須有批評與自我批評”。文藝批評直接作用于人的心靈，是意識形態領域最為及時有效的糾錯機制，進而直接關系到革命事業的進退成敗。“批評”本身并不構成自己的目的，只有被置于革命工作的整體視野中，才能獲得其應有的位置和作用。這顯然區別于學院中、課堂上作為“技藝”而存在的“批評”。在“后革命時代”的今天看來，林默涵的“批評”難免不夠純粹；然而，值得反思的或許正是當下的“批評”是否過于純粹。在憑借學科界限各自為戰的同時，很可能導致畫地為牢。林默涵是歷史中人，他的“批評”也是歷史進程中的產物，“純粹”的“批評”勢必割斷了本身與歷史之間鮮活而豐富的血肉聯系。當然，這并不是否認現代文學學科體制建立的意義，而是旨在強調“批評”的多層次性。林默涵式的批評，同樣應當成為當下批評的重要資源，因為林默涵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絕非只是傳達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他擁有自己的批評觀。在他那里，“批評—實踐—意識形態”是三位一體、相生相成的。

　　林默涵雖長期擔任文化宣傳部門的領導工作，但他對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抱有清醒的意識，努力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唯物主義態度，而他的批評觀，同樣具有唯物主義的品格。在林默涵看來，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文藝工作自我調整與發展的主要動力，批評內在地、有機地貫穿在文藝發展的進程中，就像他在《發展文藝不能沒有批評》中所指出的，理想的文藝批評“應當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而不是主觀武斷的、簡單粗暴的、打棍子扣帽子的”。在這里，林默涵賦予了文藝批評三個寶貴的品質，即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與以理服人的，這三點無一不來自現實的教訓。文藝批評有其自律性，并非是“以理殺人”的工具，更不為任何立場之爭背書。惟有結合文藝實踐的具體問題進行科學分析，批評才得以成立，才有其嚴肅性和公信力。只有在反對教條主義、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前提下，才能建立科學的、歷史的和唯物的批評，進而及時糾正和遏止文藝領域暴露出的錯誤，保證革命事業的順利進行。

　　林默涵的批評觀，在他對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批評文章《一篇引起爭論的小說》(發表于1957年3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展現。王蒙的小說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爭論，其中有的批評文章一筆抹煞了小說的藝術價值，還有的批評文章甚至懷疑作者的思想動機，認為小說是對黨的機關的惡意誹謗。林默涵認為這些批評文章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粗暴武斷，并不能幫助作者克服缺點，反而只會增加文藝領域的對立情緒。在接下來的篇幅里，他從小說的實際情況出發，分析了小說的“兩面性”，既指出小說以極大的勇氣和熱情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又指出小說沒能寫出戰勝舊事物的積極力量。最令人感動的是，林默涵在文章結尾指出，他堅信王蒙的藝術才能會隨著不斷的革命實踐和斗爭實踐得到健康的發展。林默涵科學客觀地把握住了王蒙小說的優缺點，并希望借助科學客觀的批評將之轉化為革命的促進力量，這正是他的過人之處。

　　進而言之，在具體的批評過程中，他既清醒地區分了文學批評與政治批評的界限，又始終強調“一切有思想的批評家都是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實際上建立起了文學批評與政治批評辯證統一的關系，亦即文學批評有更高的外在于自身的目標去追求，而這一追求必須建立在對文學自身規律的把握上。他設想通過建立一整套科學的、常態化的批評機制來避免共和國歷次文學運動帶來的創傷，通過“開展正確的批評來證明我們不搞運動。只要使批評經常化和正常化，半年后人們的懷疑就會消失”。積極有效的批評將會“扶植好的創作積極性，絕不會挫傷、破壞正確的積極性”，最終建立起良性循環的批評生態，避免運動中“傷人傷己”的現象重演。在他看來，用運動的方式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無疑是南轅北轍，只能落入“壞的無限”。批評既是分析和揭露矛盾，同時又要促進矛盾向更高級的階段發展，遵循“正—反—合”的辯證法邏輯，推動現有的文藝創作在正確的方向上更上層樓。他進一步推演出“團結—批評—團結”這一“新的批評方針”，表明批評的目的是文藝戰線的團結和發展。他熱情呼吁“珍惜批評”，正是為了在斗爭中求團結，在團結中促發展。

　　追求團結，并不意味著批評家可以在寬松的氛圍中降低對自己的要求。在林默涵看來，“學習—批評—學習”正是對批評家的具體要求。批評家既要有客觀端正的態度，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批評觀，又要有豐富的生活知識和專業知識，有能力捕捉到文藝思想中反映出的人民內部矛盾。簡言之，批評家既要“愿意說理”，也要“有能力說理”。更重要的是，批評內在于文藝工作的發展進程中，批評家同樣內在于文藝工作乃至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進程中，他們都是革命事業的參與者。林默涵明確反對批評家“布衣階級”、“在野派”的自我定位，主張批評家以局內人乃至主人翁的態度參與到批評實踐中來。作為局內人的批評家，意味著要去守護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成果，這就使得批評的分寸和力度變得尤為重要。如何在有效批評和維護大局之間尋求平衡，始終是林默涵致力解決的難題。在《林默涵文論》中被反復重申的是：“今天的作家既要大膽干預生活，又要維護我們的社會制度”；“過去是為了動搖那個社會制度，是要推翻那個舊的社會制度；今天我們一方面要揭露社會的缺點和陰暗面，而同時卻又要不傷害這個制度，要保護這個社會制度，揭露和批判也正是為了保護和鞏固這個社會制度”；“作家要保護社會主義制度，又要揭露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點，這不能不說是個矛盾。如何很好掌握，是提到我們今天的作家面前的一個問題”。這個難題一日得不到解決，社會主義事業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就一日落不到實處，尤其無法在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中扎根。意識形態領域的特殊性在于，如果作家和知識分子意識不到自身言說的限度和有限性，那么長期的“自由”書寫極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離心力量。當下的許多文藝工作者，以“獨立”、“多元”和“自主”掩蓋其特定的意識形態訴求，不是很常見的嗎？在一個變動不居的時代中，文學創作、文藝批評與政治共同體的健康發展之間的有機聯動是極為重要的，同時也是非常脆弱的。當“批評”的責任倫理和政治倫理付之闕如時，“批評”就會陷入到“諸神之爭”的意見游戲之中。不能承受的“批評”之“輕”最終將消耗掉自身真正的力量。與當下的眾多批評形態相比，林默涵的批評是避“輕”就“重”的。正是這份“重”的批評，成就了他的價值與意義。

　　具有分寸感和建設性的批評何以可能，無疑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在一個革命動力庶幾耗竭的當下，批評的位置和意義在哪里？須知，批評本身并不能構成自身的目的，尋求批評的目的，也就是尋求文學的當代意義。文學只有在更為廣闊的歷史時空中被認知與把握，其可能性才得以最大程度地釋放，并且參與到歷史進程中來。

　　林默涵和他所屬的那個時代雖然正在遠去，但蘊含在《林默涵文論》中的批評經驗無疑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