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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紀全媒時代,批評家應該跳出傳統的文學評價體系,以更寬廣的胸懷接納包括網路文學在內的通俗文學,或者說,批評家須懷有“大文學”的觀念,將復雜多樣的文學文本作分層化處理,而竭力避免對不同層次的文學進行錯位的批評。
在全媒時代,批評家的任務,很多時候不再是在理論和文本之間轉圈,給出從概念到概念的闡釋。這是因為作為文本載體的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的出現, 導致了寫作與閱讀的深層變革,由此產生的新現象新問題都應該納入批評的范疇。媒體變革帶來的,是文學疆域獲得史無前例的擴展。如網絡類型小說在題材上的空 前拓展、“跨界詩歌”在詩體上的嘗試,等等,這些文學現象都召喚著批評的有效回應。新型通俗文學的“新”不僅在載體的更新,而是寫作與閱讀的整體性革命。 如此,批評話語建設上,啟用“大文學”觀念乃大勢所趨,隨著文學作者、讀者的分層日趨細化,文學發展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已經轉移到民間,化約到大眾的日常美 學中。
文學的分層呼喚文學批評的層級化。從傳統理解來看,文學是對作家所生活的時代的審美解釋,它發自內心,是個體心靈發酵的產物。這種觀念的背后顯 然是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在作祟。在那種絕對的俯視蒼生的啟蒙者態度越來越變得曖昧化的境況下,若以這種觀念來解讀當今文學現實,其有效性何在?與此相對,當 下的大眾文化消費追求的是速度和平面,而極大縮減了審美過程和精神含量。這種文化消費整體上看是屬于外向型的,從根本上說是對人本身的漠視。正如史蒂文· 康納所指出的,“網絡小說既是疏離讀者/觀眾的方式,也是使其習慣于那種疏離狀況的方式。這樣的小說從非理想的狀態創造出了臨時的理想狀態!笨梢,網絡 小說的寫作緣于作者意識中的“非理想”狀態,從這種“非理想”狀態出發,所抵達的是“臨時的理想狀態”,具有即時性,就這點而言,它與純文學的意義深度以 及對終極性的追求相對。那么,在這樣的語境下,重新發掘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就成了極其緊迫和嚴峻的課題。
新媒體上文字與音像相交融的視聽體驗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就文學作為語言藝術來看,這種融合的價值究竟何在?全媒時代的審美主體與傳統意義上的 作者/讀者有何不同?這不能不說是全媒時代批評家所面臨的新課題。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社會對整個人類生活方式、認知行為、思維形式全方位的影響下,既有 的文學理論已經難以覆蓋當下鮮活多樣的文學生態,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普遍受到質疑。比如說,我們如何看待網絡小說的繁榮?目前關于網絡文學的批評,可以說大 多是錯位的,網絡文學批評還處于探索期,批評話語有待充實和完善。比如,網絡小說很繁榮,花樣多,但問題也一大堆,如何雅化的問題上,批評能否做些建設性 的引導?當然,網絡跟帖也屬于批評的一種,但它是初級的批評,往往只能糾正某些常識性錯誤,而深層次的問題還來不及作出回應。那么,就此而言,專業批評是 否應該有所作為?
網絡文學的發生和展開應該有自身的內部機制,而不必完全遵照傳統紙媒文學的審美框架。相對于紙媒期刊作品,網絡寫作有更大的彈性和自由度,可以 發揮天馬行空的主觀想象,而由于這種想象缺少網絡文學審美機制的制約,文本更多地呈現出欲望狂歡的面向,一方面,讀者在現實生活中被壓抑的欲望,能在虛擬 空間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但另一方面,文學消費中的精神風險相伴相隨,那種虛擬性的宣泄雖然痛快,卻有可能導致讀者在虛擬與現實之間的人格分裂,迷失在網 絡的虛幻之境,失去自我,失去存在感。
以網絡小說為代表的新媒體文學發展迅猛,很快掌握了市場主導權,但這并不意味著當下純文學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不是說新型通俗文學有朝一日 就必然能取代嚴肅文學,而是說當下的文學生態處于一種糾纏狀態,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所能廓清的。與20世紀80年代文學相比,新世紀很少有作家遵從某個 明確的流派或思潮來創作的現象,現代與傳統、雅與俗在文本中的表現不是那么涇渭分明,我以為,這是中國文學漸入佳境的標志,也是新世紀文學最值得關注的審 美脈象。以此為參照,如何看待麥家的小說和張欣的小說,如何看待莫言的《蛙》和余華的《第七天》,以及東西的《篡改的命》,對這些“跨界”作品(稱之為 “跨界”,是因為作品超越了傳統/現代、雅/俗等界限,雜糅了各種新舊元素),一般意義上二元對立的闡釋,以及現代主義、后現代理論顯然難以涵蓋。從文學 資源上考察,新世紀文學或隱或顯地呈現出“混血”狀態,這是頗值得關注和深究的現象。
總體而言,網絡文學經過10多年的發展,目前已經進入雅化的初級階段,那么,對網絡作家而言,最重要的還應以內容為王,向文學經典靠攏,從經典 中發掘出適于網絡文學生長的元素,實現傳統文學與新型傳媒的最佳結合。對精英創作而言,作家應把著力點放在如何調整創作主體與客觀現實之間的距離和視角, 以及如何提升認知水平,以實現某種穿透。而對批評家而言,面對雅俗態勢異常復雜的新世紀文學,最要緊的是,如何突破既有的美學體系和理論框架,不斷細化拓 展全媒時代文學闡釋的途徑,而這也是新文本所呼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