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吾日三省吾身

　　■編者的話

　　本著“吾日三省吾身”的態度，侯建飛梳理與 反思了歷史上的優秀抗戰文學作品：《生死場》《八月的鄉村》《南京大屠殺》《最長的一天》。從這些作品出發，侯建飛發現了當下抗戰文學創作的某些問題。他 提醒我們：除了要求侵略者正視歷史和反思戰爭之外，我們自己對那段歷史又知道多少？記錄了多少？表現了多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不僅是對日本的忠告， 也應該深入每一個中國人心中。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十二)

　　吾日三省吾身

　　□侯健飛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又一陣“懷念、言說、回顧、反思”風平地刮起，關于中國抗戰文學的話題一個又一個，這本身就是值得深刻反省的問題。

　　與整個民族的身心巨痛相比，與我們豐富的歷史資料和英雄事跡相比，與我們龐大的作家隊伍相比，盡管我們有了好作家、好作品，但抗日文學在今天看來，還是顯得單薄而脆弱。

          蕭紅與蕭軍 《最長的一天》         【美】科尼厲厄斯·瑞恩著     《南京大屠殺》【美】張純如著

　　抗戰文學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是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可惜的是， 長期以來，國內對淪陷區文學的關注、研究不夠，而臺灣當局又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加以禁錮，造成兩岸學者對這一段抗戰文學系統研究的空白點較多。

　　更多后人在談到作家蕭紅和蕭軍時，可能會想到蕭紅的《呼蘭河傳》和她與蕭軍的感情糾葛，然而魯迅先生卻不這樣看。“九一八”事變4年后，蕭紅的 中篇小說《生死場》1935年12月以“奴隸叢書”的名義在上海出版，魯迅作序，胡風為其寫后記，在文壇上引起巨大的轟動和強烈反響，蕭紅也因此一舉成 名，從而奠定了蕭紅作為抗日作家的地位。《生死場》以淪陷前后的東北農村為背景，真實地反映舊社會農民的悲慘遭遇，以血淋淋的現實無情地揭露日偽統治下社 會的黑暗。同時也表現了東北農民的覺醒與抗爭，贊揚他們誓死不當亡國奴、堅決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民族氣節。《生死場》的發表，標志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對堅 定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鼓舞作用。蕭紅在作品中大膽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發了她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魯迅1935年11月14日為《生死場》寫序，正是以自省吾身的態度落筆的。“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 閘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 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棄醫從文的魯迅自省自己做不到的同時，話鋒一轉寫道：“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 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 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象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筆鋒直指國民政府的軟弱和甘當 亡國奴、渾渾沌沌過日子的民眾之可悲。

　　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描寫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抗日游擊隊——中華人民革命軍第九支隊，在轉移過程中通過與敵偽軍隊、漢奸地主武裝進行 激烈戰斗，表現了東北人民不甘當亡國奴、誓死保衛家鄉、爭取民族解放自由的思想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小說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經歷、不同思想素質、不同 覺悟水平的抗日戰士形象，其中有以司令員陳柱、隊長鐵鷹為代表的一批堅強的無產者革命戰士，還有在革命斗爭中迅速成長起來的農民出身的戰士陳三弟、小資產 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肖明、朝鮮族女戰士安娜，還有在敵人的凌辱下終于覺悟而參加革命隊伍的李七嫂等等。魯迅同樣為此書撰寫了序言，他說：“此書顯示著中國 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

　　戰火紛飛的年代，幸好還有蕭紅蕭軍等具有民族氣節的作家，幸好還有一位偉大的文學舵手魯迅。相反，被后世文壇反復提及甚至被格外尊崇的張愛玲， 其時正在充分享受著迷人的自由寫作，她和同樣被后世尊崇為“文學才子”的大漢奸胡蘭成的私人生活，成了許多人的夢想。這才是我們應該警覺并加以反思的。

　　張純如出版《南京大屠殺》后不久自殺，很多人好奇：張純如是美籍華人，生活在美國，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創作《南京大屠殺》的？其母說，“1937 年日軍入侵南京期間，她外公外婆差點失散的事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向她講述了南京大屠殺，并對她說，每個中國人都應銘記日本帝國主義在戰爭期間犯 下的滔天罪行。”張母說，我們從沒想到，餐桌上說的事，有朝一日會促使純如寫下暢銷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殺》——“責任和義憤，是支持她寫作的動力”。

　　同樣出于責任和義憤的還有作家李鏡和劉冰之，前者是專業作家，10年前的長篇小說《出關》寫了一個過去從來沒人敢寫的故事：當民族危亡之際，甘 肅一支由地方軍閥臨時組成的“國軍”隊伍毅然舉起抗日大旗出關，這支出關抗日的隊伍的長官就是領導和屠殺紅軍的旅長馬成義，然而在這支出關抗日的隊伍中， 竟有2000多名被俘的紅軍官兵……劉冰之是一位籍籍無名的退休干部，從老家張家口退休到海南定居，出版了35萬字的長篇小說《都來打鬼子》。故事取材真 實歷史，當日軍攻陷張家口后，在最復雜混亂的南營坊一帶悄然形成一股抗日力量——趕大車的把式、國民黨殘軍舊部、算卦的先生、理發的師傅、殺豬的屠夫、買 賣煙土的毒販、小酒館的跑堂、棺材鋪的杠頭、神秘的寡婦、暗店里的妓女、甚至廟里的和尚也參與其中，這樣一群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看似互不相干，但卻心照不 宣，殊途同歸，國難之時他們只有一個目標：都來打鬼子。

　　當然，我們也毫不諱言，與整個民族的身心巨痛相比，與我們豐富的歷史資料和英雄事跡相比，與我們龐大的作家隊伍相比，盡管我們有了以上的好作家好作品，但抗日文學在今天看來，還是顯得單薄而脆弱。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又一陣“懷念、言說、回顧、反思”風平地刮起，關于中國抗戰文學的話題一個又一個，這本身就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問題。我們除了要求侵略者正視歷史和反思戰爭之外，我們自己對那段歷史又知道多少？記錄了多少？表現了多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不僅是對日本的忠告， 也應該深入每一個中國人心中，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崇尚英雄和愛國主義教育一天也不能停止。

　　冷靜觀察，中國軍事文學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路下坡，難見起色，受困的因素很多，其中幾個問題值得思考。一是作家丟棄了“為什么寫”這盞指 路明燈。我們是穿著軍裝的寫作者，與操槍弄炮的基層官兵相比，與科學前沿的軍事專家相比，與風雨兼程的邊疆戰友相比，我們是營區陽臺上養育的一盆蘭花。如 果我們忘了軍中寫手的神圣使命和存在的價值，軍事文學終將奄奄一息。平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不足以創作出優秀作品的，平庸之作也不能引領讀者認識世界走向 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軍民以幾千萬人的生命代價抗擊入侵日寇，直到勝利。這就是正義之戰。如果作家混淆了正義和非正義戰爭這個概念，就會狹隘地理 解“軍事文學最高境界是反戰”，迷失在思想混亂的霧靄中。第二，作家心中有沒有愛的問題。文學作品最高貴之處在于有愛。愛你的家人才會寫好家人，愛你的軍 隊和國家才能寫好軍隊和國家。軍旅作家徐貴祥十幾年先后出版了抗日題材長篇小說《歷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開》《四面八方》《馬上天下》以及大量的中短 篇小說和散文。徐貴祥幾乎沒有寫過地方題材，不是他不會寫，而是他對這支軍隊有錐心泣血的愛。《八月桂花遍地開》也許不是他最成功的抗戰小說，然而在這部 作品中，有一筆將在中國當代軍事文學史中存留下來，那就是，他在小說中成功塑造了幾個有血有肉也有愛的日軍。蕭紅的《生死場》也寫到日軍的幾次微笑，“寫 好我們的敵人”是文學人性觀的一個巨大突破，這也正是徐貴祥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視文學為生命的作家，對文學創作實踐的一大貢獻。第三，關于大題材和小 題材的困惑。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經典《最長的一天》，到底歸入大題材還是小題材？說大，它是二戰中歐洲戰場最為關鍵一役；說小，只寫了6月6日這一天的諾曼 底登陸作戰。朝鮮族青年作家全勇先早年一直致力于抗日題材的短篇小說創作，《恨事》《八女投江》等讓人過目難忘。文學創作并無嚴格意義上的大題材小題材之 分，只有大思想小思想、大場面小場面、大容量小容量之分。徐貴祥創作《八月桂花遍地開》的路徑一目了然：他想創作一部旨在提升鑄造國格和民族性格的長篇小 說，在浩如煙海的抗日素材中，他在家鄉“陸安州”(安徽六安)找到了故事和人物，于是設置人物，鋪排戰場，最終完成任務。說到底，文學創作既是心靈舞蹈的 活兒，又是技術的活兒，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成熟的故事、高超的技術和愛的激情，不痛不癢的文學在我們筆下還會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