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無法忘卻的記憶

　　他是作家王火，他是一名抗日戰爭的親歷者。他曾以榮獲茅盾文學獎的《戰爭和人》書寫抗戰歷史，今天，他再次為我們追述抗戰全面爆發后隨家人輾轉南中國的圖景。他見證，他記錄，因為那是一個人和一個民族都無法忘卻的記憶。

　　空　襲

　　一

　　1937年“八·一三”之后，日本動用了優勢的海陸空軍，叫囂“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據資料記載，當時日寇有2700余架飛機，中國僅有300余架舊式飛機。所以日機除在上海戰地狂轟濫炸外，8月15日又開始狂炸南京。

　　我家在南京，這天中午，忽然聽到汽笛“嗚——”地長鳴，這是預備警報；不一會兒，就轉成“一長三短”的“嗚——嗚—嗚—嗚”緊急警報了，在飛機轟鳴聲中聽到遠處有炸彈爆炸聲傳來，“轟——轟——”天上發生了動人心魄的空戰，飛在前面的是四架草綠色太陽徽的敵機，一大三小。大的是轟炸機，小的是保護轟炸機的戰斗機，緊跟追擊的是三架中國戰斗機，勇敢地用機槍“噠噠噠”追擊敵機。敵機也用機槍還擊。雙方機槍吐著火舌，因為飛得低，雙方戰斗機上戴皮頭盔和風鏡的駕駛員我看得清清楚楚，飛機掀起的聲浪和氣浪很大，使人戰栗。這時，遠處高射炮聲“嗵！嗵！”響了，炸彈聲也斷續傳來，飛機轟鳴聲逐漸遠去，再一會兒響起了和緩輕松的“嗚——”聲，解除警報。我們第一次遇到的空襲結束，家人和我才松了一口氣。但第二天，日機又分四次空襲南京，來襲的大多是轟炸機，屬于日本有名的木更津部隊，死傷不少人，報載先后有9架飛機被擊落。這以后，日機有時日間來，有時還夜襲，除轟炸上海、南京外，杭州、滬寧線，甚至河南周家口(有我方機場)等地都遭轟炸。中國空軍也總是迎戰，以弱敵強，以少擊多。

　　抗戰中，中國空軍那種勇敢的精神令人敬重振奮，例如空軍第四大隊隊長高志航，在杭州曾與日寇18架重型轟炸機激戰，先后共擊落日機13架，后來作戰犧牲被追贈為空軍少將。又如樂以琴，8月14日與高志航擊毀日軍木更津轟炸機6架，翌日在筧橋擊毀日機兩架，在曹娥江擊毀日機兩架，8月21日在上海擊毀日軍九六式攻擊機兩架，不久移防南京，南京人都熟悉他的名字，不幸10月間日機襲擊南京，他奮起應戰，擊毀日機一架后中彈陣亡。再如劉粹剛，是空軍第五大隊二十四隊隊長，移駐南京后，負責空防任務，多次參加空戰，曾先后擊落敵機11架，但1937年10月26日因飛機失事犧牲。蕭乾先生在1938年寫過一篇有名的散文《劉粹剛之死》，發表在同年6月出版的《文藝陣地》上，里面引用了劉粹剛生前寫給他25歲的妻子許希麟信中的一段話：

　　“假如我要是為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我就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為我們是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你應當創造新的生命，改造環境。我只希望你永遠記住在人生旅途上遇著過我這么個人，我們為公理而戰爭，我們為生存而奮斗，我們是會勝利的……”

　　也有許希麟回信中的一段話：

　　“……在家里有我照料，萬不要惦念�，F在你已交給了國家，我不應再以私事來紊亂你為國御侮的心。粹剛，現在不是我們纏綿的時候。誠如你所說，我們的時候在殺退了倭奴，恢復我河山，我中華民族永存于世界的那一天。那時候我們再娓娓清談，我們的小家庭再充滿了融洽之氣。我希望那天早日來到……”

　　烈士的家書也是遺書，浩然的愛國正氣，使人讀了心潮澎湃、心弦鏗鏘，禁不住要感動得流淚。

　　抗戰期間，我遇到空襲的次數很多很多。后來為避空襲從南京到了安徽，在南陵縣住了一些日子，仍常有空襲警報騷擾。后來，從南陵到安慶，由安慶到了武漢。

　　那是1937年的冬天了。武漢在當時是政治中心。日寇1938年2月猛炸武漢，但2月18日那天有蘇聯空軍志愿隊和中國空軍聯合作戰，一下子擊落了日機11架；4月29日，日寇大批轟炸機由戰斗機保護來武漢襲擊時，一下子被擊落21架。武漢本來有英租界、法租界和日租界，抗戰發生后，日租界當然就收回了，日僑也基本撤退回日本了，但英、法租界日機轟炸時是不投彈的。我隨家人先住法租界璇宮飯店，后來嫌房價高，又租住到英租界特三區揚子街大陸坊。放空襲警報后，我常隨父親在樓頂洋臺上看空戰，空戰是很激烈的。有時能看到日機被擊毀墜落下來，但民眾在日寇飛機轟炸中也遭到劫難，有很多死傷，也有許多房屋等設施被毀。

　　在這前后，山東正面戰場失利，濟寧、兗州、青島等地均失守，徐州會戰將要開始，八路軍在晉東南地區卻連戰連捷，臺兒莊保衛戰爆發，日寇飛機主要忙于在前線助戰，但仍不時騷擾我們后方主要城市和交通線。這時，家里決定由武昌坐粵漢鐵路火車到廣州，然后由廣州坐火車去九龍轉赴香港。我們在武昌徐家棚站上了火車，上火車前就來了空襲警報，但一批日機被我們的空軍阻擊，又被高射炮射擊后，很快就逃走了�；疖囋诮獬�警報后向南駛行，從湖北經湖南到廣州。一遇空襲，火車就鳴笛停下來，讓乘客紛紛下車尋找地方躲避轟炸。火車開得本來就慢，停停開開，成了“老牛破車”。更想不到的是我竟隨家人遇到了一次八年抗戰中最危險的大轟炸，險些送了性命！

　　一路上大約遇到四五次空襲，趕快在火車停下后就跳下來去找地方遠遠躲開火車藏身，但有時敵機在遠處飛，并不來光顧，有時只是一架偵察機來火車上空打個轉就飛走了，有時敵機在頭上飛過不知去執行什么任務了，火車完好無恙，大家也變得麻痹了，有人干脆聽到警報也不下火車了。第三天的早晨，火車已入廣東省境，中午就可抵達廣州了。8點鐘，火車到了砰石車站，想不到突然停了，火車頭放著警報“嗚——嗚——嗚——”丟下車廂跑掉了！

　　有人說：“鬼子飛機常炸廣州，這里離廣州近，警報可要小心！”車廂里大亂了，車上的人像沸騰的一鍋開水涌動奔突著，紛紛下車逃散，有提著小箱子的，也有提著皮包或包袱的。一霎時，車上的人大部分下車了。外邊陽光很好，廣州比武漢暖和，附近有兩片翠綠的大竹林：一個離火車一百多米，一個離火車四五百米，家人和我都往遠處那片竹林跑，這時隱隱已聽到飛機聲了！

　　真沒想到，飛來的至少有十幾架巨大的水上轟炸機，這種飛機巨大肥胖像鴨子似的，我們馬上匍匐在竹林里的一條已干涸了的溝渠里，從竹林的縫隙中，只見飛機來到頭頂突然俯沖下來，發出呼嘯，倒垃圾似的投下許多炸彈來，陽光下，炸彈在高空就像熱水瓶那么大小，越降越大，一束有十幾個炸彈斜著飛下來，發出可怕的“嚓！嚓！嚓！”的聲音，我把臉貼著泥土，炸彈“轟——轟——”的爆炸聲，地面劇震，我淚水都震出來了！斜眼一看，見頭上的飛機仍在俯沖投彈，機槍也“突突”掃射下來，然后，飛機飛走了！我看看身邊的家人，同我一樣，身上都是泥土竹葉，所幸我們未炸死，但附近的人差不多全炸死炸傷了！紅色的鮮血在炸死的人身上和地上濺淌著！到處是哭喊聲、呻吟聲。我看到身邊有好些碎彈片，大的有鞋子大，小的只有拇指大，我下意識地拾起一塊小彈片放進口袋(一直留作紀念，直到“文革”后才遺失)。我和家人一起走出竹林，朝火車一看，只見火車后面兩節車廂中了炸彈，鐵軌旁，彌漫著黃黑色煙霧，還有火舌，四周有很多尸體，離火車近的竹林扔的炸彈多，那里躲警報的人多，死傷的也多，有女人和孩子在哭，哭得凄慘，鮮紅的血觸眼就能看到……

　　我的“家人”指的就是我的后母和侍候她的一個女孩。我們的箱子和大提包都在火車上未帶下來，但我們坐的就是車尾的那節車廂，日軍投的是燃燒彈，車廂已燒毀了！幸虧后母帶著她裝錢的手提包。火車沒法坐了，我們由砰石站坐公共汽車到達廣州，住進了愛群酒店，但廣州不斷有警報，我們很快就由廣九路去了香港。

　　經過了這一次險些被炸死的空襲，我對日寇的仇恨更深，但說來也怪，對空襲我卻能淡然對待了，就好像自己是死過一次的人了，不怕了！以后，在四川重慶，每當空襲時，我能進防空洞就進，人多或沒有機會就不進。由于恨日本帝國主義者，我愛看空戰，希望看到日寇的飛機被擊落。

　　1941年8月，陳納德指揮下的美國志愿空軍正式組成中國武裝部隊(即飛虎隊)，1942年飛虎隊又改編為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日寇雖然仍傾全力作垂死掙扎，不斷對四川、重慶、萬縣、成都等地狂轟濫炸搞所謂“疲勞轟炸”，1942年出動轟炸四川的日機將近200批，每批從數十架到百余架不等，屠殺了許多中國百姓，但日寇已到強駑之末。而我仍舊對空戰感興趣，愛用一本剪報本將每天有關空襲和空戰的材料收集剪貼。高志航、樂以琴、劉粹剛三位飛將軍的英勇事跡始終鐫刻在心上。1943年6月5日，報上刊登了一條新聞使我喜出望外，新聞內容是：“我空軍第四大隊中隊長周志開單機起飛，驅退入侵梁山機場敵機，擊落敵轟炸機三架，擊傷多架，造成空戰光榮紀錄�！蔽耶敃r是非常敬佩這位像《三國演義》中的趙子龍一樣的英雄的。以后，報上又刊登了周志開得到勛章的消息，并且看到了記者親訪他的文章，巧的是就在這以后不久，我在重慶國泰電影院附近，看到了周志開，一位非常帥的飛行員，許多人圍著他，那天他穿著空軍那絲光卡嘰軍服，胸前戴著勛章，圍著的人紛紛笑著看他，熱熱地向他鼓掌。他也笑著向大家致意，但購物后迅即開著一輛吉普車走了。他留給我的印象確實是位非常陽光、非常英俊的抗日英雄。但后來不久，有一天他奉命駕單機去長江下游進行偵察任務，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我悵然久之。

　　武　漢

　　二

　　這是1937年初冬，父親和我由安徽省會安慶坐日本商輪“大貞丸”沿長江駛往武漢。這時，上海的激戰猶在進行，我們怎么會坐日本船到武漢呢？原來這只船是作為敵產被扣押的�？箲鸨�發，江陰要塞布設了大量水雷并且鑿沉了一批破舊船艦堵塞了航道，“大貞丸”本是到長江上接走撤退日僑的，但它與另一艘名叫“長陽丸”的日本商船在我方封江時被截俘，被我們用來在長江中運載傷兵、難民和旅客。坐著日本船到武漢是一種趣事和怪事，當時船超載，除了大菜間外，所有的官艙、房艙和統艙都像沙丁魚一樣滿滿擠著人。我們的船逆流而上，經過江西九江、湖北黃石抵達武漢。一路雖有空襲警報，有敵機遠遠飛過，但未遇轟炸掃射。

　　武漢三鎮指的是漢口、武昌和漢陽，貫通南北的平漢鐵路和粵漢鐵路與橫貫東西的長江在此交叉。無論冀、贛、蘇、皖、豫、湘、粵，哪里有事，人們都會跑到這里來。我們到武漢不久，上海、蘇州已經淪陷，日寇正要包抄南京。政府要遷到重慶，武漢自然成了政治中心，一下子增加了幾十萬人口，城市面貌起了極大的變化，抗戰的氣氛十分濃烈。報上也常出現“大武漢”的稱謂了。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建立，武漢的抗戰局面令人興奮。看到街上有巨大的抗日漫畫，心中是激奮的。那漫畫是彩色的，有二三十米長，一丈多高，畫的是一個猙獰兇惡的日本軍人手拿沾滿鮮血的軍刀，但兩足狼狽地陷在中國的泥潭中……在江海關附近的街路口，也豎立著一幅巨型漫畫，畫的是“工農商學兵齊心來抗日”。五個代表工農商學兵的巨人挽臂怒指雙手染滿鮮血的矮小日寇，那種氣勢完全壓倒了卑鄙兇惡的敵人。張貼在街頭的報紙上的漫畫更多，有的畫著日寇肆意屠殺中國婦女和嬰兒；有的畫著中國空軍擊落日寇濫肆轟炸的飛機，有的畫著八路軍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毀傷日機24架，那“24”兩個數字用紅色寫得極顯眼；有的畫著上海八百壯士在蘇州河畔堅守四行倉庫……

　　當時，街頭有文藝界的演員們在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也有大學生在演出抗日街頭小話劇“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圍觀的人很多。文藝界的救亡宣傳隊，各種戰地服務團，各種慰問團、抗敵協會都在街上作抗日宣傳。游行的隊伍也多，男男女女有的手執紅色、綠色的小紙旗，有的高呼抗日口號，有的高聲唱著歌。那種抗日的氣氛，使人憤激，使人澎湃。穿棉軍衣的女軍人特別引人注目，她們有些是燙著頭發的，但沒有擦胭脂涂口紅的，有些穿著灰藍色有紅十字符號棉大衣的傷兵，還有海外華僑歸國服務團也扯起寫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白布橫幅慷慨激昂地呼著口號走在游行隊伍里，那種氣氛就像沸水翻滾著似的，使人熱血沸騰。

　　排山倒海似的歌聲特別感染人，差不多人人都會唱《義勇軍進行曲》，人人都會唱《松花江上》，人人都會唱《大刀進行曲》。上海淪陷了，但很快《八百壯士》的歌聲在武漢大街上響亮地唱起來：“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聽到游行隊伍中那許許多多熱血的中華兒女淚流滿面地唱著這些愛國抗日歌曲，我曾不止一次地淌著淚水也高聲唱起來。當時前方將士有一句流行的壯語：“同鬼子拼命，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這種拼命精神深深感染著我。

　　街上更有一道風景線：有時可以看到兩三個蘇聯飛行員走過，他們是空軍志愿隊的成員，他們個子高大，穿著土黃色的空軍皮夾克，衣背上有一面小小的中國旗和一面小小的蘇聯的紅色鐮刀斧頭旗，旗下有16個中文字：“國際友人，來華助戰，凡我軍民，一體保護”。有人在嚷嚷：“蘇聯的飛機師！蘇聯人！……”記得有時能看到很大的轟炸機和比較新式的戰斗機在天上飛過。我們在武漢逗留期間，日寇飛機的空襲還不算太多，估計同有蘇聯戰機幫助防守有關。

　　武漢抗日氣氛那么濃烈有力，肯定同國共合作有關，電影院里正放映著《平型關大捷》的紀錄影片。紀錄片不可能很長，所以又配上一部別的影片一同售票放映。我隨父親一同看了《平型關大捷》，配演的是美國滑稽片《從軍樂》。平型關大捷是紅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進入華北前線后對日軍作戰中取得的第一次勝利。片中將八路軍在平型關東北之公路右側山地設伏、日寇部隊和輜重部隊向平型關前進，車行緩慢，隊形擁擠的過程全拍了下來。日寇完全進入伏擊區時，我軍突然開火，大批干部、戰士從高處往下飛快地沖到公路上與敵人展開白刃格斗，人數眾多，日寇受到意外打擊，在我軍火力掃射和白刃肉搏下汽車、馬車充塞道路，死尸橫陳。日軍被消滅一千多人，汽車被擊毀許多。繳獲的戰利品有日寇的太陽旗，有炮，有許多機槍及步槍，還有許多炮彈和軍用品�？吹诫娪袄镂臆姏_鋒、肉搏和繳獲戰利品的場面時，電影院里掌聲響起，片子不長，但鼓舞人心。看完《平型關大捷》后，父親感慨地說：中國人真要團結起來打鬼子同鬼子拼命，鬼子就是一條毒蛇，他也吞不下大象的！他不想再看后面的滑稽片了，我也就跟著他出了電影院。但從那時到今天，已經過去78年，看《平型關大捷》的印象居然未忘，仍清晰新鮮。當時傳說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代表德國提出要調停中日戰爭。父親同友人談起這事時認為日本不可信任，德國也不可信任，中國的出路只有抗戰，堅強地打下去，積小勝為大勝！“積小勝為大勝”是當時很流行的一句話。

　　在武漢三鎮那水波粼粼的寬闊江面上，或停泊或行駛著許多木帆船和火輪，也有許多來往穿梭的舢板和駁船。漢口江邊的標志物是江海關和江海關前長長的倉庫、堆棧、高樓，碼頭上，有許多裝運貨物的穿短襖的苦力在裝卸貨物。這時，往往聽到江海關上的大鐘慢悠悠地“當——當——”敲響。清晨，江面有淡淡的霧氣，晨光慢慢地不斷擴大，逐漸向長江兩邊延伸。天穹越來越開闊，可以看到瑰麗的天空下灰蒙蒙的武昌黃鶴樓、蛇山及漢陽的龜山。這一切，都鐫烙在我記憶的深處了。

　　后來，在武昌上火車時遇到一次日機的空襲，時間不長，有過空戰，但只是掠過漢口市區，有太陽徽的日機被保衛武漢的戰斗機驅趕得亂了隊形，分散地逃竄，然后向武昌和漢陽投彈，聽得到炸彈“轟轟”的爆炸聲，更多的是聽到蛇山和龜山一帶高射炮的射擊聲，使藍色的天幕上出現了一團又一團的黑色云絮，敵機飛竄逃跑了，黑色的云絮也慢慢淡化消失了。解除警報，街上行人和黃包車、汽車又多了起來，恢復了原來的狀態。街頭有流浪乞討的難民，舞廳里有人跳舞，旅館里有人打麻將，街上又有了激奮的游行隊伍和口號聲，又有了動人的抗日救亡的歌聲……

　　我們在武昌上了粵漢路的火車，輾轉廣州，告別了難忘的大武漢。

　　香　港

　　三

　　廣州遭日寇飛機轟炸很頻繁，坐廣九路的火車由廣州到九龍過海坐渡船就抵達香港了。那時去香港方便，無須辦什么手續和證件，可以自由出入。有干凈的輪渡從香港隨時可以渡海到九龍，從九龍也隨時可以駛回來，不但方便而且便宜。

　　1937年冬時的香港，沒有今天那么多摩天建筑。那里，畢打街僻靜，砵甸乍街狹小擁擠，銅鑼灣亂糟糟，淺水灣荒涼。最繁華熱鬧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輔道。當然，賽馬日在跑馬地一帶也是人頭攢動的。由于香港歷來免稅，是“購物天堂”，外國人和內地來香港的人很多�？箲鸨�發以后，香港可以避開戰火，也接納了不少從內地來的人，更加熱鬧。

　　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銀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飯店、咖啡館、電影院等等，裝璜華麗。夜間，霓虹燈閃爍，高大的廣告牌到處是“白馬威士忌”“三星斧頭白蘭地”“三五牌香煙”“大炮臺香煙”“黃金龍香煙”“阿華田麥乳精”……五彩繽紛的廣告擠眉弄眼，各種服飾的黃種人、白人、黑人擠滿街頭。間或也有天主教的修女穿著黑色白邊的教衣長袍在大街邊匆匆行走，仿佛是有意躲開塵囂。維多利亞時代哥特式建筑物，加上趾高氣揚的英國差官(警官)、用布纏頭的印度巡捕，構成殖民地氣氛和香港的特別風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訴我們：香港人講究做生意，進商店購物不還價就會吃虧�；屎蟠蟮郎嫌杏腊补�司和先施公司，不過規模沒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購物，倘若你還價，是被人笑話的，香港卻可以還價。

　　香港同廣州的生活習慣相仿，吃蒸飯，到處可以吃到臘味飯、魚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燒肉、烤乳豬肉、脆皮雞……也講究“飲茶”。早上“飲茶”，上午到中午“飲茶”；下午“飲茶”，晚上也“飲茶”�！帮嫴琛睂嶋H是邊飲茶邊吃廣式點心。從蝦餃、叉燒包、云吞(餛飩)、燒賣、腸粉、芋角、蛋撻、馬蹄糕到雞包、荷葉糯米雞……不下數十種。當然，飲茶的地點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當時，著名的金龍酒家“飲茶”、宴會時，在豪華的包間里公開擺放鴉片煙槍和煙燈，客人躺在那里，有女侍者燒煙供客人吸食。開宴和飲茶時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邊陪同。陸羽茶室、吉祥茶樓，從早到晚樓上樓下常年客滿。吃西點、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處都有，以高羅士打行最著名，那里有高雅富麗的歐式布置，很安靜，很舒適。夜晚，山上、海上，燈光燦爛，像撒在黑絲絨上的鉆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廳、酒吧，電影院的燈光、樂聲，酒樓、旅店里的麻將聲、喧嘩聲，燈紅酒綠，歌舞升平，給從大轟炸中的武漢和廣州來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香港，我們住在“六國飯店”。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與香港的愛國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漸趨濃厚的抗戰氣氛。那里，有的文化單位舉辦抗日的攝影圖片展和漫畫展，在香港圣約翰大禮堂有過“保衛中國大同盟”主辦的抗日戰爭展覽及支援抗戰的募捐活動。那些地方，父親大都帶我去過，他還同熟人握手談話，在本子上題字、看展覽，也捐款。當時，街上和大飯店里常有打著小旗義賣紙花支援抗戰或募捐支援抗戰的男男女女或學生隊伍活動。我清楚記得，就在“六國飯店”門口，一群義賣紙花的男女青年熱血沸騰地用粵語講演后唱起了抗日歌曲：“動員！動員！要全國總動員！反對暴力侵占，掙脫壓迫鎖鏈！要建成鐵陣線！民族出路只一條，生存唯有抗戰！大家奮斗到底，槍口齊向前……”這支歌，抗戰初我在武漢就學會唱了，到廣州，也聽到游行群眾在唱。到香港，再一次聽到同樣的歌聲，感到格外溫暖和激動。當時，唱歌的人和聽歌的人，不少都是熱淚盈眶的。

　　這里見不到戰火和日寇，但報紙上整篇的戰訊卻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尤其是從戰區中來的人們，最關心的是抗戰的信息，香港當時拍粵語影片很紅的明星梁翠薇，歌曲和粵劇唱得動聽，常在一些有關抗戰的會議和社交場合上表演，唱《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八百壯士》……有時全場的人也會一同高聲唱起來，唱得熱淚盈眶。

　　在香港期間，父親有過不少活動，例如他與老友楊天驥(楊千里)等去看望過在香港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看望過廖仲凱夫人何香凝。她們都在從事抗日救亡工作。一天，聽父親說，孫夫人不顧日寇濫炸廣州，曾從香港坐船到廣州慰問傷兵和被敵機炸傷的難民。說有一個從敵機炸死的孕婦腹中取出的嬰兒，居然還活著。孫夫人在醫院親手撫抱嬰兒，叮囑一定要小心看護撫養好……使人感動。

　　有一天下午，父親曾帶我與楊天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們是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銘的私人轎車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卻，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房里書特別多，櫥架上、長條桌上、書桌上全放滿了書。蔡先生穿長袍、戴眼鏡、上唇蓄短須，說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話，聲音不大，腹部突出，人顯得蒼老。父親和楊天驥很尊重他，讓我叫他“蔡老伯”。他對我笑笑點點頭。父親和楊天驥都稱呼他“孑民先生”。他當時身體很不好，臉上有病容。他們談些什么，印象已經淡忘，只記得是關于上海和抗戰的事。還記得楊天驥老伯笑著問過我：“你上學時是不是男女同校？”我點頭，他就笑著說：“就是你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時做教育總長……”父親這次與楊天驥先生看過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約翰大禮堂參加“保衛中國大同盟”等舉辦的支援抗戰的展覽會及募捐活動，同蔡先生也見過面，只是我未在場。蔡先生與父親同在1940年去世。父親是2月殉難，蔡先生遲個把月病故。出殯那天，參加的人極多，全港學校和商店都下半旗致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華人永遠墳場。后來，聽說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掃墓瞻仰了。

　　關于楊天驥先生，他長得瘦小但面色紅潤，戴眼鏡，禿頂，穿中式長衫，兩眼有神。他一般愛用“楊千里”這個名字，江蘇吳江人，詩詞書法均佳，人稱“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學堂教過國文，胡適是他的學生。在1906年，胡適15歲時，楊天驥匯輯《西一齋課文》以備日后察看學生進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適根據楊先生的命題所作的議論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當時楊先生對此文作了贊賞的批語，人都夸他“識才”。1937年冬，胡適聲名正盛，秋天時經香港去了美國。楊天驥同父親不時談到胡適，只可惜許多具體的事我都記不清了。

　　父親說過，楊天驥先生早年在上海辦《民呼》《民主》等報時兩人相識。在香港時，我發現他會英語，能看英文報也能用英語同人會話。他代理過監察院的秘書長，此時他是監察院的監察委員，也在協助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主持港澳的黨政工作。父親認為楊天驥先生“才不外露”，“是個有學識的能干人”。他同楊先生很談得來。

　　一位聶海帆先生也常來看父親。有天，他請父親和我去吃晚飯，說是該吃吃葡萄牙菜里的葡國雞。他陪我們坐“的士”到皇后大道中，下車轉進德己立街，一路上上下下，有點曲折，最后到了一家葡萄牙人開的餐館。門面不大，高處掛著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寫著大字：葡國雞，畫著一只大公雞，還有葡萄牙文。湯、冷盤、小面包、黃油等也沒什么特別。精彩的是一缽蒸得滾熱的“葡國雞”。那是將雞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佐料外加許多奶酪蒸熟的一種特色鄉土菜，味道確實很好。

　　我悶聲吃雞，但聽到父親同聶海帆談話，是在上海租界上辦大學的事。聶海帆反對用“中國公學”做大學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煩。因為“中國公學”這個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這里說的引人注意的“人”，顯然指的是“敵人”，他說：“學校的名字我已經想好了，就叫‘三吳大學’！不引人注意！”他又說：“您做董事長，我任校長！依您的聲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開的！你是前輩，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師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學生和熟識的關系。校址已經不成問題，這事現在只等您點頭了！”

　　父親沉吟著，當時并沒有點頭，好像也沒有再說什么。那晚吃完“葡國雞”后，聶海帆送我們回家，臨走時，他好像對父親說：“請您再好好考慮一下……”

　　聶海帆走后，我問父親：“為什么叫三吳大學？”

　　父親說：“我也問過他。他說：蘇州、常州、湖州自古以來，叫作‘三吳’。在上海辦個大學，吸引蘇州、常州、湖州這一帶的學生用這個名字合適。我卻覺得沒什么好！”

　　后來，聶海帆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見和父親的取得了一致，他去開拓辦“三吳大學”的局面去了。

　　隔了兩年，在上海英租界，那時“三吳大學”已經辦成開學，父親是董事長，聶海帆是校長。有一天，有兩個敵偽殺手帶了禮品裝作給聶海帆送禮，到了“三吳大學”的辦公室見到聶海帆后立刻開槍，聶海帆頓時倒在血泊中犧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偽的極司菲爾路76號派來的。接著，父親就收到了恐嚇信，又遭到綁架。那時，我才從父親處知道“三吳”并不是蘇州、常州、湖州的古稱�！叭齾恰笔侵竻谦d、吳易和吳樾。吳玠是南宋屢破金兵的名將，吳易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將領，吳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顯然，父親后來同意用“三吳大學”這個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父親決定去“孤島”上海了。他是一個愛國者，去上海當然不是為了茍安于亂世。臨行，有友人為他在香港仔擺宴吃海鮮送行。那是我至今難忘的一個晚上。

　　去香港仔，路較遠，當時那是一個泊著許多漁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漁港，比較荒涼，但碧海靚麗。來吃海鮮的人并不太多，我們赴宴在一只固定于海邊的大舫船上。它用紅紅綠綠的油漆剛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許多玻璃器皿和木制盆具內都養著各色生猛的海鮮。翠海如鏡，遠處的沙灘上，有檳榔樹、綠色的尤加利樹。在舫上擺筵席，使我想起戰前在南京秦淮河和蘇州太湖吃“船菜”的舊事。那晚，吃了些什么記不清了，但桌上花雕酒香味至今想起似還存在。朋友們多數都較年輕，敬父親酒，父親未喝，但說了激動的話，大意是我不去重慶而去“孤島”會有危險，但我無所畏懼……有人提議：起立唱一個歌為父親送行，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歌聲慷慨激昂，使人熱血沸騰，那時候幾乎人人都會唱這支歌。我夾在中間唱歌，不知為什么卻流淚了。父親那晚為什么那么激動地說那樣的話，我當時似乎不懂，以后，我懂得父親回去是為了應邀用他的聲望及社會關系在租界上秘密辦 “三吳大學”，掩護抗日活動。他回“孤島”后，終于還是遭遇危險，死在敵人手里！于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偉地坐在那里講話的情景，與香港仔的靚麗海景，至今都未湮沒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