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忠的文學史價值,不僅在于他已經走出傳統(tǒng)農民英雄的歷史局限,而且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是一個“在歷史中成長”的具有豐富包蘊性的“未完成”性格形象。朱老忠不是草莽英雄,也沒有朱老鞏那樣的火氣,背負血海深仇的他始終保持著普通農民本色,一直抑制著自己的“火爆脾氣”和“憤怒的心情”,用“出水才見兩腿泥”來鼓舞士氣和寬慰自己。這一安排恰恰體現(xiàn)了梁斌的良苦用心,“梁斌給朱老忠的定位,不是一位傳統(tǒng)小說中常見的性格不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個處于動態(tài)的時間關系中的不斷‘成長’的新的形象”,而“成長”的進入,不僅使《紅旗譜》體現(xiàn)了一種與傳統(tǒng)小說相異的“時空原則”和“知識譜系”,“意味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小說的誕生,同時也意味著誕生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進入到一個藝術形式更為完備的‘當代文學’時期”,而且也使得朱老忠成為新舊時代的“媒介”,“對于舊中國革命農民來說,朱老忠是一個性格的‘總結’;而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革命的中國農民來說,它又展示了一個新的起點。它論證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以農民為主力同盟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動力”。站在“舊”歷史終點與“新”時代起點的交匯處,朱老忠的形象獲得了歷史與時代的燭照,成為“成長的”歷史和時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