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學批評的時代——文學評論家於可訓訪談

　

　　李遇春：當前文學批評表面上看起來很繁榮，但實際上卻又很貧乏，這里面肯定存在著某些問題。請問您怎么看待當前文學批評的現狀？

　　於可訓：我認為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的這種病象并不是今天才開始出現的，以前我們把它叫做“批評的失語”或者是“批評的缺席”，這好像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種說法。最近幾年，如果僅僅從現象層面來看，文學批評還是很熱鬧的，還處在一種眾聲喧嘩的狀態。但是大家為什么又感到批評很貧乏呢？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一個是現在的文學批評很少注意學理上的根據。因為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是一種帶有“科學研究”性質的活動，普希金甚至把它叫做“揭示文學藝術作品的美和缺點的科學”。因此，必須要有一種學理上的根據，你得有一種比較自覺的理論觀念或批評意識，依據某種評價尺度、評價標準，運用某種方法論手段從事批評，包括以前曾經流行過的模式化的方法等。這些東西也許有局限，但文學批評如果缺少了這些東西，就成了一種即時性的、隨意的感想、體會和意見。但即時性的、隨意的、片段的、凌亂的感想、體會和意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別林斯基曾經有一個很極端的說法，認為當你對事物的判斷涉及到文學藝術等問題時，“僅僅根據自己的感受和意見任意妄為地，毫無根據地進行判斷的所有一切的我，都會令人想起瘋人院里的不幸病人”。

　　李遇春：現在有些文學批評家可以叫做“意見領袖”，或者叫做“話語明星”，只滿足于到處發表“意見”和“感想”，到處搶占“話語”高地，并不考慮什么學理不學理的問題。

　　於可訓：如果沒有學理上的根據，這些批評家的“意見”和“感想”，“話語”和“觀點”都是靠不住的。批評缺少理論的自覺和學理的根據，我認為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文學批評與一般讀者意見的區別也在這里。否則的話，一個家庭婦女、一個普通讀者讀了一些作品之后發表一些意見和感想，就成了文學批評。我想這是不能稱為文學批評的。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在文章數量和熱鬧程度上都遠遠不及現在，但為什么我們覺得那個時候的文學批評很繁榮，也很有力度？那是因為當時的批評家都有自己的批評觀念和理論依據，所運用的批評方法也比較明確，他們的批評文章一般都有一種學理上的根據，不管你是否同意他們的判斷和結論，但他們所說的基本上都是有理有據的。因為學理上的根據往往是某種帶有普遍性的東西，不是某些個別人的看法，還是別林斯基的話：批評的“判斷應該聽命于理性，而不是聽命于個別的人，人必須代表全人類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個人去進行判斷”。

　　造成文學批評乏力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現在的文學批評界存在著大量的不怎么細讀作品的現象。一個批評家如果不細讀作品，如果他對批評對象的閱讀不深、感受不深、研究不深，僅僅是從那些粗枝大葉、浮光掠影的概要、評介或轉述來評論作品，那么這種評論文章本身就喪失了存在的合理性，當然也就不可能產生文學批評所應該具有的效應。現在有些批評家沒有閱讀作品的耐心，很多作品根本就沒有細讀，或者憑著一點新書評介，甚至封底或者腰封上的文字做評論，這樣的批評自然說不到點子上去。有的批評家說了半天，結果和作品所寫的不一樣，或者打一些外圍戰，言不及細節，語不涉技藝，說明他根本就沒有細讀作品。這樣的批評文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我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泡沫批評。由這些不讀作品或不細讀作品的批評文章所造成的繁榮，是虛幻的，是一種假象，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的繁榮。

　　至于商品化、功利主義、物質主義這些東西影響文學批評，就沒有必要談了，因為整個社會風氣就是這樣的，文學批評肯定也會受影響。要緊的是文學批評自身的東西，包括自身的理論建設、自覺意識的培養和方法與能力的訓練等，都是更為重要的東西。

　　李遇春：您剛才說到，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有理論的自覺。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批評界也一直在翻炒各種西方理論，我印象中比較流行的理論有現代性理論、民族國家想象理論、文化研究理論、疾病隱喻理論之類，這說明我們在引入西方的文學理論方面并沒有中斷過，也算是有理論的自覺，但為什么當年引入西方理論那么有沖擊力，對文學批評的繁榮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現在的理論卻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呢？

　　於可訓：現在與那個時候是有區別的。那個時候引進的西方理論大都和文學批評是相關的，主要是文學批評理論，比如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結構主義、闡釋學、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等，它們本身就是批評理論，對文學批評直接發生作用，適用于當時的文學批評對象，滿足了文學批評觀念和方法革新的要求，因而對當時的文學批評是起促進作用的。但你說的這些理論，就其自身來說，當然有它的意義和價值，但對文學批評而言，我覺得有四個字可以概括，那就是“大而化之”。在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范疇內，這些理論大多是對文學問題的“外部研究”，是文學批評的“外圍理論”，是社會學理論或文化學理論，而不是文學理論，更不是文學批評理論。它與文學有關系，與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理論也有一點關聯性，但因為隔著社會學或文化學的障壁，“溝通”不好、“融會”不夠、 “轉換”不力，容易發生問題，要么隔靴搔癢，不著癢處，要么大而化之，不得要領，很難直接對文學批評發生作用，弄不好還會消解文學批評。

　　李遇春：您當年大學畢業留校的時候是在文藝理論教研室，教過多年文學概論，也參與編寫過文藝理論教材，比如《藝術生產原理》中的“受體論”就是您寫的。您能結合自己的文學批評經歷談談文學批評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之間的關系嗎？

　　於可訓：關于這個問題，近年來，我的確有一些想法。我認為，要糾正目前文學批評的一些弊病，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強文學批評基礎理論建設。最近20年來，文學領域消解得最厲害的就是文學基本理論和文學批評基礎理論，以我的陋見，較系統完備的文學基礎理論著作，除了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等少數論著，此外就沒有多少像樣的文學基礎理論著作，更不用說文學批評基礎理論著作了，這些年來，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但20世紀80年代不是如此。文學基礎理論和文學批評基礎理論著述，都十分豐富。一方面，以前的文學基礎理論著作，還在發生作用，比如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等，另一方面又從西方引進很多文學基本理論著作，最著名的，如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等，所以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基本理論建設是比較發達的。這就為當時的文學批評提供了很多學理上的依據，提供了理論上的聲援和支持。但這方面在最近一二十年做得比較差。因為文學理論大面積地轉向文化理論，文學基本理論建設遇到了很多障礙、很多問題，包括大學開設文學理論課程，也沒有以前那么重視，那么正宗。我覺得這是影響當今文學批評的一個問題。

　　李遇春：其實在文學基本理論上，我們現在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的理論水平上，但這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好，因為那時候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命題到現在還是十分實用的。我們不能美化20世紀80年代，但那個時代的文學基本理論和文學批評基礎理論的建設，確實為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并不是一個單質化的時代，那是一個充滿了內部沖突和思想轉型的時代，文學的自覺和文學批評的自覺是那個時代給我們的當代文學史留下的最珍貴的遺產。可惜文學批評的自覺還未走向成熟就被新的時代環境和學術語境給中斷了。

　　於可訓：我們這個時代不僅僅是文學基本理論建設比較薄弱，影響文學批評最直接的文學批評基本理論建設更為薄弱。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基本理論建設是很熱鬧的，王先霈、陳晉、賀興安、潘凱雄等，都寫過這方面的著作。我個人收集到的就有十來種，說明當時在文學批評基本理論建設上是非常活躍的，取得了很多好的成果。我個人也寫過一些文章和書稿，今天并沒有覺得過時，最近北京還有一家出版社要我把這些書稿整理出版。那個時候的文學批評基礎理論建設作用很大，首先就是促使批評家自身去反思文學批評實踐，因為寫這些書的基本都是批評家，他們既有實踐經驗，同時又能反思實踐中的得失，由此形成一種理論的東西，反過來又促進了當時的批評實踐，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但最近一個時期，就看不到這種現象，現在似乎都沒有這個熱情，都不去進行理論的反思，不去總結實踐的經驗，不愿做文學批評基礎理論建設的工作。有些年輕的文學批評家，從事文學批評，主要靠自己的天分，或靠相關學科的知識支撐，一講就是現代性等宏大問題，現代性是個社會學概念，可以用來研究和評論文學，但問題在于怎么用，怎么轉化為文學的東西，我覺得這一點是做得不夠的。有的批評家則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操練代替文學評論。如評《白鹿原》，就大談儒家文化，談儒學歷史，評《心靈史》就談宗教問題，評《務虛筆記》就談哲學問題等。相反，文學自身的問題卻談得很少，或一筆帶過，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理論的知識準備，有明顯的欠缺。20世紀80年代的批評家雖是臨陣磨槍，但也是邊學邊干。當時“文革”剛結束，一些批評家沒有準備好，很多批評家處于轉換之中，年輕的批評家大多是一邊向前人和西方學習，一邊在實踐中摸索著做文學批評。這樣雖有缺陷，總比既無充足的知識儲備，又無反思和反省的自覺要好。所以我認為目前很有必要強化文學批評基礎理論建設。批評家應該有這樣一種理論準備，應該有批評理論的自覺，如果沒有的話，就容易陷入盲目性。

　　我倒不覺得20世紀80年代是什么黃金時代，但有時候是有必要重溫一下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環境，當時的那種文學氣氛，當時的那些批評家的狀態，批評家與作家、批評與創作之間的關系，對于今天而言，倒是有不少可以值得借鑒的地方。

　　李遇春：說到作家與批評家、創作與批評的關系，我覺得目前也存在一些問題，也影響文學批評的發展。您能談談這個問題嗎？

　　於可訓：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不利于文學批評的健康生長。在文學活動領域，提高創作的地位，推崇文學原創是對的，但是如果因此而貶低批評、忽視批評的話，文學創作不但缺少了應有的價值評判，就其本身而言，也是未完成的。馬克思在講到物質產品的生產時曾說，消費是生產的“最后目的的結束行為”。雖然文學批評不能等同于物質產品的消費，但任何文學創作，如果不經過文學批評的闡釋和評價，其意義和價值是得不到體現的，因而作為一個精神產品的生產過程，是沒有最后完成的。所以也有人認為，批評是對文學作品的再創造，它本身也是一種創作。批評家的話不是金科玉律，但文學批評卻能發現黃金美玉。中外文學史上，許多重要作家作品，包括我們今天稱之為經典的作家作品，都是經由歷代文學批評的闡釋和評價認定的。19世紀俄國別林斯基等人的文學批評，為什么那么受人重視，是因為他們發現了一些作家的價值，比如果戈理，別林斯基后來雖然嚴厲地批評過果戈理，但沒有他對果戈理獨具慧眼的發現、深刻的闡釋和高度的評價，果戈理的作品的意義和價值，也許就得不到正確的認識，果戈理的偉大也許就會被埋沒。又比如“中篇小說”這種文體，也是被那個時代的批評界定的，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創作，這就是批評的力量。說明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更不是有害的東西。德國戲劇家萊辛曾說：“如果在我較晚的作品中有些可取之處，那我確知是完全通過批評得來的”。“批評據說能把天才窒息，而我自謂從批評得到了一些類似天才的東西”。

　　但今天對文學批評似乎沒有這樣的認識。正因為對文學批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有什么意義、有什么價值認識不夠，大家都不去想這個問題，所以一方面文學批評被商業化的大潮淹沒了，另一方面又因為片面地強調創作，批評的作用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以至于在有些人的眼里，文學批評不過是作品的廣告，是作家的吹鼓手，是朋友間的捧場，是領導宣揚政績的工具。而不是像前人所說的那樣，是燭照作品的“鏡”與“燈”，是作家的“知音”、“諍友”與“超然的評判者”。這就是我說的批評的異化。

　　說到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前不久，我和一位老作家聊天，他說他在美國認識的一位著名作家出了一本新書，他祝賀他的新書出版，但那個美國作家卻苦笑一下說，“還沒有到你祝賀我的時候”，因為他還在等《紐約時報》的書評。幾百字的書評，有那么大的權威，不僅決定了作品的社會影響，而且還決定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能力的評價。只有書評出來之后，作家才有信心，覺得自己創作力還沒有衰竭，還可以繼續寫下去。只有到那時候，才值得祝賀。

　　李遇春：這說明在美國那種商業化的國家里，文學批評依舊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很大的權威性。

　　於可訓：文學批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造就一個良好的文學環境。一個良好的文學環境，有利于文學的生長發育，反之，則不利于文學的生長發育，這個大道理大家都知道。但今天的實際情況是，文學批評沒有發揮這樣的作用。由于對文學批評的性質和功能缺乏正確的認識，所以今天的文學批評，除了上面說到的好打不著邊際、凌空蹈虛的外圍戰，就是很多批評家不在作品的闡釋和評價上下工夫，而是熱衷于追新逐異，炫艷獵奇，或作驚人之論，搶占話語先機。常見的是一個作家搞了一點與眾不同的東西，就被稱之為“創新”，也不管這種“創新”有無價值，不去具體分析新意何在；有作家寫了一個大部頭的或多卷體的東西，就被稱之為“深刻”、“厚重”，同樣不去具體探測其深度，權衡其輕重；有作家創作費時較多，過程較長，則被稱之為“殫精竭慮”、“淡泊寧靜”、“潛心創作”“某年磨一劍”，并不計較其效果如何，得失何在。或效法梁山英雄，給作家作品排出座次，也不知是天降石碣，還是私意獨斷。總之是滿足于一些空話、套話，或表面熱鬧的形式，并不熱衷批評的實務。結果不但敗壞了文學批評的風氣，而且也埋沒了一些有價值的作家作品。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在第八屆茅盾文學獎178部參評作品中，有不少堪稱“優秀”、“杰出”的作品，卻沒有受到當代批評應有的評價和重視，更不用說給予恰當的歷史定位，時過境遷，結果就很可能被無情的時間和歷史所埋沒。

　　李遇春：說到這里，我有一個想法，您作為批評家的一大優勢，是善于把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結合起來。20世紀90年代初您又做當代文學史研究，這樣您的文學批評又有了文學史的視野。那么，您能結合自己的學術經歷談談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關系嗎？

　　於可訓：首先，我覺得文學史的知識是批評家必不可少的一種知識儲備，一個批評家不管你懂得多少，如果你對古今中外文學史的常識缺乏了解，這樣的批評家是無法從事文學批評的判斷和評價的。原因就在于，任何判斷和評價都需要有一個坐標或參照系統。按照韋勒克的說法，文學史是一種歷史的秩序，任何一個新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家、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要獲得闡釋和評價，都要進入這樣的一個歷史的秩序，都要放在這樣的一個歷史秩序里面，進行縱橫比較、權衡掂量才有可能。沒有比較，沒有參照，是無法做出任何判斷和評價的。有時候，這種比較和參照是下意識的、潛在的，不一定在字面上出現。比如說現在出現了一個詩人，他寫的詩也很朦朧，你自然就會聯想到當代的朦朧詩，在下意識里還有現代的九葉派的詩，甚至古代溫李派的詩詞，或西方象征派、意象派詩歌等等。你會自覺不自覺地以這些文學史知識作參照，對這個詩人的創作進行闡釋和評價。如果沒有這些文學史知識，或文學史知識不夠的話，你就無法建立這樣的參照系，無法在相互比較的基礎上作出判斷和評價。這是一個方面，即文學批評需要文學史知識的幫助，需要文學史的知識作鋪墊。

　　另一方面，文學批評所積累的思想資料，所積累的感性經驗，又是撰寫文學史的前提和基礎。文學史最終是把當代文學批評家所積累的感性經驗和思想資料上升到一個歷史的高度，把它系統化、條理化，這就是文學史。文學史離開了當代文學批評積累的經驗和判斷，它是無法做下去的。今天我們講建安文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梗概多氣”就是當年劉勰評論建安文學時下的判斷。像鐘嶸的《詩品》對很多詩人有一個排位，雖然后人有不同意見，如覺得把陶淵明放在中品不恰當，要把他放到那個時代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但畢竟也是以鐘嶸的這個評價為前提的。曹丕的《典論·論文》對當時代作家作品的評價，比如誰長于什么文體，誰的風格怎么樣，后來的文學史寫作都不能不參考這些意見，或基本上沿襲了這些判斷和評價。又如我們今天的當代文學史，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尤其是上個世紀80年代，諸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現代派實驗文學”，乃至“新寫實文學”發展演變的歷史邏輯的敘述和具體論析，都是以此前的文學批評所提供的經驗材料或思想資料為前提和基礎的，沒有這些東西，這個文學史是沒法寫的。

　　李遇春：所以說，沒有今天的文學批評，可能就沒有將來的文學史。

　　於可訓：韋勒克有一個很經典的說法，說文學史和文學批評都是對作品的研究，但是文學批評是對文學作品“作個別的研究”，而文學史則是對文學作品“作編年的系列研究”，也就是剛才說到的，文學史是把文學批評對文學作品“作個別的研究”所積累的判斷和評價系統化、條理化，成為一個歷史的序列或知識系統，這個歷史系列或知識系統，也就是文學史。當然，這其中也不能埋沒文學史家的創造性勞動，但文學批評所提供的前提和基礎，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李遇春：您在上面說到，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為撰寫這期間的文學史，提供了一個較為清晰的歷史邏輯和許多具體切近的判斷與評價，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史撰寫，似乎就沒有這樣的幸運，包括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歷史，當代文學史教材的編寫者們寫起來就不那么清晰了，即使勉強寫出來了也普遍認同度不高。

　　於可訓：我覺得，這種情況與這期間文學批評的乏力是有關的。我個人感覺，我寫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論》，在修訂版加入20世紀90年代的內容時，就感到文學批評提供的經驗材料或思想資料不夠豐厚，只能依靠自己的閱讀經驗，尤其是長篇小說部分，許多都是我自己一本一本去寫讀書心得，然后加以提煉，寫進文學史的。到了第三版加入2000年以來的文學，心里就更沒底了，幸好此前做過一個文學創作現狀調查的課題，有一點基礎，才得以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感到，文學批評所提供的經驗材料和思想資料，對文學史撰寫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

　　李遇春：現在很多報刊，比如《文藝報》《文學報》等等，都在探討文學批評問題，您作為老一代文學批評家，對青年文學批評家有什么建議、指點呢？

　　於可訓：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談到了。我希望今天的青年批評家在從事文學批評時首先要有足夠的知識準備。包括上面說到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知識準備。因為文學批評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文學接受活動，它和一般讀者的文學接受是有區別的，一般文學讀者到感受為止，但是作為批評家就得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上升到理論上，用自覺的方法論手段，形成一個系統的認識。其次，除了有足夠的知識準備之外，還得有一個自覺的意識。批評家所從事的是一種專業性的文學接受工作，如果沒有自覺意識，你就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性質和目標，不知道哪些是要做的，哪些是不要做的，也就不會去尋求相關理論的支持，不會去思考方法論之類的問題，就會陷入盲目性。再一個，就是盡量避開商業化、功利主義和各種人際關系的影響。現在很多批評家跟很多作家有些功利的東西掰扯不清。我覺得批評家的獨立性很重要，如果不能保持應有的獨立性，依附一些作者、書商、傳媒，他的批評一定做不好。最后一點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就是現在許多青年批評家，都是高校教師，現行的高等教育體制，對這些批評家的影響很大。比如很多發表在很高檔次的文學刊物上的評論文章，如《人民文學》《上海文學》等，在高校都不算科研成果，這會對文學評論的寫作產生影響，我希望這些批評家能正確處理好這個關系。因為我們當年就是從這條路上走過來的，有這方面的經驗和體會，說出來供大家參考。今天的青年批評家，比我們那一代有更好的環境，也有更開闊的視野、更敏銳的眼光和更新銳的思想，他們應該而且必定會為當代文學批評作出更大的成績和貢獻。

　　李遇春：作為一位文學批評家，您一直都對文學批評實踐活動保持著清醒的理論反思意識，您能談談您對當今時代的文學批評的期待嗎？

　　於可訓：我覺得現在應該是一個重建文學批評的時代，文學批評在整體上要重建，如果不重建，是有害于文學創作發展的。具體來說，有幾個方面的重建工作：一個是環境方面，現在過于功利化，過于商業化；另外一個是文學批評基本理論的建設，怎么樣培養批評家的一種自覺意識、方法論思想、批評觀念等，這都屬于理論建設；還有一個就是如何調整批評與創作、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關系。此外還包括文藝批評的領導工作，怎么樣去領導、指導文學批評。如果把文學批評僅僅當作一種工具，這是不對的。這是一個整體上的重建工程，涉及到批評隊伍、批評刊物、批評的理論與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我們在上面分別談到的問題，在這里就算作一個總結吧。(李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