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藝術介入現實

　　去年四月，一檔“以尋人故事為載體、打造公益尋人平臺”的電視節目《等著我》，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收獲了很好的口碑和收視率。今年5月，《等著我》提檔至每周日晚八點播出，正式進軍黃金檔。改版升級后的《等著我》，如同一縷清風令人倍感溫馨，彰顯了媒體的社會責任。今年3月，電影《失孤》上映，與此前的《親愛的》一樣，它們共同把關注的目光，投入到尋找走失兒童這一牽動人心的社會現實問題中來。越來越多的內容生產者，用電視、電影等各種媒介手段，展示社會現實層面發生的類似問題，并積極探索著解決的途徑。

　　事實上，中國的藝術創作，有著相當久遠而深刻的現實主義淵源。但是，如《失孤》等這類關注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些許現實主義質地的作品，盡管于社會有益，卻在當下市場主導的格局中，并不常被發行與播出方普遍坦然地接受。

　　尼爾·波茲曼曾用“娛樂至死”這樣一種表述來形容電子媒介對社會帶來的巨大改變。在這樣的社會中，娛樂化程度越高，越具有可消費性，市場回報也就越好。但是，關注現實的作品，尤其是具有真正現實主義品格的文化表達，恰恰是最不易轉化為消費品的一種表達，它與生俱來的品質，讓它不能完全令受眾產生愉悅感，甚至某些時候會讓受眾產生痛苦感，會因對社會具有警醒與反思而與受眾產生一定間離。

　　所以我們會看到，在這類尋親主題的影視節目中，骨肉之間的分離之苦是那樣的殘酷，無盡征程中伴隨的無力與無奈，像刀刃一樣一次次刺痛著觀眾的心靈；在《失孤》里，情感的表達盡管節制，可故事的人物仍避免不了在希望與絕望中交替著自己的悲劇人生；在《等著我》里，主人公對尋獲親人、友人、愛人充滿無限期待的眼神，在身后之門開啟后期待之人卻并未如期而至時，瞬間滿含失落、哀傷與淚水；在《親愛的》里，作為失子者的對立面，從人販子手中買入孩子的人在撫育過程中對孩子投入無限愛意，面對孩子被親生父母尋回時，倫理的夾縫同樣令旁觀者窒息。這一切，都使得觀眾在觀看的時候，需要付出極大的情感成本。這些直面現實的影像，直指人心，又刺痛雙眼。而也正是因其刺痛雙眼，與旨在滿足消費者自身愉悅與情感宣泄訴求的娛樂產品，有著極大差異。

　　令人欣喜的是，這類影視節目終歸出現在了大眾視野中并受到廣泛贊譽。為了能將這類作品有效地推送至廣大觀眾的面前，創作者將真誠的現實關懷，融入成熟的藝術表達手法與巧妙的商業元素配置中，將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對正氣善舉的渴望，以大眾可以接受的方式，進行了呈現。事實上，在中國影視日益完善的產業格局中，用藝術對現實進行關照與呈現，不失為一種差異化的市場競爭策略。中國影視市場正在接納愈加成熟和細致的產品類型劃分，各種體量的制作機構以不同類型的產品面向不同的消費市場。在今天的影視創作中，用現實主義元素增加類型片的深度與質感，或將現實主義影片注入類型片元素，都可以讓作品在整體產業格局中獲得一席寶貴的生存空間。《等著我》將現實落點搭載于藝術化的戲劇沖突之中，在之前的晚十點半時段依然取得優良的收視成績，《親愛的》用明星演員有力地刻畫現實中的人物，更是取得了與投資規模相適應且超出預期的較高票房。

　　移動互聯網網民的飛速增長，社交媒體應用的高度普及，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這一系列新興的媒介生態環境，使得擁有現實關懷的影視作品，于創意、生產、推廣等各個環節，有了更大的空間。在這樣的環境下，它們從屏幕之內，走向屏幕之外，從藝術地再現現實，到有機地介入現實。

　　不管是根據真實新聞報道進行改編創作的尋親類影片，還是互聯網作為重要內容線索的尋親類電視節目，它們本身就是媒介融合條件下出現的作品。為了讓作品中關注的現實問題令社會上更多的人產生關注，為了讓作品中傳遞的愛令現實中更多的人得到幫助，這些節目的創作者，綜合運用各類媒介手段，強力介入現實。于是，在《等著我》的現場，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電視臺的工作人員，還有來自公安部打拐辦公室的負責人，更有以幫助走失兒童回家為宗旨的專業公益組織志愿者。而在節目現場未能實現與期待之人相見的嘉賓，其故事被央視及合作媒體在網絡平臺推廣后，雖離開電視演播室但仍然可獲得實現重逢的機會。而《親愛的》的主創人員，也通過銀幕之外的實際行動，呼吁人們對這一社會問題提高關注，并幫助影片中的原型孫海洋繼續尋子。

　　相比影片與電視中的故事，現實中的故事也許更加殘酷。而藝術對現實真誠的觀照與介入，也許會令殘酷的現實有些許的改變。包括電影電視在內的各類媒介，正在吸納對藝術富有智慧的表達，和對現實富有關懷的心意，為娛樂化時代的大眾文化，注入打動人心的節點與推動社會進步的靈魂。

　　(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