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啟臻：鄉村價值的守護者

朱啟臻

　　第一次見到朱啟臻，是今年年初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為他的新書《留住美麗鄉村》舉辦的出版座談會上，會議散發的宣傳材料上羅列著他的一系列“頭銜”：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農大社會學系的締造者，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中國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然而，在見到本人之后，記者一下子無法將眼前這個人與他那著名“三民”問題研究專家的身份聯系起來，因為這位個頭不高的中年人在外形上看來似乎并無任何特別之處，甚至還略顯普通：方正的臉盤，黝黑的皮膚，壯實的身板，樸素的穿著，憨厚的笑容，一眼望過去就像是位地地道道的老農。只有架在鼻梁上的那副銀邊眼鏡似乎將他和農民區別了開來，從那兩個鏡片后面透出的清澈目光顯示出了他作為學者的深沉與睿智。

　　1957年，朱啟臻出生于北京市西南郊區的房山農村，自1982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算起，到如今他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已經超過30個年頭了。數十年里，他帶領科研團隊和自己的學生一頭扎進鄉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先后對全國二十多個省市的數百個農村進行了調研。正是憑借著這種“用腳做學問”的“笨”辦法和數十年如一日的韌勁，朱啟臻在近些年陸續推出了《農業社會學》《農民為什么離開土地》《農民參與土地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留住美麗鄉村》等引起廣泛社會反響的著作。近日，本報記者走進朱啟臻位于中國農業大學的辦公室，與他展開了對話。

　　讀書報：能談談您的人生經歷和學術經歷嗎？是什么機緣促使您走上農村問題研究這條道路？

　　朱啟臻：我出生在農村，是一個農民，而且確確實實干過好幾年農活，還當過生產隊長，帶領著我們生產小組進行“農業學大寨”。這一段農村生活經歷對我的整個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使我真切地體會到農民的艱辛，培養起我對農村、農民的感情。1978年，高考恢復后，我有機會進入大學讀書，便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北京農業大學農學專業，盼望著通過學習專門的農業知識來改變農村落后的面貌。然而，在初步掌握了一些農學知識以后，我發現在面對農村發展中遇到的許多問題時，自己仍然很困惑。這時，我才意識到農村問題實際上很復雜，僅僅依靠農業知識并不可能很好地解決，只有放在多學科的背景下，很多問題才會迎刃而解，于是我又接著攻讀了社會學、心理學等課程，希望能從更寬廣的角度來進行農村問題研究。畢業后，我留校任教，到后來進入中國農民問題研究所，正式成為了一名專門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學者。

　　讀書報：從事農村問題研究數十年，您有著十分豐富的農村調研經歷，很多著作里都有豐富的案例，在進行調研的過程中，有沒有特別觸動您的人和事？

　　朱啟臻：搞“三農”問題研究，絕不能空坐書齋，一定要走出屋去，像現在，我每年至少有4個月的時間是在全國各地做調研。在調研過程中我們接觸到了很多接地氣的人和事，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去農村調研，在田野里，我們看到很多農民在辛苦地勞作。令人疑惑的是從事繁重勞動的往往并不是身體力壯的年青人，反而很多是年老體衰的老年人。我很好奇，就找到一位老大爺聊天，通過交談得知老人家當時已經是82歲的高齡了。老人家說：“我是農民，在土地上生活了一輩子了，不忍心眼睜睜地看著這么好的土地荒掉，趁著現在還能動彈，再打理幾年，真等到實在不能動彈的那一天，我就是想種也沒有辦法了�！闭f這話時，我注意到老人用目光親切地逡巡著他腳下的這塊土地，眼睛里滿是無限的深情……我當時很受感動，一下子想起了艾青的兩句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還有一件事給了我極大觸動，那是2013年6月我們去山西省靈丘縣上車河村做調研，當進入到村子以后，我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成片破舊、坍塌的民房，道路上、庭院里到處是瘋長的密密麻麻的荊棘、蒿草。我們了解到，這個村子在人口最多時曾達到300多人的規模，然而隨著村民的陸續搬出，現如今這里只剩下3戶8口人了。就是這僅剩的3戶人家，其中兩戶也已經在鎮上買了房子，即將搬下山去。剩下的一戶家庭，兩個大人帶著兩個孩子，兩個孩子都在10公里外的鎮上寄宿小學讀書，每周回家一次。因為無人耕種，這里的耕地野草叢生，大片地荒蕪著。偶爾有幾只野貓從遠處竄過，整個村莊已經成了被人遺棄的空村。在愈演愈烈的城市化浪潮中，上車河村只是個縮影，在中國有無數個這樣的鄉村，它們正在經歷著衰亡，它們未來的命運令人擔憂。

　　讀書報：農村的消亡確實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家統計局的一組數據令人觸目驚心：2000年時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這個數字減少到270萬，10年里有90萬個村子消失了，平均每天就有近300個村子消失。面對這種現象，有人悲觀地預言在不久的將來，鄉村可能會完全消失。對此您如何看待？

　　朱啟臻：鄉村的衰落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是不爭的事實，對此我感到惋惜，因為隨著這些村落一塊消失的還有許多無形的文化，比如鄉村的傳統藝術、傳統道德等，而這些一旦消失就很難再重新尋回。有人說，鄉村是中國現代文明遺落的胎衣與襁褓，但是現在我們卻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我們忘記了自己從哪里來，我們正在親手斬斷自己的文化根脈，這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

　　雖然鄉村的發展現狀堪憂，但是我并不悲觀。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目前整個社會已經開始了對鄉村走向衰落的反思，這種反思或許預示著鄉村未來的前景。近年來，中央政府多次強調要轉變農村建設的思路，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要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我相信，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鄉村所具有的一系列獨特的價值一定會彰顯出來，這些價值也正是鄉村源源不斷的生命之所在。

　　讀書報：您在《留住美麗鄉村》一書中提到了鄉村存在的一系列價值，但在現實生活中鄉村卻無可奈何地在走向衰落，您認為造成當前鄉村衰落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朱啟臻：鄉村的衰落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個值得認真探討并深刻反思的問題，我覺得至少有以下幾個因素造成了目前鄉村衰落的局面：首先是長期以來“賤農主義”思想在全社會的廣泛流播。按理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農業本應有著很高的地位，農民本應該被全社會所尊重，然而一股“賤農主義”的潮流幾十年來卻在中國洶涌流動，這其中尤其是在教育領域貽害無窮。看看我們的教育從小教給我們的是什么？是“跳出農門”，是千方百計地“逃離農村”，這些教育理念背后反映出的都是對農村、農業的輕視。于是乎，一個人如果呆在農村便被看作是沒出息的表現，而他如果能進入到城市則被視作無上的光榮。其次是長期以來城鄉二元對立的制度造成了目前鄉村的衰落。城市和鄉村本來是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它們各自有著獨特的價值，本應該取長補短，和諧共榮。然而，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家在政策層面上推行的以“城市導向”為主的“戶籍政策”等制度，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城市建設中去，無形中壓抑了農村的發展。城鄉之間正常的雙向流通變成了彼此阻隔，壁壘森嚴。而現在，我們必須拆除這些不合理的制度障礙，實現城鄉之間的順暢互通，讓每個人既能“出得來”，也能“回得去”。

　　讀書報：回顧您自己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幾十年，其間有什么樣的甘苦愿意與讀者分享？您是否后悔選擇了這樣一條人生道路？

　　朱啟臻：搞“三農”研究幾十年，我常常有一種無奈。在眾聲嘈雜的“三農”研究領域，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發表各種觀點，個人的聲音很容易就被淹沒。很多觀點，我在十多年前提出時應者寥寥，可是現在有些卻已經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這中間我們走了多少彎路啊！還有一些無奈來自部分執政者根深蒂固的偏見。很多年前我曾經提出過兩個選題申報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一個是“北京郊區鄉村存在的價值”，另一個是“未來新型農民的培養”，結果均被否定。事后一位領導說，北京所有的鄉村都要被消滅，都要變成城市，所有的農民都要變成市民，鄉村的價值從何談起？新型農民的培養又有何意義？對此我無言以對。雖然有很多無奈，但是當自己的觀點被老百姓認可，尤其是能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時，我又很高興，來自于農民的認可是對我最大的褒獎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