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電影創作者培養了觀眾低級、惡俗的審美觀

　　在剛過不久的暑期檔，郭敬明導演的《小時代3》成為暑期檔最熱的影片，微博上打分人數和點評量均最多，并以5.2億元的票房大獲成功。不過這部電影也引起了廣泛爭議，影片上映后，關于其情節空洞、對奢侈品無限推崇、價值觀低俗等批評不斷。《小時代》為什么會引發這樣的爭論？電影和觀眾應該是什么關系？就此光明網記者采訪了著名作家、國家一級編劇陸天明。以下是訪談實錄。

　　老板領導電影很危險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我們的幸與不幸都是身處這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在改革中，各行各業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來參與和推動：戰士拿槍，經濟學家拿經濟方策，政治家拿政治謀略，工人農民拿辛勤勞動。對于作家而言，這尤其是一筆巨大的寶藏，不應回避，要主動參與、促進這場大變革。因而，作家的創作要貼近現實，不能袖手旁觀，必須投入其中。當然，并不是說所有創作都要貼近現實，都要關注政治，都要去把社會問題寫進來，也不一定。文學一定是多樣的，不能一味強求。

　　今天的文藝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值得警惕，就是文化的全盤產業化，是票房至上。搞文化事業當然離不開市場，特別是我們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越過這個階段。但我們必須避免走上文化完全產業化的彎路。因為，文化是做人的精神建設，塑造人的靈魂的。文化的全盤產業化勢必造成所有的文學藝術、人文領域的東西商業化。全部商業化以后，就會沒有信仰，把人的靈魂都固著在商業和利益上，就沒有了靈魂。這個問題的嚴峻性已經逐漸在顯示出來。

　　為什么現在有很多完全不像電影，沒有一點藝術性的東西怎么能拍，能播呢？現在拍電影很容易，因為有錢人太多了，到處有人投資，到處等劇本。拍很容易，能不能播是一道關，這道關是誰來把關呢？不是黨來把關，是老板來把關。老板很現實，他們把關的標準只有一個：能不能賣錢。雖然現在我們一年出產一百多部國產電影，但總的來說質量可以說是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只是極少數的，是院線老板覺得可以賣錢的，還有一大批極好的電影卻沒有老板買。所以說，我們電影是老板在領導，這很危險。

　　文藝工作者喪失了道德底線

　　現在的年輕人誰還會關注時事？他們只看電影。有兩部電影我想重點提一下，因為這兩部片子引起了極大地爭論，顯示了拜金主義，奢華之風的導向。

　　一部是《小時代》，它所表現的當下90后的內心，眼中只有自己，一群年輕人互相利用，引導了90后、00后這一批青年追求奢侈、追求不切實際的那種生活的奢侈。比如片子里面竟然幾乎所有人都睡了對方女友和男友，它展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的物質享受。可以說，《小時代》完全在販毒！沒有一個有責任感的藝術家會拍這樣的電影，向年輕人來推銷這樣一種荒謬的價值觀。《小時代》不僅在我們國內引起了極壞的影響，而且在好萊塢都引起反感，港臺有良知的藝術人士也全部表示反感。這樣一部片子為什么會出現在我們社會主義的電影院里？但老板認為它能掙錢！我們國內對它的譴責是遠遠不夠地。

　　郭敬明還洋洋得意，他還剽竊，剽竊之后還不道歉，竟然還成為中國作協的成員。作家最忌諱的事情就是剽竊，偷東西的都可以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協到底干什么？這在向年輕人，特別是文學愛好者昭示什么呢？小偷本來應該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結果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叫好。為了掙錢，就能夠什么都不管不顧了么？長江出版社竟然還讓其做副總編。誰也不敢出來譴責，中國完全就沒有是非黑白了？

　　另一部是《分手大師》，電影整個是用黃段子組合起來的，不斷地在意淫中用異性和同性之間的，甚至是變態的性暗示交互組接而成，再加上毫無內涵指向和意味的瘋狂搞怪，簡直是在灑狗血。我前陣子跟它吵了一架，帖子有一百多萬點擊率，幾千個評論又吵又罵。在我看來，《分手大師》簡直是在出售搖頭丸。審片子時，六位評委，除了我全是權威的電影專家，氣得全都站起來了，想不到它會無聊、低級、黃色、下流到這種地步！你們看到的片子還是修改過的刪節版，我們讓他們改了20多處。

　　《小時代》和《分手大師》讓我們看到了什么？這樣空前的爛片，暴露了我們一批年輕的電影人在取得一些成就后的迷失。在票房的蠱惑下，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喪失了道德底線，不斷制造缺失底線的娛樂產品，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許多人說現在的中國沒有信仰沒有底線，這在我看來都是輕的，我覺得處于崩潰前夕。怎么辦？當然光靠電影肯定是不行的。但作為電影人，你起碼不能雪上加霜，在傷口上撒鹽。這不僅是把握住底線的問題，還關系我們電影工作者到底要把中國和中國未來的主人引向哪里去，這是一個民族取向的問題。再過20年，這些年輕的觀眾將主宰中國。如果形成了一代風氣的話，會沖垮整個民族的防線。這讓我非常擔憂，對這種非常不健康的趨向，必須大吼一聲！

　　目前文藝作品和觀眾是負循環的關系

　　現在的觀眾為什么會鐘情無聊、色情的電影？首先，從大環境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我們忽略了生產關系的問題，忽略了人的精神狀態的問題。我們講兩條腿走路，講兩手都要硬，實際上，另一手一直都不夠硬。

　　優秀的電影人沒有自律，缺乏責任心，這真的需要人考慮，是不是我們的環境提供了這樣的東西，我們是不是對票房過于重視？院線老板只看票房在選電影，可謂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刀啊，扼殺了不少真正優秀影片，甚至可以說逼良為娼！

　　第二，文藝作品和觀眾有正循環和負循環的關系。現在文藝界和觀眾是負循環，是惡性循環的關系。我們創作者，我們的爛文藝作品，培養了這批觀眾，培養了他們低級、無聊、惡俗的審美觀。現在任何一部電影沒有性沒有色甚至就不成電影，沒有票房。90后、00后他們看電影、看文藝作品，完全不接受任何思想教育，完全是玩鬧心理，就是開心好奇古怪無聊。所以說，是我們培養了這樣一批觀眾，讓他們審美低下，然后這批觀眾又反過來影響導演和編劇，逼著導演、編劇去寫這些無聊的東西，無聊的東西又培養更大的觀眾群、讀者群。在我看來，現在90后、00后都變成“鴉片鬼”了，非鴉片他們不要，所以我們的導演編劇就只有一條路——做鴉片。這樣下去，中國文學者和中國文藝界的未來是很值得憂慮的。因為所有真正具有文藝價值的東西賣不出去，作家自己寫正經的東西養活不了自己，只有跟著無聊。這種現象會蔓延成風的話，中國就沒有電影了，我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嘩眾取寵。

　　第三，政府有一定的責任，表現為過于重視電影GDP，管控不到位，放任有毒的東西。十八大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談到文學藝術的部分，強調要處理好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兩個關系。但現在基本上，投資商、制片商都在以票房為標準來衡量要拍什么，怎么來拍。《小時代》我提的很多意見，電影局不讓改。電影局什么意見呢？要票房！因為他有壓力，如果國內一年總票房比不過好萊塢要受批評。我們還是拿電影界的GDP來衡量政績，其實，更應該批評為什么這么糟的電影還能出來。

　　十八大以后，我們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但也同時指出政府的管控不能忽視，不能忽略。搞文化建設同樣要遵循這兩句話，明確政府管什么。有領導說我們現在每年有幾個億用于資助正能量的片子。你光資助沒有用啊？你放縱那些有毒的電影，資助正能量的片子就沒有用。資助的電影沒人看等于白資助。

　　藝術家自己負首要責任

　　年輕觀眾鐘情無聊、色情的電影局面的出現，時代、政府、藝術家自己、媒體都要對此負責。但藝術家自己要負首要責任。因為在電影市場，創作者是主體。

　　現在我們社會掀起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熱潮，這很重要。我們創作者要說大道理，要很好地宣傳這些核心價值觀。所有的藝術家要有主心骨，要有自覺意識，明白我為什么寫作，為誰寫作，要從完全的錢眼里跳出來。以前講不為權貴彎腰，現在還要不為金錢彎腰。我們都說藝術家高尚神圣，人們崇拜你，因為你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在這個國家巨變的時候，我們更加要呼喚那些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藝術家，和人民一起來謀求時代的進步，推動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向前發展。

　　政府不僅要扶持正能量的片子，讓大家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對于非核心價值觀的東西，對于文化產業中間不好的東西，要堅決反擊。偉大領袖毛澤東曾提出的一句話很有用，“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句話非常正確，生活中也很簡單的道理。過去黨包了一切，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去吸毒。現在很多人大學畢業就失業，沒有指望，怎么不吸毒。這種情況下不打擊販毒吸毒，甚至會比1848年還厲害。我們有權力封殺卻不封殺。政府必須有所動作，才能逐漸讓年輕人感覺到什么是好的，才能有助于其健康成長，有健康生活方式。

　　對于涉毒涉黃的明星必須要封殺

　　最近，明星吸毒嫖娼事情再一再二再三地出現，甚至有人戲稱現在到了可以拍監獄風云的地步了。為什么文藝界的人一個接一個出事情？因為他們覺得無所謂啊，在看守所關幾天就出來了。出來以后隨便道個歉馬上有人就出來說話，對他們要寬容啊，你看黃海波可以潛規則卻沒有，他自己掏錢去嫖娼，完全是有良心的，很了不起；王全安可以去潛規也沒有，在家里面嫖娼被抓說明體制侵犯了人的隱私，甚至還有什么還有說嫖娼有理，不應該抓人。難道你家里就可以做壞事么，在家里殺人可以么？！你看現在輿論都這么糊涂了，是非觀到了什么地步！寧財神放出來后還叫囂不后悔，你看囂張到什么地步？！這在臺灣香港難以想象！涉毒在臺灣香港等地是都要封殺的。

　　所以政府作用非常重要，光靠市場、正面教育不行，已經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現在為什么要抓黑名單，所有涉毒涉黃的要封殺。這是踐行核心價值觀，要反擊的一個行為。你可以不踐行，不強制你踐行，但你不能做壞事，做了壞事情一定打擊。也就是說，對于核心價值觀，我們不僅要倡導，對于反核心價值觀的，一定要反擊，要懲罰。這是一個規律，不要認為這個世界現在太平了，就不需要反擊了。在歐美國家，你違反它的規則它也一定制裁你。

　　媒體要發揮好應有的作用

　　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很重要，黨和政府，要充分利用好媒體的作用。為什么《小時代》能上映，而很多好電影不能上映，難以走向公眾？媒體不吭氣，對這些作品幾乎沒有宣傳，炒作。炒作要有錢的，現在很多媒體也只看錢，誰給錢給誰炒作。

　　之前，北京電視臺約我就《分手大師》去做節目(最后未去)，同時卻又一次一次讓鄧超去發言闡述理由，實際上它是為《分手大師》造勢。黨和政府辦的電視臺，怎么能完全只看收視率，只看廣告？明明知道片子不好，不僅不批評，反而一次一次讓鄧超去發言闡述理由！這樣的媒體起什么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說它含糊其辭都是輕的，說它推波助瀾都不為過。為什么不能冷落，還把《小時代》吹得一塌糊涂？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有人說老陸你敢說話，我很奇怪，我就說了幾十上百個的實話，怎么就是敢說話呢？這應該是一種風氣，風氣的形成一要靠政府。另一方面要發揮黨和政府掌握的媒體作用。蘇聯政府垮臺時，媒體基本不在其控制了。現在媒體還在我們手里，卻不能好好利用，只注重宣傳領導言論，而不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給民眾一個明確答復。所以，媒體應該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康慧珍采訪整理)